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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新文化运动特指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一次文化革新运动，它既是与传统文化的一次纵向的、彻底的断裂，又是开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就会发现：新文化运动的界限与意义及其影响远不止局限于此。新文化运动是具有其延伸性的，首先其起点不应该认定为1915年，而其结束的时间也不应该是“五四运动”之后，其发展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起点；延续性
在鸦片战争之后，以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兴起了学习西方物质器物的洋务运动，中国人不再仅仅关注于自身的传统文化，部分有志之士开始学习西方的文化。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意识到仅仅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是不能达到自强的目的的，以康有为、孙中山等为代表的一批志士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以及新军阀的投机倒把，使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封建势力窃取，然而京师大学堂却被保留了下来，使西方的思想更加全面的传播进来。正是有了这一思想上的铺垫，以陈独秀、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学者意识到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国永远都摆脱不了落后挨打的局面。1915年《新青年》创刊，标志着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由物质到政治再到文化的一个全面学习阶段的到来。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率先向封建旧文化发难，胡适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出了著名的“八不”理论，倡导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用自由、民主、科学、以人为本的新文学代替旧文学，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西方的思潮大量涌入，各种思潮交汇融合。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刊物、社团、作家相继出现，但是这些社团刊物“百家争鸣”，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理论，但他们都是作为新文化与旧文化“断裂”的一种标志而存在。
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新文化分成了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接收模式。一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的接受模式。首先是以江浙为代表的地域，吸收英美资本主义文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茅盾《子夜》，以及郁达夫创作的一系列游记散文都比较全面的反映了这个时代江浙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家们以一种闲适而又充满好奇的心情去探索这一地区的文化。在1937年，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文化意识形态，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仅是学习英美文化，更主要的是学习德国的法西斯文化来适应战争的需要，这些做法显然是受到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海德格尔派的影响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条主线，是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接受了苏联文化影响的文化。在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首先促进了苏联文化对中国的传入。紧接着以蒋光慈、钱杏邨为代表的太阳社鼓吹革命文学，极大的促进了苏联文学包括苏联文艺理论的传播。在30年代成立的“左联”，标志着苏联文化开始在中国系统的传播开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创作上以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政策。如果说解放区文化对苏联文化的接受是局部的、不彻底的，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里对苏联文化的接受就是全面的，彻底的，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化领导人，在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系统的引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文学界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了改革，并且出现了“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以及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我们的文化一方面大胆的干预现实，另一方面深入的描写人情、人性，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作品都是这时期优秀的代表作品。
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的文化仍然是从文学开始复兴的。在批判“四人帮”的“阴谋文艺”，批判“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批判“文艺黑线专政”，在否定“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一些刊物先后复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逐渐从反思、伤痕中走出来。在文化上，中国大陆的文化从学习苏联文化转向了引进学习西方的英美文化，更多的是美国文化。1985年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拓展和深入，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引进也加大了步伐，各种西方文化的、哲学的、艺术的理论著作大量翻译到国内，由于西方思想与理论的介绍与借鉴大都以中国知识界的召唤与行动为前提，追慕新奇排斥平实、推崇经典关注精致，使国内此时期的文化表现出一种精英文化的意味，文学创作也形成了别一种追求：以域外文化为模本，在模仿借鉴中解构传统；以探索创新为目的，在求新求变中超越世俗；以形式实验为主，在走向世界中追求个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精英文化逐渐失去了市场与活力，而大众文化成为90年代具有很大覆盖面的文化。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平民文学与人的文学等观念。大众文化以消遣性娱乐性为指归，以商业性时尚性为外表，以现实性、及时性为内涵，这必然导致我们的文化呈现出浓厚的世俗化色彩：突出表现在文学更关注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可口可乐”“麦当劳”为代表的美国文化进入到了中国百姓的视野，电视、电影等各种传媒产业快速发展。大众文化对于现实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于当下生活的迷恋，对于物质生活、世俗人生的追求，都使文学创作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新写实小说大都以“完全生活化的尾随人物行踪的叙事方法；新体验小说将作家的亲历性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体验普通人的生活中描写他们的生活形态；新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常常关注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困难，但创作大都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俗事”。90年代以消遣性娱乐性为本位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使文学摆脱了历来过于沉重的政治文化负载，回到其原初的消遣娱乐的状态中，文学不仅仅是文以载道，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不仅仅是对五四新文化的继承，更是在我们独立探索中外文化后对新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从洋务派学习西方器物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已经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经历了一个学习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渐进的过程，在引进了新的思想之后，我们又学习德国，学习英美，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学习苏联文化，直到今天我们以英美文化为借鉴，汲取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优秀传统，走出了中国特色的新文化道路。由此可见，整个新文化运动就是学习西方优秀的思想文化的一个过程。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确立到今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新文化运动正在以昂首的姿态迎来他的高潮，正在以精彩的文化内容影响着世界。
【参考文献】
[1]田彤.新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简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9）
[2]耿云志.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9（10）
[3]赵晖.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3）
[4]温奉桥，朱德发.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悖论[J].徐州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起点；延续性
在鸦片战争之后，以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兴起了学习西方物质器物的洋务运动，中国人不再仅仅关注于自身的传统文化，部分有志之士开始学习西方的文化。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意识到仅仅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是不能达到自强的目的的，以康有为、孙中山等为代表的一批志士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以及新军阀的投机倒把，使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封建势力窃取，然而京师大学堂却被保留了下来，使西方的思想更加全面的传播进来。正是有了这一思想上的铺垫，以陈独秀、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学者意识到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国永远都摆脱不了落后挨打的局面。1915年《新青年》创刊，标志着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由物质到政治再到文化的一个全面学习阶段的到来。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率先向封建旧文化发难，胡适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出了著名的“八不”理论，倡导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用自由、民主、科学、以人为本的新文学代替旧文学，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西方的思潮大量涌入，各种思潮交汇融合。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刊物、社团、作家相继出现，但是这些社团刊物“百家争鸣”，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理论，但他们都是作为新文化与旧文化“断裂”的一种标志而存在。
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新文化分成了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接收模式。一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的接受模式。首先是以江浙为代表的地域，吸收英美资本主义文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茅盾《子夜》，以及郁达夫创作的一系列游记散文都比较全面的反映了这个时代江浙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家们以一种闲适而又充满好奇的心情去探索这一地区的文化。在1937年，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文化意识形态，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仅是学习英美文化，更主要的是学习德国的法西斯文化来适应战争的需要，这些做法显然是受到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海德格尔派的影响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条主线，是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接受了苏联文化影响的文化。在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首先促进了苏联文化对中国的传入。紧接着以蒋光慈、钱杏邨为代表的太阳社鼓吹革命文学，极大的促进了苏联文学包括苏联文艺理论的传播。在30年代成立的“左联”，标志着苏联文化开始在中国系统的传播开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创作上以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政策。如果说解放区文化对苏联文化的接受是局部的、不彻底的，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里对苏联文化的接受就是全面的，彻底的，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化领导人，在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系统的引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文学界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了改革，并且出现了“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以及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我们的文化一方面大胆的干预现实，另一方面深入的描写人情、人性，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作品都是这时期优秀的代表作品。
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的文化仍然是从文学开始复兴的。在批判“四人帮”的“阴谋文艺”，批判“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批判“文艺黑线专政”，在否定“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一些刊物先后复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逐渐从反思、伤痕中走出来。在文化上，中国大陆的文化从学习苏联文化转向了引进学习西方的英美文化，更多的是美国文化。1985年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拓展和深入，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引进也加大了步伐，各种西方文化的、哲学的、艺术的理论著作大量翻译到国内，由于西方思想与理论的介绍与借鉴大都以中国知识界的召唤与行动为前提，追慕新奇排斥平实、推崇经典关注精致，使国内此时期的文化表现出一种精英文化的意味，文学创作也形成了别一种追求：以域外文化为模本，在模仿借鉴中解构传统；以探索创新为目的，在求新求变中超越世俗；以形式实验为主，在走向世界中追求个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精英文化逐渐失去了市场与活力，而大众文化成为90年代具有很大覆盖面的文化。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平民文学与人的文学等观念。大众文化以消遣性娱乐性为指归，以商业性时尚性为外表，以现实性、及时性为内涵，这必然导致我们的文化呈现出浓厚的世俗化色彩：突出表现在文学更关注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可口可乐”“麦当劳”为代表的美国文化进入到了中国百姓的视野，电视、电影等各种传媒产业快速发展。大众文化对于现实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于当下生活的迷恋，对于物质生活、世俗人生的追求，都使文学创作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新写实小说大都以“完全生活化的尾随人物行踪的叙事方法；新体验小说将作家的亲历性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体验普通人的生活中描写他们的生活形态；新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常常关注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困难，但创作大都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俗事”。90年代以消遣性娱乐性为本位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使文学摆脱了历来过于沉重的政治文化负载，回到其原初的消遣娱乐的状态中，文学不仅仅是文以载道，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不仅仅是对五四新文化的继承，更是在我们独立探索中外文化后对新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从洋务派学习西方器物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已经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经历了一个学习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渐进的过程，在引进了新的思想之后，我们又学习德国，学习英美，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学习苏联文化，直到今天我们以英美文化为借鉴，汲取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优秀传统，走出了中国特色的新文化道路。由此可见，整个新文化运动就是学习西方优秀的思想文化的一个过程。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确立到今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新文化运动正在以昂首的姿态迎来他的高潮，正在以精彩的文化内容影响着世界。
【参考文献】
[1]田彤.新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简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9）
[2]耿云志.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9（10）
[3]赵晖.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3）
[4]温奉桥，朱德发.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悖论[J].徐州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