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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是我国人民特别是文人向往的理想社会，稍加留意，便可从诗文典籍中见到人与人、人与畜禽、人与大自然“贵和”的描述。
人与人“贵和”
《论语·颜渊》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亲如兄弟的。或者说一个人的视野已达到（君子）境界时，什么人都可能成为兄弟（朋友）。
在《礼记·礼运》中，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就是对和谐社会的具体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病者，皆有所养……”
人与畜禽“贵和”
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道：“……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凶猛的老虎能够为人奏乐，鸾鸟能够为人驾车。
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实写又是一番景象：“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词中的“鹊”惊、“蝉”鸣、“蛙”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好一个众生和平的世界！
人与自然“贵和”
古时，与松、竹、梅“岁寒三友”相伴的，甚至视“梅”为“妻”、将“松”作“子”的，大有人在。较完整画人绘景的，柳咏的《望海潮》堪称代表作：“……重湖叠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吹奏乐器的人、和歌泛舟的人、醉听乐曲的人、吟诗赏景的人、莲叶丛中垂钓的老人和嬉闹的孩童以不同方式在“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中安泰祥和地生活，真叫人心驰神往。
“贵和”的重要性
“礼之用，和为贵”。尽管有人对孔子时代的“礼”特别是“和”有争议，但是后世多将“和为贵”作为“和谐”处世的箴言。“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把是否“和”作为“生”与“死”的标尺。传统中医也讲“和”，说“和”才身体健康；通融民族关系也讲“和”，如王昭君“和亲”；生意人也讲“和”，因为“和气生财”；居家过日子也讲“和”，因为“家和万事兴”。还有脍炙人口的故事，如廉颇、蔺相如的“将相和”，才有赵国的安全；诸葛亮的“北拒曹操，南和孙权”才有“赤壁之战”等胜利。由此可见，“贵和”利国、利家，也利于“和”者本人。
自然“和”则美，生命“和”则康，社会“和”则安，国家“和”则强。“和谐社会”需要众人构建。但每人的先天条件、所受教育、地域文化等等却难统一，这就需要范仲淹所言的“政通人和”。“只有政事顺利，才能百姓和乐。只有用法律调节和制裁为社会利益而发生的冲突，用传统道德教化人们注重理性，提倡宽容，才能营造‘贵和’环境，建设理想的‘和谐社会’”。
人与人“贵和”
《论语·颜渊》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亲如兄弟的。或者说一个人的视野已达到（君子）境界时，什么人都可能成为兄弟（朋友）。
在《礼记·礼运》中，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就是对和谐社会的具体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病者，皆有所养……”
人与畜禽“贵和”
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道：“……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凶猛的老虎能够为人奏乐，鸾鸟能够为人驾车。
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实写又是一番景象：“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词中的“鹊”惊、“蝉”鸣、“蛙”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好一个众生和平的世界！
人与自然“贵和”
古时，与松、竹、梅“岁寒三友”相伴的，甚至视“梅”为“妻”、将“松”作“子”的，大有人在。较完整画人绘景的，柳咏的《望海潮》堪称代表作：“……重湖叠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吹奏乐器的人、和歌泛舟的人、醉听乐曲的人、吟诗赏景的人、莲叶丛中垂钓的老人和嬉闹的孩童以不同方式在“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中安泰祥和地生活，真叫人心驰神往。
“贵和”的重要性
“礼之用，和为贵”。尽管有人对孔子时代的“礼”特别是“和”有争议，但是后世多将“和为贵”作为“和谐”处世的箴言。“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把是否“和”作为“生”与“死”的标尺。传统中医也讲“和”，说“和”才身体健康；通融民族关系也讲“和”，如王昭君“和亲”；生意人也讲“和”，因为“和气生财”；居家过日子也讲“和”，因为“家和万事兴”。还有脍炙人口的故事，如廉颇、蔺相如的“将相和”，才有赵国的安全；诸葛亮的“北拒曹操，南和孙权”才有“赤壁之战”等胜利。由此可见，“贵和”利国、利家，也利于“和”者本人。
自然“和”则美，生命“和”则康，社会“和”则安，国家“和”则强。“和谐社会”需要众人构建。但每人的先天条件、所受教育、地域文化等等却难统一，这就需要范仲淹所言的“政通人和”。“只有政事顺利，才能百姓和乐。只有用法律调节和制裁为社会利益而发生的冲突，用传统道德教化人们注重理性，提倡宽容，才能营造‘贵和’环境，建设理想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