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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伊朗导演，1940年生于德黑兰。伊朗电影业公认的代表人物，拥有国际性的声誉。代表作《橄榄树下的情人》《樱桃的滋味》《如沐爱河》等。
在电影界，有两位世界级的大佬总是戴着墨镜出现在公众视野。一位是香港导演王家卫，另一位就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中国的文艺青年中，阿巴斯有着极高的声望。就像他们追慕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艺术电影，伊朗电影也一度成为流行时尚，是彰显品位的个性标签。而这一时尚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缔造者，就是阿巴斯。
最近，阿巴斯来中国拍电影了。在北京798艺术中心的某家咖啡馆，《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他。从标志性的墨镜到帆布鞋，阿巴斯从头到脚一身黑色，看起来既随意舒适又有范儿。虽然一副酷酷的模样，但他说话轻声细语，温柔而绅士。他已经75岁了，却一点不显老态，言谈间还是个“文艺青年”的腔调。
“初夏，我随风而来。晚秋，我随风而去。我始终悬浮于季节之间……”在一首诗里，阿巴斯曾这样写道。这一次，这位“风之子”被吹到了中国，他要拍《杭州之恋》：“杭州作为新片的拍摄地，不是我选择的。就像在飞机上跳伞一样，跳着跳着就落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问一下周遭的人，原来这就是杭州。”
这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城市赋予他创作灵感。“一睁开眼是一个全新的地方，地理地貌、风俗民情、人们的状态都非常吸引我。”尤其顺利的是选演员，“以往拍片的时候，挑选演员总是最费劲的一个环节，但这次不一样，作为一个原先学美术的人，我想说中国人的脸真是赏心悦目。”
《杭州之恋》将由中国演员和伊朗演员共同出演。阿巴斯没有透露片子的具体内容，但说这将是一部讲述跨国恋情和文化碰撞的电影，“充满爱与激情”。在他看来，爱情，很简单，但人际关系，却微妙而复杂。他引用了伊朗诗人哈菲兹的一首诗歌来形容这部电影，大意是：爱情可以重复，但悲伤却不能重复;爱情的体验是相似的，但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故事却千差万别。他要做的，正是用电影镜头，寻找“相似”中的“不同”。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这一段时间他待在中国，观察、学习、研究，感受“这里的发展怎么这么快，变化为什么这么巨大”。“在一个新的地方，首先要有一颗好奇心，然后拍电影就有动力了。” 他的伊朗演员们也在学习中文，剧本正在翻译过程中。他还组织了一些比较正式的试拍。当记者问他正式的拍摄何时开始，他的回答自有诗意：“所有恋爱主题的电影都应该在春天拍摄吧。”
因为片子要在中国上映，当记者问他会不会为了迎合中国市场做一些妥协和改变时，阿巴斯斩钉截铁地说：“不会。我会尽量把电影拍得赏心悦目一些，但我不会也不能改变我原先的创作风格。”
对普通观众来说，阿巴斯的创作风格并不讨喜，甚至让人昏昏欲睡。他的电影没有太多戏剧化的冲突，没有大场面、激烈的动作戏、香艳的情景，摒弃了很多外在的让人兴奋的元素。但他善于从平凡的事件中揭示人类最普遍的情感，是一个在平静和沉默中释放力量的电影哲人。
阿巴斯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自幼学习绘画，但自称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画家”。童年时期，他是一个孤独症患者，小学6年没有跟班里的任何人说过话，只有通过画画他才有一些向外界宣泄的出口。后来他考上美术学院，但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走美术的道路，一边兼职一边读书，最终花了14年才完成学业。
从摄制广告片入手，阿巴斯渐渐进入到电影行业。尽管伊朗和全世界一样，人们被美国电影占据着视线，但阿巴斯的电影从一开始就宣告了同好莱坞电影霸权的决裂。1970年他的第一部抒情短片《面包与小巷》奠定了他的创作风格：纪录片式的镜头、非专业演员的运用、即兴的表演，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他来说，美国电影中那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要用电影来谈论生活，表现他的朋友、邻居和路人。
上世纪80年代，他创作了一系列表现伊朗学龄儿童的影片，如《一年级新生》《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家庭作业》等，令他声名鹊起。电影讲述的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比如曾经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讲述的是一个小朋友拿错另一个小朋友的作业本，千方百计为他送回去的事情。故事虽然简单，但孩子的纯真、执着与无助，牵动着每一位观众的心，在与世隔绝的偏僻山村里，他们的艰难处境也格外令人同情。
在相对保守的伊朗，森严的电影审查制度以及宗教禁忌之下，政治和妇女都属于不能触及的敏感话题，而阿巴斯找到了儿童这个突破口，证明了在种种限制之下，电影依旧可以拍得动人心弦。之后伊朗乃至全世界出现的儿童电影风潮，可以说发轫于阿巴斯。
阿巴斯也时常表现成人世界的爱情、婚姻，探讨生老病死等命题。他的镜头像一个旁观者，不动声色，不做过度的煽情。有时，在拍摄电影情节时，他反倒对镜头背后演员们的真实事情发生了兴趣，于是，他索性把镜头对准他们。偶尔摄影师停下来，因为演员把脸转了过去，拍不到脸，阿巴斯则说：“这有什么要紧？也许演员的膝盖更能表现出他的精神状态。”
他名震电影圈的深情之作《橄榄树下的情人》就是典型的例子。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摄制组拍片时，两个演员之间的爱情纠葛。这部片子有着复杂的套层结构，阿巴斯有意模糊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在这样一部“戏中戏”里，人们看到的每一幕到底是片中拍摄的电影情节还是真实发生的爱情？观众已经在阿巴斯的镜头里深深迷惑。令影迷印象最深刻的是结尾长达4分钟的大远景长镜头，阿巴斯用一种暧昧不清又充满诗意的方式交待了主人公的命运，留下了无尽的意味和悬念。
除了诗情，阿巴斯的电影也不时闪现出哲思。曾获1998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樱桃的滋味》，探讨的是关于“自杀”的命题。主人公开着一辆空间很逼仄的小汽车缓缓行驶在荒凉的德黑兰城郊，在与陌生人的偶然相遇和闲聊中，彰显着导演对于宗教、生命、伊朗文明的思考，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渐渐逼近生与死的本质。
电影《橄榄树下的情人》剧照
一面是誉满国际，一面是本国争议。在戛纳金棕榈奖的颁奖台上，阿巴斯亲吻了颁奖嘉宾法国女星凯瑟琳？德纳芙的脸颊，引起伊朗的轩然大波，因为在伊朗，男子禁止在公共场合亲吻妻子以外的女人。事后阿巴斯的电影有十多年不能在本国上映，只通过盗版碟等方式传播;他像一个地下工作者一样，拍电影、剪电影都偷偷摸摸，直到近年来才慢慢解禁。
另外，阿巴斯电影里赤裸裸的真实还曾招来伊朗政府的反感，认为他向国外展现了伊朗丑陋的一面，有某种政治上的阴谋。对此，阿巴斯坚持，他的电影与宗教、政治无关，他致力于探讨的只有人性本身。“我从来没有去迎合外国观众。伊朗政府发给我护照，但我的电影是没有护照的。我是为人类拍电影。”
阿巴斯在全世界各地拍片，2010年的《原样复制》在意大利拍摄，2012年的《如沐爱河》在日本拍摄，而这部《杭州之恋》又来到中国。因为他在电影艺术方面的成就，也有像朱丽叶？比诺什这样的国际影星不计报酬地出演他的电影。但他还是惦记着自己的主场。他对记者说，伊朗始终是他的家，他最好的电影是在伊朗拍摄的。他还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现在伊朗电影掀起了一股新浪潮，年轻人们走出了德黑兰，将目光投射到更宽广的国土。他已计划好回国拍一部新的电影。
在世界各地，阿巴斯还收了不少“徒弟”。近20年来，他在全世界成立了多个工作室，发掘和扶持电影新人，为电影艺术注入新鲜血液。“最出色的是中国的学生，他们很勤奋，也很有天赋。所以中国电影的未来是最具有潜力的。这一点，并非我今天作为客人才跟你这么说。”
阿巴斯很喜欢和年轻的电影人交流：“不是说我传授了他们什么，而是从他们身上，我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保持着观念的更新。”在全世界，商业电影仍是主流，拍摄和推广艺术电影是一件步履维艰的事情。在阿巴斯眼里，很多商业电影都是“奇形怪状的垃圾，把人们的审美趣味拉向低级”。对于坚守艺术电影阵地的年轻人，他建议要走自己的路：“不要老看一些年长导演的作品，亦步亦趋地向他们学习，应该保持自己的风格，要原创。而原创的动力来自于生活，只有自己经历的才是最珍贵的，而不是说一味地去模仿。”
“电影始于卢米埃尔，终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戈达尔曾如此评价。不论是“新现实主义的旗手”还是“第七艺术的人文卫士”等，对于阿巴斯来说都只是空洞的标签。他一生所做的都是在探索电影艺术无限的可能性，探索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边界，努力接近人的本质，“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通向这个目的地的一把钥匙”。
编辑/赵晓兰 美编/苑立荣 图编/侯欣颖 编审/许陈静
在电影界，有两位世界级的大佬总是戴着墨镜出现在公众视野。一位是香港导演王家卫，另一位就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中国的文艺青年中，阿巴斯有着极高的声望。就像他们追慕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艺术电影，伊朗电影也一度成为流行时尚，是彰显品位的个性标签。而这一时尚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缔造者，就是阿巴斯。
最近，阿巴斯来中国拍电影了。在北京798艺术中心的某家咖啡馆，《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他。从标志性的墨镜到帆布鞋，阿巴斯从头到脚一身黑色，看起来既随意舒适又有范儿。虽然一副酷酷的模样，但他说话轻声细语，温柔而绅士。他已经75岁了，却一点不显老态，言谈间还是个“文艺青年”的腔调。
“风之子”吹到了中国
“初夏，我随风而来。晚秋，我随风而去。我始终悬浮于季节之间……”在一首诗里，阿巴斯曾这样写道。这一次，这位“风之子”被吹到了中国，他要拍《杭州之恋》：“杭州作为新片的拍摄地，不是我选择的。就像在飞机上跳伞一样，跳着跳着就落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问一下周遭的人，原来这就是杭州。”
这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城市赋予他创作灵感。“一睁开眼是一个全新的地方，地理地貌、风俗民情、人们的状态都非常吸引我。”尤其顺利的是选演员，“以往拍片的时候，挑选演员总是最费劲的一个环节，但这次不一样，作为一个原先学美术的人，我想说中国人的脸真是赏心悦目。”
《杭州之恋》将由中国演员和伊朗演员共同出演。阿巴斯没有透露片子的具体内容，但说这将是一部讲述跨国恋情和文化碰撞的电影，“充满爱与激情”。在他看来，爱情，很简单，但人际关系，却微妙而复杂。他引用了伊朗诗人哈菲兹的一首诗歌来形容这部电影，大意是：爱情可以重复，但悲伤却不能重复;爱情的体验是相似的，但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故事却千差万别。他要做的，正是用电影镜头，寻找“相似”中的“不同”。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这一段时间他待在中国，观察、学习、研究，感受“这里的发展怎么这么快，变化为什么这么巨大”。“在一个新的地方，首先要有一颗好奇心，然后拍电影就有动力了。” 他的伊朗演员们也在学习中文，剧本正在翻译过程中。他还组织了一些比较正式的试拍。当记者问他正式的拍摄何时开始，他的回答自有诗意：“所有恋爱主题的电影都应该在春天拍摄吧。”
因为片子要在中国上映，当记者问他会不会为了迎合中国市场做一些妥协和改变时，阿巴斯斩钉截铁地说：“不会。我会尽量把电影拍得赏心悦目一些，但我不会也不能改变我原先的创作风格。”
沉默中释放力量
对普通观众来说，阿巴斯的创作风格并不讨喜，甚至让人昏昏欲睡。他的电影没有太多戏剧化的冲突，没有大场面、激烈的动作戏、香艳的情景，摒弃了很多外在的让人兴奋的元素。但他善于从平凡的事件中揭示人类最普遍的情感，是一个在平静和沉默中释放力量的电影哲人。
阿巴斯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自幼学习绘画，但自称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画家”。童年时期，他是一个孤独症患者，小学6年没有跟班里的任何人说过话，只有通过画画他才有一些向外界宣泄的出口。后来他考上美术学院，但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走美术的道路，一边兼职一边读书，最终花了14年才完成学业。
从摄制广告片入手，阿巴斯渐渐进入到电影行业。尽管伊朗和全世界一样，人们被美国电影占据着视线，但阿巴斯的电影从一开始就宣告了同好莱坞电影霸权的决裂。1970年他的第一部抒情短片《面包与小巷》奠定了他的创作风格：纪录片式的镜头、非专业演员的运用、即兴的表演，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他来说，美国电影中那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要用电影来谈论生活，表现他的朋友、邻居和路人。
上世纪80年代，他创作了一系列表现伊朗学龄儿童的影片，如《一年级新生》《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家庭作业》等，令他声名鹊起。电影讲述的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比如曾经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讲述的是一个小朋友拿错另一个小朋友的作业本，千方百计为他送回去的事情。故事虽然简单，但孩子的纯真、执着与无助，牵动着每一位观众的心，在与世隔绝的偏僻山村里，他们的艰难处境也格外令人同情。
在相对保守的伊朗，森严的电影审查制度以及宗教禁忌之下，政治和妇女都属于不能触及的敏感话题，而阿巴斯找到了儿童这个突破口，证明了在种种限制之下，电影依旧可以拍得动人心弦。之后伊朗乃至全世界出现的儿童电影风潮，可以说发轫于阿巴斯。
阿巴斯也时常表现成人世界的爱情、婚姻，探讨生老病死等命题。他的镜头像一个旁观者，不动声色，不做过度的煽情。有时，在拍摄电影情节时，他反倒对镜头背后演员们的真实事情发生了兴趣，于是，他索性把镜头对准他们。偶尔摄影师停下来，因为演员把脸转了过去，拍不到脸，阿巴斯则说：“这有什么要紧？也许演员的膝盖更能表现出他的精神状态。”
他名震电影圈的深情之作《橄榄树下的情人》就是典型的例子。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摄制组拍片时，两个演员之间的爱情纠葛。这部片子有着复杂的套层结构，阿巴斯有意模糊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在这样一部“戏中戏”里，人们看到的每一幕到底是片中拍摄的电影情节还是真实发生的爱情？观众已经在阿巴斯的镜头里深深迷惑。令影迷印象最深刻的是结尾长达4分钟的大远景长镜头，阿巴斯用一种暧昧不清又充满诗意的方式交待了主人公的命运，留下了无尽的意味和悬念。
除了诗情，阿巴斯的电影也不时闪现出哲思。曾获1998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樱桃的滋味》，探讨的是关于“自杀”的命题。主人公开着一辆空间很逼仄的小汽车缓缓行驶在荒凉的德黑兰城郊，在与陌生人的偶然相遇和闲聊中，彰显着导演对于宗教、生命、伊朗文明的思考，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渐渐逼近生与死的本质。
无关政治，只关人性
一面是誉满国际，一面是本国争议。在戛纳金棕榈奖的颁奖台上，阿巴斯亲吻了颁奖嘉宾法国女星凯瑟琳？德纳芙的脸颊，引起伊朗的轩然大波，因为在伊朗，男子禁止在公共场合亲吻妻子以外的女人。事后阿巴斯的电影有十多年不能在本国上映，只通过盗版碟等方式传播;他像一个地下工作者一样，拍电影、剪电影都偷偷摸摸，直到近年来才慢慢解禁。
另外，阿巴斯电影里赤裸裸的真实还曾招来伊朗政府的反感，认为他向国外展现了伊朗丑陋的一面，有某种政治上的阴谋。对此，阿巴斯坚持，他的电影与宗教、政治无关，他致力于探讨的只有人性本身。“我从来没有去迎合外国观众。伊朗政府发给我护照，但我的电影是没有护照的。我是为人类拍电影。”
阿巴斯在全世界各地拍片，2010年的《原样复制》在意大利拍摄，2012年的《如沐爱河》在日本拍摄，而这部《杭州之恋》又来到中国。因为他在电影艺术方面的成就，也有像朱丽叶？比诺什这样的国际影星不计报酬地出演他的电影。但他还是惦记着自己的主场。他对记者说，伊朗始终是他的家，他最好的电影是在伊朗拍摄的。他还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现在伊朗电影掀起了一股新浪潮，年轻人们走出了德黑兰，将目光投射到更宽广的国土。他已计划好回国拍一部新的电影。
在世界各地，阿巴斯还收了不少“徒弟”。近20年来，他在全世界成立了多个工作室，发掘和扶持电影新人，为电影艺术注入新鲜血液。“最出色的是中国的学生，他们很勤奋，也很有天赋。所以中国电影的未来是最具有潜力的。这一点，并非我今天作为客人才跟你这么说。”
阿巴斯很喜欢和年轻的电影人交流：“不是说我传授了他们什么，而是从他们身上，我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保持着观念的更新。”在全世界，商业电影仍是主流，拍摄和推广艺术电影是一件步履维艰的事情。在阿巴斯眼里，很多商业电影都是“奇形怪状的垃圾，把人们的审美趣味拉向低级”。对于坚守艺术电影阵地的年轻人，他建议要走自己的路：“不要老看一些年长导演的作品，亦步亦趋地向他们学习，应该保持自己的风格，要原创。而原创的动力来自于生活，只有自己经历的才是最珍贵的，而不是说一味地去模仿。”
“电影始于卢米埃尔，终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戈达尔曾如此评价。不论是“新现实主义的旗手”还是“第七艺术的人文卫士”等，对于阿巴斯来说都只是空洞的标签。他一生所做的都是在探索电影艺术无限的可能性，探索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边界，努力接近人的本质，“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通向这个目的地的一把钥匙”。
编辑/赵晓兰 美编/苑立荣 图编/侯欣颖 编审/许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