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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5日的一次夜间大轰炸，使躲避于重庆较场口一个防空洞内约12000名市民死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它与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1938年11月12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全国的三大惨案。
一万多人被活活闷死
抗战期间，重庆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于是，政府便组织人力挖掘了不少防空洞，这里所说的大隧道便是其中之一。它位于市中心稍偏西的一个叫十八梯的地方，洞内能容纳四五千人，这便是较场口大隧道。重庆这个战时首都，街道像旧金山一样，高高低低，一年之中，约有六个月的漫长时间大雾迷漫。抗战初期，用雷达投掷炸弹的设备还没有发明，全靠飞机员的目击，所以雾季反而成了这个山城的保护网，至少六个月内，不会发生空袭。而另外六个月的晴朗天气，则是“跑警报”季节。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防空袋，里面装着一天的民生必需用品，机关职员甚至于还带着必须处理的公文。每天早上都先仰望山头挂的警报风球：当出现一个球时，表示日本飞机已从武汉机场起飞，当出现两个球时，表示日机已进入四川省境，当出现第三个球时，表示日机已接近重庆，或已在重庆上空。往往，太阳还没有出山，一个球已经升起，空袭警报发出像受伤的野狼一样的哀号，然后，全城的人都逃出家门，奔向附近的防空洞。重庆建筑在山脊两侧，所以防空洞既普遍又坚硬，从来没有发生被炸塌的事情。
大隧道是指重庆山脊惟一的一条防空洞，几乎是把山掏空，从西方的入口到东方的出口，长度大约有好几公里，每隔一段距离，开一个洞门，供民众进出。为避开空袭，市民们均选夜晚出入市区办事易货。然而，这一情况被日军掌握，1941年6月5日，日本飞机从上午即行轰炸，傍晚，人们仍旧像往常一样忙碌着，市中心呈现出一片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景象。6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然而，习惯了这种声音的好些重庆市民对此并没有太介意。因为这个月空袭警报已经响过多次，但实际上有不少次日机并没有来。但过一会儿当飞机真的来了的时候很多人立刻变得惊慌失措，一窝蜂地涌进了大隧道，仅能容纳四五千人的隧道里一下子进了一万余人。
大隧道中既潮湿，空气又不流通，避难的人又拥挤不堪，空气不足，每一个洞口都放下栅栏，加上铁锁，防止市民在空袭期间到街上乱跑，引起日机的投弹和扫射。这条隧道原为抗战前所修建，拟从校场口的十人梯通往观音岩，目的是减少行人绕道远行之苦，不料勘测有误而报废，抗战中即作了防空洞用。遗憾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对这一战时民防设施却没有引起重视。该隧道出入口只有三处，而且采用的是斜坡梯级式，没有足够的通风、照明设备。
这天夜晚的空袭时间前后达三个多小时。敌机以3-5架一队轮番进入城市上空轰炸。时间一长，加上天气炎热，几近饱和的隧道内，便不断有人发生呼吸困难现象。晚上9时，隧道顶上起了火，猛烈的火焰灼烧着洞内，使空气更加稀薄，氧气越来越少，婴孩和儿童的哭喊声响成一片，部分油灯开始熄灭。
据此情况，本应在两番轰炸间隙，让群众出洞换新鲜空气，而且防空司令部中不少人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向当时具体负责的重庆市防空副司令胡伯翰建议暂时解除警报，让洞内群众出来一下，却未被胡采纳。胡伯翰这个人一向很自负，先是卫戍总部通信科集体创制的防空报警红球，胡称是他发明的，而当时的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也称其为“伯翰球”，军委会还为胡伯翰颁发了勋章。而且有几次，胡伯翰判断敌机不会飞临重庆上空，居然被他猜中，因此在司令部中很有威信，遇事谁也不敢和他争辩。这次他同样“力排众议”，独断独行，不准擅开洞门。然而，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洞里情况逐渐严重起来，群众普遍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从而出现了窒息现象，跟着引起了剧烈骚动。洞内有关人员见情况危急，忙用电话接连四次向外告急，要求出洞，胡伯翰依然下令不许乱动。
洞内群众实在忍受不了，估计到事态可能会带来的恶果后，谁也不愿坐以待毙，终于不顾一切地涌向出口处，人群互相挤踏、撕扯，致使许多体弱者倒地，而出了洞的群众猛然一接触新鲜空气，又立刻倒在洞口不能动弹。求生的欲望使后面的群众继续不美命地往前涌，以致于后面的人不断压在前面的人身上，越压越多，很快就被塞阻，后面群众再也无法出洞。由于情况碎变，洞外一时无任何救护措施。
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渐渐衰弱下去，遇难者经过4小时缺氧的折磨，面色由红变紫，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均已气息奄奄，不少人已无声垂下了头，闭上了眼。最后，除了极个别的人出洞后经抢救奇迹般地活下来，其余的人都被活活闷死在洞内。据当时埋尸体的工人说，用了20辆卡车，一天一夜才将尸体运完。以此计算，死亡人数在12000人以上。其中仅运往朝天门的尸体，就有4000多具。
糟糕的救护与追究
噩耗传出，防空司令部顿时慌了手脚，空袭刚过，忙派遣担架营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救护和搬尸工作。说来可笑，这个担架营居然由清一色的劳动总队（劳教部门）中的扒手、惯贼组成，个个身强力壮，现在全部依靠这些扒手、盗贼去进行抢救，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当时在场的防空司令部有关人员解放后现身揭发，这帮人赶到现场后，不是忙着先抢救人，而是迫不及待地搜检死尸的财物，大大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从而造成不少假死状态中的受难者丧生。如果能及时将这些假死者搬出洞外通风或施以人工呼吸，他们是完全可以救活的。
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些受难者并未死亡，在歹徒们翻搜财物时，因挣扎被卡死以灭口。而当官的居然也同样精于此道。当时负责指挥现场抢救搬尸工作的是卫戍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他们发现一个发大财的好机会，于是便下令搜查每一个担架兵的腰包，有一个担架兵因为反抗而被当场击毙，演出了一幕黑吃黑的丑剧。他们将搜出的首饰、手表、纸币等用小汽车往刘峙家运送了三次（当时一般人都不知道运往何处），这些不义之财为刘峙大老婆所得。后来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被刘峙的小老婆探听到了，大怒之下，辄向姜、刘二人问罪，这二人无奈之下，不得不将其中一部分送到刘峙小老婆处，风波才得以平息。
再说大隧道内外的死难者尸体，防空司令部动用了20多辆大卡车，经过一天一夜才运完。有不少尸体是从朝天门、临江门和通远门运出的，仅运往朝天门的尸体就有4000多具，用驳船转运到郊外集体埋葬了，还有不少尸体被抛入江中，其惨状目不忍睹。
大隧道惨案发生的消息不胫而走，举国震惊，民众怒不可遏，纷纷要求严惩责任者。蒋介石下令组织以吴铁城、何成为首的特别法庭进行审问。刘峙得到消息后，便通过贺国光向吴、何二个赠送了大批财物。二人竟没有要刘峙出庭，只将副司令胡伯翰、防空情报所副所长邹高竞及救护、通讯部门的负责人传问了一下，口供都是事先拟好的，到庭后按拟好的问，按拟好的答，经审讯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惨案是由突发情况造成的。最后只将胡伯翰一人撤职，刘峙仅受到撤职留任的假处罚而不了了之。
央视推出纪录片
2002年8月18日，央视《纪录片》栏目推出五集纪录片《重庆大轰炸》，五集纪录片《重庆大轰炸》通过详实影像史料和历史见证人的采访，重现了这一惨烈的历史进程。《纪录片》栏目《重庆大轰炸》摄制组三进山城，历时一年，采访了近百位历史老人，挖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其中许多影像史料为首次披露。全片从世界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出发，深刻展示了重庆这座历史名城所经历的苦难；通过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故事，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对整个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深重伤害。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里，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中，在愈战愈强的口号声中，一个民族呈现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抗争精神。
当年惨案隧道的出口处，现在已经建成为一个纪念死难同胞的小型纪念馆，3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肃穆庄严。15幅大轰炸时期的历史图片和一段简短的史实回顾向人们讲述着当年的血泪故事，成了国耻教育的课堂。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的范宗祥说，为了纪念死难同胞，重庆市数次鸣放防空警报报警示后人。从1999年起，重庆市规定，每年的6月5日上午，都要鸣放空警报哀悼被日军杀戳的同胞。在遗址旁，一块长8米、高7米的纪念铜墙再现了当年隧道惨案的惨烈场面。正如向志贤老人所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能忘却的历史，后人一定要珍爱和平，以史为鉴”。
一万多人被活活闷死
抗战期间，重庆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于是，政府便组织人力挖掘了不少防空洞，这里所说的大隧道便是其中之一。它位于市中心稍偏西的一个叫十八梯的地方，洞内能容纳四五千人，这便是较场口大隧道。重庆这个战时首都，街道像旧金山一样，高高低低，一年之中，约有六个月的漫长时间大雾迷漫。抗战初期，用雷达投掷炸弹的设备还没有发明，全靠飞机员的目击，所以雾季反而成了这个山城的保护网，至少六个月内，不会发生空袭。而另外六个月的晴朗天气，则是“跑警报”季节。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防空袋，里面装着一天的民生必需用品，机关职员甚至于还带着必须处理的公文。每天早上都先仰望山头挂的警报风球：当出现一个球时，表示日本飞机已从武汉机场起飞，当出现两个球时，表示日机已进入四川省境，当出现第三个球时，表示日机已接近重庆，或已在重庆上空。往往，太阳还没有出山，一个球已经升起，空袭警报发出像受伤的野狼一样的哀号，然后，全城的人都逃出家门，奔向附近的防空洞。重庆建筑在山脊两侧，所以防空洞既普遍又坚硬，从来没有发生被炸塌的事情。
大隧道是指重庆山脊惟一的一条防空洞，几乎是把山掏空，从西方的入口到东方的出口，长度大约有好几公里，每隔一段距离，开一个洞门，供民众进出。为避开空袭，市民们均选夜晚出入市区办事易货。然而，这一情况被日军掌握，1941年6月5日，日本飞机从上午即行轰炸，傍晚，人们仍旧像往常一样忙碌着，市中心呈现出一片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景象。6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然而，习惯了这种声音的好些重庆市民对此并没有太介意。因为这个月空袭警报已经响过多次，但实际上有不少次日机并没有来。但过一会儿当飞机真的来了的时候很多人立刻变得惊慌失措，一窝蜂地涌进了大隧道，仅能容纳四五千人的隧道里一下子进了一万余人。
大隧道中既潮湿，空气又不流通，避难的人又拥挤不堪，空气不足，每一个洞口都放下栅栏，加上铁锁，防止市民在空袭期间到街上乱跑，引起日机的投弹和扫射。这条隧道原为抗战前所修建，拟从校场口的十人梯通往观音岩，目的是减少行人绕道远行之苦，不料勘测有误而报废，抗战中即作了防空洞用。遗憾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对这一战时民防设施却没有引起重视。该隧道出入口只有三处，而且采用的是斜坡梯级式，没有足够的通风、照明设备。
这天夜晚的空袭时间前后达三个多小时。敌机以3-5架一队轮番进入城市上空轰炸。时间一长，加上天气炎热，几近饱和的隧道内，便不断有人发生呼吸困难现象。晚上9时，隧道顶上起了火，猛烈的火焰灼烧着洞内，使空气更加稀薄，氧气越来越少，婴孩和儿童的哭喊声响成一片，部分油灯开始熄灭。
据此情况，本应在两番轰炸间隙，让群众出洞换新鲜空气，而且防空司令部中不少人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向当时具体负责的重庆市防空副司令胡伯翰建议暂时解除警报，让洞内群众出来一下，却未被胡采纳。胡伯翰这个人一向很自负，先是卫戍总部通信科集体创制的防空报警红球，胡称是他发明的，而当时的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也称其为“伯翰球”，军委会还为胡伯翰颁发了勋章。而且有几次，胡伯翰判断敌机不会飞临重庆上空，居然被他猜中，因此在司令部中很有威信，遇事谁也不敢和他争辩。这次他同样“力排众议”，独断独行，不准擅开洞门。然而，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洞里情况逐渐严重起来，群众普遍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从而出现了窒息现象，跟着引起了剧烈骚动。洞内有关人员见情况危急，忙用电话接连四次向外告急，要求出洞，胡伯翰依然下令不许乱动。
洞内群众实在忍受不了，估计到事态可能会带来的恶果后，谁也不愿坐以待毙，终于不顾一切地涌向出口处，人群互相挤踏、撕扯，致使许多体弱者倒地，而出了洞的群众猛然一接触新鲜空气，又立刻倒在洞口不能动弹。求生的欲望使后面的群众继续不美命地往前涌，以致于后面的人不断压在前面的人身上，越压越多，很快就被塞阻，后面群众再也无法出洞。由于情况碎变，洞外一时无任何救护措施。
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渐渐衰弱下去，遇难者经过4小时缺氧的折磨，面色由红变紫，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均已气息奄奄，不少人已无声垂下了头，闭上了眼。最后，除了极个别的人出洞后经抢救奇迹般地活下来，其余的人都被活活闷死在洞内。据当时埋尸体的工人说，用了20辆卡车，一天一夜才将尸体运完。以此计算，死亡人数在12000人以上。其中仅运往朝天门的尸体，就有4000多具。
糟糕的救护与追究
噩耗传出，防空司令部顿时慌了手脚，空袭刚过，忙派遣担架营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救护和搬尸工作。说来可笑，这个担架营居然由清一色的劳动总队（劳教部门）中的扒手、惯贼组成，个个身强力壮，现在全部依靠这些扒手、盗贼去进行抢救，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当时在场的防空司令部有关人员解放后现身揭发，这帮人赶到现场后，不是忙着先抢救人，而是迫不及待地搜检死尸的财物，大大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从而造成不少假死状态中的受难者丧生。如果能及时将这些假死者搬出洞外通风或施以人工呼吸，他们是完全可以救活的。
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些受难者并未死亡，在歹徒们翻搜财物时，因挣扎被卡死以灭口。而当官的居然也同样精于此道。当时负责指挥现场抢救搬尸工作的是卫戍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他们发现一个发大财的好机会，于是便下令搜查每一个担架兵的腰包，有一个担架兵因为反抗而被当场击毙，演出了一幕黑吃黑的丑剧。他们将搜出的首饰、手表、纸币等用小汽车往刘峙家运送了三次（当时一般人都不知道运往何处），这些不义之财为刘峙大老婆所得。后来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被刘峙的小老婆探听到了，大怒之下，辄向姜、刘二人问罪，这二人无奈之下，不得不将其中一部分送到刘峙小老婆处，风波才得以平息。
再说大隧道内外的死难者尸体，防空司令部动用了20多辆大卡车，经过一天一夜才运完。有不少尸体是从朝天门、临江门和通远门运出的，仅运往朝天门的尸体就有4000多具，用驳船转运到郊外集体埋葬了，还有不少尸体被抛入江中，其惨状目不忍睹。
大隧道惨案发生的消息不胫而走，举国震惊，民众怒不可遏，纷纷要求严惩责任者。蒋介石下令组织以吴铁城、何成为首的特别法庭进行审问。刘峙得到消息后，便通过贺国光向吴、何二个赠送了大批财物。二人竟没有要刘峙出庭，只将副司令胡伯翰、防空情报所副所长邹高竞及救护、通讯部门的负责人传问了一下，口供都是事先拟好的，到庭后按拟好的问，按拟好的答，经审讯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惨案是由突发情况造成的。最后只将胡伯翰一人撤职，刘峙仅受到撤职留任的假处罚而不了了之。
央视推出纪录片
2002年8月18日，央视《纪录片》栏目推出五集纪录片《重庆大轰炸》，五集纪录片《重庆大轰炸》通过详实影像史料和历史见证人的采访，重现了这一惨烈的历史进程。《纪录片》栏目《重庆大轰炸》摄制组三进山城，历时一年，采访了近百位历史老人，挖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其中许多影像史料为首次披露。全片从世界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出发，深刻展示了重庆这座历史名城所经历的苦难；通过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故事，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对整个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深重伤害。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里，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中，在愈战愈强的口号声中，一个民族呈现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抗争精神。
当年惨案隧道的出口处，现在已经建成为一个纪念死难同胞的小型纪念馆，3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肃穆庄严。15幅大轰炸时期的历史图片和一段简短的史实回顾向人们讲述着当年的血泪故事，成了国耻教育的课堂。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的范宗祥说，为了纪念死难同胞，重庆市数次鸣放防空警报报警示后人。从1999年起，重庆市规定，每年的6月5日上午，都要鸣放空警报哀悼被日军杀戳的同胞。在遗址旁，一块长8米、高7米的纪念铜墙再现了当年隧道惨案的惨烈场面。正如向志贤老人所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能忘却的历史，后人一定要珍爱和平，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