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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梁启超游历欧洲后思想巨变，开始重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的看法是：以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而以精神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东方文明似乎正好可以用来补西方文明之穷。
今日之中国，人们在追赶GDP和财富的同时，也有人开始向心灵、向传统回溯，近百年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于今又有怎样的新答案？
解玺璋：走向现代对中国来说应该不是一百年的事了，至少是二百年的事了。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其实是一个居中的人物，今天，我们和梁启超可能处在同一时段上，所以现在讨论走向现代或回归传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邵建：百年前《新青年》的主张，是认为新旧决不可调和，二者必择其一。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专制，看起来是要前进，其实是倒退。我赞成梁启超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对我们自己本有的东西、传统的东西要“淬火”，锻打出新。这个新，完全是从传统里面来的。在梁启超的《新民说》里，新和旧是调和的，不是以新斥旧，也不是以旧斥新。
秋风：中国有它自己的漫长的文明，这个文明就是中国本身，你不可能把中国和中国文明分开。所以对政治哲学家，对立法者，对立宪者，对建国者而言唯一的问题，或者说唯一你可以合理想象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个文明变得好一点点，而不是说我把这个文明推到我的身体之外，那是自杀。
邵建：调和本身就是传统儒家的智慧，在不同对象之间“执两用中”，而非非此即彼。梁任公儒生本色，但他的西学知识，又远在同辈之上。因此，早在一百多年前的20世纪初，任公就以其韩潮苏海般的言论，中西兼顾，纵横捭阖，以《新民丛刊》为标志，竖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梁任公时代。这是一个文化健康的时代，它为20世纪的文化局面开了一个很端正的头。
秋风：即使面对一个现代化的狂潮，你也必须保持中国心，你必须立定中国人的文明的主体性，基于这样一个主体性，去思考一个现代中国的秩序如何构建，我想这个就是梁启超的历史意义。
邵建：现代与传统根本就不是二元对立的，传统可以自新而走向现代，现代也须建筑于传统的基础之上。我们在走向现代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回归传统，唯有回归传统我们才能更好地、更健康地走向现代。
秋风：最激进的反传统的人，他们对于国家现代秩序的形成没有任何贡献，或者说只有负贡献。我们其实在20世纪中期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个悲惨的历史，这是一个彻底把传统摧毁的时代。如果我们真正沉下心来观察这个变化，思考它的内在逻辑，就不会被这个题绕进去了。
邵建：20世纪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历史往往以进步的名义倒退。以今回观，如果出于自由主义的角度，以梁任公的文化大度，对比《新青年》的文化偏狭，委实不难看出，《新青年》其实是梁任公的倒退。这种倒退贯穿整个20世纪，并一直逶迤于今。别的不说，走向现代或回归传统，这种二元对立的选择，居然还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问题，便是证明。
秋风：百年中国历史的主轴线，其实是保守主义传统。这个保守主义，保守的是儒家信念。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儒家中国，那在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儒家。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你如何对待儒家，其实就决定了你如何对待中国人。你要反儒家，你其实就是反中国人，那么你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宪政制度，就是他人的宪政，而不是中国人的宪政。
邵建：儒家宪政有它的合理性，我承认儒家有宪政，儒家想用自己的道统来控制皇帝的正统，这是古典宪政。但是我同时认为，儒家宪政是儒家政治的短板。儒家提倡王道，提倡仁政，他们是把着力点放在政治上而不是宪政上，先有政治然后才有宪政，因为宪政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对政治权力的一种限制，所以政治在先才能谈宪政。
今日之中国，人们在追赶GDP和财富的同时，也有人开始向心灵、向传统回溯，近百年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于今又有怎样的新答案？
解玺璋：走向现代对中国来说应该不是一百年的事了，至少是二百年的事了。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其实是一个居中的人物，今天，我们和梁启超可能处在同一时段上，所以现在讨论走向现代或回归传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邵建：百年前《新青年》的主张，是认为新旧决不可调和，二者必择其一。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专制，看起来是要前进，其实是倒退。我赞成梁启超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对我们自己本有的东西、传统的东西要“淬火”，锻打出新。这个新，完全是从传统里面来的。在梁启超的《新民说》里，新和旧是调和的，不是以新斥旧，也不是以旧斥新。
秋风：中国有它自己的漫长的文明，这个文明就是中国本身，你不可能把中国和中国文明分开。所以对政治哲学家，对立法者，对立宪者，对建国者而言唯一的问题，或者说唯一你可以合理想象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个文明变得好一点点，而不是说我把这个文明推到我的身体之外，那是自杀。
邵建：调和本身就是传统儒家的智慧，在不同对象之间“执两用中”，而非非此即彼。梁任公儒生本色，但他的西学知识，又远在同辈之上。因此，早在一百多年前的20世纪初，任公就以其韩潮苏海般的言论，中西兼顾，纵横捭阖，以《新民丛刊》为标志，竖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梁任公时代。这是一个文化健康的时代，它为20世纪的文化局面开了一个很端正的头。
秋风：即使面对一个现代化的狂潮，你也必须保持中国心，你必须立定中国人的文明的主体性，基于这样一个主体性，去思考一个现代中国的秩序如何构建，我想这个就是梁启超的历史意义。
邵建：现代与传统根本就不是二元对立的，传统可以自新而走向现代，现代也须建筑于传统的基础之上。我们在走向现代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回归传统，唯有回归传统我们才能更好地、更健康地走向现代。
秋风：最激进的反传统的人，他们对于国家现代秩序的形成没有任何贡献，或者说只有负贡献。我们其实在20世纪中期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个悲惨的历史，这是一个彻底把传统摧毁的时代。如果我们真正沉下心来观察这个变化，思考它的内在逻辑，就不会被这个题绕进去了。
邵建：20世纪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历史往往以进步的名义倒退。以今回观，如果出于自由主义的角度，以梁任公的文化大度，对比《新青年》的文化偏狭，委实不难看出，《新青年》其实是梁任公的倒退。这种倒退贯穿整个20世纪，并一直逶迤于今。别的不说，走向现代或回归传统，这种二元对立的选择，居然还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问题，便是证明。
秋风：百年中国历史的主轴线，其实是保守主义传统。这个保守主义，保守的是儒家信念。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儒家中国，那在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儒家。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你如何对待儒家，其实就决定了你如何对待中国人。你要反儒家，你其实就是反中国人，那么你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宪政制度，就是他人的宪政，而不是中国人的宪政。
邵建：儒家宪政有它的合理性，我承认儒家有宪政，儒家想用自己的道统来控制皇帝的正统，这是古典宪政。但是我同时认为，儒家宪政是儒家政治的短板。儒家提倡王道，提倡仁政，他们是把着力点放在政治上而不是宪政上，先有政治然后才有宪政，因为宪政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对政治权力的一种限制，所以政治在先才能谈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