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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的意义上，国体显示国家的性质，比如君主制的国家姓“君”，民主制的国家姓“民”。政体不然，它不问国家权力握在谁手，它问的只是这个权力如何运作
在晚近中国近代史的大裂变中，梁启超是个反暴力的改良派。他的改良主张，包括他身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的一生行止，都可以标榜为他自己揭橥的八个字：“只问政体，不问国体。”
当年孙中山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梁启超反对；但，后来袁世凯要推翻共和恢复帝制，他又起而反对。看起来，梁启超惯于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时人乃至后人亦常以“多变”诟病其人。其实，梁在政治策略上多有他的“权”与“变”，但在政治立场上亦有他的“经”与“常”，后者就是“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八字。这是他不变的根据，也是他多变的缘由。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此观点由梁在他1915年反袁世凯复辟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当时梁启超病卧津门，不仅抱病写作了他生平中极为重要的政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且在病榻上接受英文《京报》记者的采访。两篇文字相互发明，很清楚地显示了梁启超历来所坚持的政治改革方略。
在相对的意义上，国体显示国家的性质，它可以用来表明一个国家姓什么，比如君主制的国家姓“君”，民主制的国家姓“民”。政体不然，它不问国家权力握在谁手，它问的只是这个权力如何运作。因此，政体通常是指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形式，比如国家权力在宪法层面上是“限权”和“分权”的，就是立宪政体(反之则是非立宪)。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国体政体视为一体，并且认为政体直接是由国体所决定(如君主必然专制，民主无以独裁)。其实不然，这两体之间各自有相对的空间，它们的表现甚至可以交叉，即共和不一定立宪，立宪不妨碍它是君主。
梁启超是一个立宪主义者，他对当时政治的第一关注，不在权力属谁，而在权力是否受法的制约。用他征引杨度的话说“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权力为恶，无关乎权力在君还是在民，两者都有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法去规范它。基于此，梁启超很直白地说“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所谓“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盖在于“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这就可以明白他当年为何被人骂为保皇党而并不动摇，保皇是为了立宪(君主立宪)。和西太后相比，光绪帝毕竟是可以援引为维新的一个力量。
从私人角度，戊戌之后，梁氏为满清流窜海外十余年，正如他自陈“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辱我岂犹未极？吾至今犹为海外之民耳”。但政论家发表议论当超越个己恩怨，并以公共理性为准的。因此，当晚清预备立宪时，身为民，也要和革命党笔战，力批对方君主不能立宪、立宪非共和不可的观点，并由此给自己落下保皇的骂名。
辛亥之后，梁启超在共和的框架下依然不懈于立宪的努力。但1915年时，袁世凯忽然要恢复帝制，他的顾问们造出的声势是，共和不能立宪，立宪非君主不可。
一时间，国体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梁启超当然要发出反对的声音。在他看来，君主共和，只是国体，和政体无关。政象的好坏主要在政体不在国体；并且无论哪种国体，都可以作出政体上的选择。梁启超担心，立宪作为政体的选择，它需要连续性；一旦在国体上动刀，这种连续性随着权力的转移容易被打断，并很难修复。
立宪党人梁启超不争国体争政体，用意良深。在他看来，政体的变迁是改良的，国体的变迁是革命的。问题是“革命可以求国利民富，吾未之闻也”。因此，只要立宪，梁既不反君主制(比如英吉利)，也不反共和制(比如美利坚)，他只反势必给社会造成大不幸的暴力革命(比如前苏俄)。作为一个改良派，梁启超的反“革命”其实仅在于反“暴力”。既然梁氏以为，立宪碍难通过暴力而获致，那么，他就很现实主义地表示“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梁氏八字，梁氏终身守持，而今读来，亦宜深长思之。
收笔之际，且录一节掌故，以觌梁启超反复辟之风采。梁文草成之后，袁世凯派人以20万大洋来收买，希望它不致公开，梁启超婉谢。后袁氏再度派人，危词以威胁：“君亡命以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不料梁启超“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在晚近中国近代史的大裂变中，梁启超是个反暴力的改良派。他的改良主张，包括他身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的一生行止，都可以标榜为他自己揭橥的八个字：“只问政体，不问国体。”
当年孙中山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梁启超反对；但，后来袁世凯要推翻共和恢复帝制，他又起而反对。看起来，梁启超惯于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时人乃至后人亦常以“多变”诟病其人。其实，梁在政治策略上多有他的“权”与“变”，但在政治立场上亦有他的“经”与“常”，后者就是“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八字。这是他不变的根据，也是他多变的缘由。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此观点由梁在他1915年反袁世凯复辟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当时梁启超病卧津门，不仅抱病写作了他生平中极为重要的政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且在病榻上接受英文《京报》记者的采访。两篇文字相互发明，很清楚地显示了梁启超历来所坚持的政治改革方略。
在相对的意义上，国体显示国家的性质，它可以用来表明一个国家姓什么，比如君主制的国家姓“君”，民主制的国家姓“民”。政体不然，它不问国家权力握在谁手，它问的只是这个权力如何运作。因此，政体通常是指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形式，比如国家权力在宪法层面上是“限权”和“分权”的，就是立宪政体(反之则是非立宪)。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国体政体视为一体，并且认为政体直接是由国体所决定(如君主必然专制，民主无以独裁)。其实不然，这两体之间各自有相对的空间，它们的表现甚至可以交叉，即共和不一定立宪，立宪不妨碍它是君主。
梁启超是一个立宪主义者，他对当时政治的第一关注，不在权力属谁，而在权力是否受法的制约。用他征引杨度的话说“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权力为恶，无关乎权力在君还是在民，两者都有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法去规范它。基于此，梁启超很直白地说“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所谓“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盖在于“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这就可以明白他当年为何被人骂为保皇党而并不动摇，保皇是为了立宪(君主立宪)。和西太后相比，光绪帝毕竟是可以援引为维新的一个力量。
从私人角度，戊戌之后，梁氏为满清流窜海外十余年，正如他自陈“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辱我岂犹未极？吾至今犹为海外之民耳”。但政论家发表议论当超越个己恩怨，并以公共理性为准的。因此，当晚清预备立宪时，身为民，也要和革命党笔战，力批对方君主不能立宪、立宪非共和不可的观点，并由此给自己落下保皇的骂名。
辛亥之后，梁启超在共和的框架下依然不懈于立宪的努力。但1915年时，袁世凯忽然要恢复帝制，他的顾问们造出的声势是，共和不能立宪，立宪非君主不可。
一时间，国体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梁启超当然要发出反对的声音。在他看来，君主共和，只是国体，和政体无关。政象的好坏主要在政体不在国体；并且无论哪种国体，都可以作出政体上的选择。梁启超担心，立宪作为政体的选择，它需要连续性；一旦在国体上动刀，这种连续性随着权力的转移容易被打断，并很难修复。
立宪党人梁启超不争国体争政体，用意良深。在他看来，政体的变迁是改良的，国体的变迁是革命的。问题是“革命可以求国利民富，吾未之闻也”。因此，只要立宪，梁既不反君主制(比如英吉利)，也不反共和制(比如美利坚)，他只反势必给社会造成大不幸的暴力革命(比如前苏俄)。作为一个改良派，梁启超的反“革命”其实仅在于反“暴力”。既然梁氏以为，立宪碍难通过暴力而获致，那么，他就很现实主义地表示“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梁氏八字，梁氏终身守持，而今读来，亦宜深长思之。
收笔之际，且录一节掌故，以觌梁启超反复辟之风采。梁文草成之后，袁世凯派人以20万大洋来收买，希望它不致公开，梁启超婉谢。后袁氏再度派人，危词以威胁：“君亡命以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不料梁启超“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