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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连队指导员时，心贴士兵，身先士卒，被战士视为人生的领路人；他任团政委时，爱兵如子，惜才如金，被指导员誉为“战士的知心首长”；他当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时，情系百姓，昼夜操劳，被当地群众称为“穿军装的焦裕禄”……
哀悼恩公倪权的心潮尚未平静，便又掀起痛失重恩首长的悲戚浪涛。
2014年3月25日20时50分许，正神情专注地观赏《焦裕禄》电视剧，忽然接到国防大学原副政委、至友殿仁的电话，声音沉痛：“克玉政委走了！我刚从医院回来……”啊！又一次如雷击顶！尽管克玉首长已住院两年多，前不久看他时已处病危状态，但听此噩耗，仍感意外，仍觉突然，仍痛击心扉！又一位恩公走了！周克玉政委是重恩于我的首长！四十六个寒暑的交往，对我刻骨铭心的厚爱，一幕幕浮现眼前，以至辗转反侧，吟哦成句：
惊闻噩耗晕眩痛，
彻夜无眠唤恩公。
特许带上从军路，
厚爱扶植步文程。
灾痛幸获华函解，
行旅常得满篷风。
走进崇高置马达，
德惠恩泽岂一生？
特许带上从军路
为迎接1968年春季征兵，我所在的台儿庄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了一档配合征兵工作的文艺节目。当时的征兵，并不如后来乃至现在以当兵为荣、争先恐后应征入伍，而尚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旧观念，加之中苏边境苏联陈兵百万，随时都有打仗的可能，动员当兵是当地政府的重要任务。因此，按照区领导的安排，文艺演出予以配合。其中一个独幕喜剧《两家红》，是描绘一对未婚青年及其父母，均担心对方躲避参军，便想方设法动员报名，这对恋爱中的青年彼此达成一致之后，就又去动员双方父母，正赶上双方父母也在做彼此的工作，几经辗转、揭开谜底“原来双方都响应国家关于适龄青年要积极报名参军”的号召，十分乐意送郎、送子、送婿当兵，故名《两家红》。地方戏曲拉魂腔本来就曲调多变、拉魂勾魄，加之连连误会，造成的包袱笑声不绝，剧场效果空前精妙。几位带兵的首长多次鼓掌，连连称赞。带兵团长问身边陪同看戏的区委书记：“这个戏是哪里来的剧本？”书记说：“是我们演出队自己创作的。”显然，团长有些惊喜：“还有这样的作者！”书记回头看了看坐在他们后边以随时接受问询和修改意见的编剧我，说：“就是他，贺茂之。他现在被借调到征兵办公室写材料。”没想到团长转过身来，同我握了握手：“祝贺你！剧本写得不错！”我受宠若惊、慌不择言：“不好不好！刚学着写。”
又没想到的是，演出的第二天，通知我到征兵团首长办公室去，与我说话的还是那位团长，他自报家门姓张。声音宏亮，神态亲切，语气和蔼，问了我的简况。当我说到“22岁，已结婚，并当了爸爸”时，他有些惊愕，停顿片刻才又问道：“愿不愿意当兵？”“愿意，很想当兵！”我未加思索地回答。是的，做梦都想穿上军装。由于自然灾害所致1963年高中肄业后，在外地打工流浪了两年，饱尝了风餐露宿、奔波流离的痛苦。1965年家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承蒙军宣队同志的重视，培养我为大队团支部书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乡贫下中农协会委员，在深深感激军宣队同志的同时，对他们关心群众疾苦、勇于攻坚克难、乐于扶正祛邪的工作作风格外钦佩。那时就想：如能当兵多好！当兵就当这样的兵。可惜1967年没有征兵。到了1968年就是我当兵的最后一个年龄，因家庭情况又已结婚生子。当兵几乎成为奢望了。团长亲切地问询，给了一线希望之光；然而他的惊愕，又让我感到这一线之光飘忽不定。
没想到两天之后，武装部部长和政委都对我说：“带兵的首长看上你了！你要做好体检的准备。”体检，不会有病，但身单力薄，有些缺陷，严格地讲不是一个合格的体魄。可体检过程中，带兵的军医微笑对我说：“知道你了！”一路绿灯通过体检、带到了部队。在迎接新兵的仪式上，团长把我带到一位首长跟前说：“这就是贺茂之！”“好！欢迎你！”他柔软的大手让我感到格外亲切，并异常有力，炯亮的明眸注视了我片刻，我感受到了少有的慈爱。我这才知道，他就是团政委周克玉，也是带兵团团政委兼书记；带兵团长是团参谋长张殿维。鉴于我的主客观情况，是张参谋长特别报请周政委特别批准，才穿上这身军装的。随军龄的增长乃至今天退休后，愈来愈感激他们二位——张参谋长和周政委，没有他们的厚爱就没有我军旅40年后的今天。
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结束后，就把我调到团宣队搞舞台节目的创作了。常常有人提及我是周政委特批带来的文艺骨干。每每此时，内心深处有几分自豪，更有几分决心和力量。每每一台节目彩排时，都要请政治处领导和团首长审查，周政委是必请必到的。他对整台节目都发表独到而准确的意见，对剧本及曲艺作品的文字，常常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指出问题，哪怕些许瑕疵，也难逃他的慧眼。作为文字作者的我，在深感激励的同时，常有获得导师指导的幸运感。每有重点剧目创作，从队领导到作者，都想请他把把关、指指路。只要他不外出，总是抽时间同大家一起座谈，从立意到结构，从人物到语言，都能给予有力的指导。有几次还特别对我个人说：“多深入生活，多看多练，还要多改，注意平中出奇，一定能写出好作品！”参加全军汇演获奖的独幕话剧《水桶问题》，就是遵循这一旨意创作成功的，这一理念对我后来的创作乃至今天仍起指导作用。因此，我在前文的吟咏中写出：“特许带上从军路，厚爱扶植步文程。”
行旅常得满篷风
周政委在团里时间不长，就先后被升迁到师政治部、军区政治部了。作为一名战士，自然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但他的亮眸慈颜常在脑际浮现。直到1974年，我被调到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才知道他已任组织部部长。在赵骜科长的动员和协调下，我才满怀感激、激动、礼节性地向他报到。那柔软的大手又紧紧有力地握住了我的手，开口就叫出了两个字：“茂之！”顿时我心头热流涌动。“当我听说文化部要调你时，就很高兴！当然是投赞成票了！”在他由衷的笑容里透出几分自豪，“军区机关不同于师、团机关，是学习、锻炼、提高的大舞台，演得好赖要靠自己的努力……”随后又叮嘱了些注意事项，还特别问到家属何时随军及其工作问题。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心潮难平。 虽同在政治部，但见面的机会不多。不久，周政委又调到六十七军任政委去了。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1983年，我因遭遇车祸住进了泰山脚下的八十八医院，毗邻是六十七军的二〇〇师。伤痛加之意外的袭扰，一度郁郁寡欢。一天突然接到一封来信，打开一看，竟是周政委的亲笔信，抬头又是那两个字：“茂之”！瞬间，我热泪盈眶。政委信中说：“从二〇〇师检查工作回到军区机关，才知道你住进了八十八医院。因事先不知道就未能去看你，很抱歉！”信中询问了伤势和治疗情况，大量的篇幅是鼓励我战胜伤痛、蔑视灾难、振奋精神、早日康复，叮嘱我有困难随时给他写信。“疾风知劲草，危难见真情”。特别是苦痛之中来自有恩于己者的真情关爱，不啻黑暗中一片阳光、衰竭中一股力量、焦渴中一泓清泉，很快就消除了阴郁、振奋其精神，疗伤中还撰写发表了两篇报告文学。这就是前文吟哦句“灾痛幸获华函解”的渊源，也当然是“行旅常得满篷风”的例证。后句最集中突出在1985年我调到总部工作之后。
这个时期，周政委虽然已先后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后勤部政委，日理万机，格外繁忙，但笔者由于工作关系倒能及时知悉他深入边海防、出席会议、发表新作新论等消息。如他到老山前线钻猫耳洞看望战士，给战士诗社回信并以小草为题写诗书赠战士，等等，都很让人感动，作为当年他亲自带的兵在内心深处自然升腾起一种自豪感和一股无尽的力量。到张爱萍老将军身边工作后，见他的机会就多了。周政委十分敬重张老，张老也由衷称赞他。他们二位都堪称儒将。也正因此，周政委常去看望张老。对我在张老身边工作格外称道，多次说这是极好的学习、锻炼机会。对我每发表一篇记述张老风范的文章，他都给予热情鼓励。特别是《张爱萍传》出版之后，他欣喜异常，看到《新闻联播》播放了这个消息后，当即就电话祝贺。读了该书后，便赋诗一首，用六尺宣纸工正书写赠予本人：“百年风云似涛涌，仰望高山意重重。坎坷总有无悔人，是非从来皆为诚。奇谋赫赫铸青史，诗文惶惶聚雷霆。神剑雄风传久远，苍松翠竹何葱茏。”边款还特别写上：“读《张爱萍传》书赠茂之同志存念。”对笔者是多大的鼓励啊！他还于2001年1月5日给时任总政治部领导写了封亲笔信：“……这封信主要向你们推荐一部书，即人民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张爱萍传》。这部书对部队指战员来说，不仅是学习党史、军史，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品格、才华和传统、作风的生动教材，而且对领导干部进行‘三讲’、‘三个代表’教育，尤其是学习贯彻江总书记‘关于改进党的作风’重要指示具有很好的作用和现实意义。”“我是去年2月份得到此书并一气读完的。毫不夸张地讲，有时读得热血沸腾，有时读得热泪盈眶。但我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把该书推荐给全军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来读一读。这部传记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诗文并茂，文字流畅，只要认真阅读，就会激起浓厚的兴味，从而手不释卷，无限感慨，大有裨益。”91岁高龄的爱萍老将军也为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所感动，亲自打电话向周政委致意。这封信对笔者就不是一时一事的激励了，而是此后人生航船上的满篷长风！
走进崇高置马达
2007年7月，笔者退休后，创办了一个百家崇高工作室。意在把所亲历的崇高者（包括周克玉政委）及目光所及的崇高人物百余位，进行研究，写成文章、拍成电视，在其崇高的精神和事迹中，给人以做人之道、成才之道、成功之道的教育和启迪。周政委对此十分称赞，说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当今社会非常需要，并表示支持这项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很快就亲笔书写了一幅字：“为留豪气在人间，浓墨重彩写春秋”，还特别写明“书赠百家崇高工作室”。这是建院伊始的第一幅首长赠字，几年来一直激励着本人和本院同志努力工作。
上述这些，当然不仅这些，更有老政委的深切关爱，不是为走进崇高研究院的发展、为走进崇高的人生安了部永恒的马达吗？
沉吟缅怀，更加感念老政委的重恩厚德，方觉八句吟哦仍难尽述悼念之情，遂又撰一挽联：
爱国爱党爱军杰出人民公仆
立德立功立言崇高华夏将军
重恩首长周克玉永垂不朽！
（编辑 遐飞）
哀悼恩公倪权的心潮尚未平静，便又掀起痛失重恩首长的悲戚浪涛。
2014年3月25日20时50分许，正神情专注地观赏《焦裕禄》电视剧，忽然接到国防大学原副政委、至友殿仁的电话，声音沉痛：“克玉政委走了！我刚从医院回来……”啊！又一次如雷击顶！尽管克玉首长已住院两年多，前不久看他时已处病危状态，但听此噩耗，仍感意外，仍觉突然，仍痛击心扉！又一位恩公走了！周克玉政委是重恩于我的首长！四十六个寒暑的交往，对我刻骨铭心的厚爱，一幕幕浮现眼前，以至辗转反侧，吟哦成句：
惊闻噩耗晕眩痛，
彻夜无眠唤恩公。
特许带上从军路，
厚爱扶植步文程。
灾痛幸获华函解，
行旅常得满篷风。
走进崇高置马达，
德惠恩泽岂一生？
特许带上从军路
为迎接1968年春季征兵，我所在的台儿庄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了一档配合征兵工作的文艺节目。当时的征兵，并不如后来乃至现在以当兵为荣、争先恐后应征入伍，而尚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旧观念，加之中苏边境苏联陈兵百万，随时都有打仗的可能，动员当兵是当地政府的重要任务。因此，按照区领导的安排，文艺演出予以配合。其中一个独幕喜剧《两家红》，是描绘一对未婚青年及其父母，均担心对方躲避参军，便想方设法动员报名，这对恋爱中的青年彼此达成一致之后，就又去动员双方父母，正赶上双方父母也在做彼此的工作，几经辗转、揭开谜底“原来双方都响应国家关于适龄青年要积极报名参军”的号召，十分乐意送郎、送子、送婿当兵，故名《两家红》。地方戏曲拉魂腔本来就曲调多变、拉魂勾魄，加之连连误会，造成的包袱笑声不绝，剧场效果空前精妙。几位带兵的首长多次鼓掌，连连称赞。带兵团长问身边陪同看戏的区委书记：“这个戏是哪里来的剧本？”书记说：“是我们演出队自己创作的。”显然，团长有些惊喜：“还有这样的作者！”书记回头看了看坐在他们后边以随时接受问询和修改意见的编剧我，说：“就是他，贺茂之。他现在被借调到征兵办公室写材料。”没想到团长转过身来，同我握了握手：“祝贺你！剧本写得不错！”我受宠若惊、慌不择言：“不好不好！刚学着写。”
又没想到的是，演出的第二天，通知我到征兵团首长办公室去，与我说话的还是那位团长，他自报家门姓张。声音宏亮，神态亲切，语气和蔼，问了我的简况。当我说到“22岁，已结婚，并当了爸爸”时，他有些惊愕，停顿片刻才又问道：“愿不愿意当兵？”“愿意，很想当兵！”我未加思索地回答。是的，做梦都想穿上军装。由于自然灾害所致1963年高中肄业后，在外地打工流浪了两年，饱尝了风餐露宿、奔波流离的痛苦。1965年家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承蒙军宣队同志的重视，培养我为大队团支部书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乡贫下中农协会委员，在深深感激军宣队同志的同时，对他们关心群众疾苦、勇于攻坚克难、乐于扶正祛邪的工作作风格外钦佩。那时就想：如能当兵多好！当兵就当这样的兵。可惜1967年没有征兵。到了1968年就是我当兵的最后一个年龄，因家庭情况又已结婚生子。当兵几乎成为奢望了。团长亲切地问询，给了一线希望之光；然而他的惊愕，又让我感到这一线之光飘忽不定。
没想到两天之后，武装部部长和政委都对我说：“带兵的首长看上你了！你要做好体检的准备。”体检，不会有病，但身单力薄，有些缺陷，严格地讲不是一个合格的体魄。可体检过程中，带兵的军医微笑对我说：“知道你了！”一路绿灯通过体检、带到了部队。在迎接新兵的仪式上，团长把我带到一位首长跟前说：“这就是贺茂之！”“好！欢迎你！”他柔软的大手让我感到格外亲切，并异常有力，炯亮的明眸注视了我片刻，我感受到了少有的慈爱。我这才知道，他就是团政委周克玉，也是带兵团团政委兼书记；带兵团长是团参谋长张殿维。鉴于我的主客观情况，是张参谋长特别报请周政委特别批准，才穿上这身军装的。随军龄的增长乃至今天退休后，愈来愈感激他们二位——张参谋长和周政委，没有他们的厚爱就没有我军旅40年后的今天。
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结束后，就把我调到团宣队搞舞台节目的创作了。常常有人提及我是周政委特批带来的文艺骨干。每每此时，内心深处有几分自豪，更有几分决心和力量。每每一台节目彩排时，都要请政治处领导和团首长审查，周政委是必请必到的。他对整台节目都发表独到而准确的意见，对剧本及曲艺作品的文字，常常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指出问题，哪怕些许瑕疵，也难逃他的慧眼。作为文字作者的我，在深感激励的同时，常有获得导师指导的幸运感。每有重点剧目创作，从队领导到作者，都想请他把把关、指指路。只要他不外出，总是抽时间同大家一起座谈，从立意到结构，从人物到语言，都能给予有力的指导。有几次还特别对我个人说：“多深入生活，多看多练，还要多改，注意平中出奇，一定能写出好作品！”参加全军汇演获奖的独幕话剧《水桶问题》，就是遵循这一旨意创作成功的，这一理念对我后来的创作乃至今天仍起指导作用。因此，我在前文的吟咏中写出：“特许带上从军路，厚爱扶植步文程。”
行旅常得满篷风
周政委在团里时间不长，就先后被升迁到师政治部、军区政治部了。作为一名战士，自然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但他的亮眸慈颜常在脑际浮现。直到1974年，我被调到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才知道他已任组织部部长。在赵骜科长的动员和协调下，我才满怀感激、激动、礼节性地向他报到。那柔软的大手又紧紧有力地握住了我的手，开口就叫出了两个字：“茂之！”顿时我心头热流涌动。“当我听说文化部要调你时，就很高兴！当然是投赞成票了！”在他由衷的笑容里透出几分自豪，“军区机关不同于师、团机关，是学习、锻炼、提高的大舞台，演得好赖要靠自己的努力……”随后又叮嘱了些注意事项，还特别问到家属何时随军及其工作问题。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心潮难平。 虽同在政治部，但见面的机会不多。不久，周政委又调到六十七军任政委去了。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1983年，我因遭遇车祸住进了泰山脚下的八十八医院，毗邻是六十七军的二〇〇师。伤痛加之意外的袭扰，一度郁郁寡欢。一天突然接到一封来信，打开一看，竟是周政委的亲笔信，抬头又是那两个字：“茂之”！瞬间，我热泪盈眶。政委信中说：“从二〇〇师检查工作回到军区机关，才知道你住进了八十八医院。因事先不知道就未能去看你，很抱歉！”信中询问了伤势和治疗情况，大量的篇幅是鼓励我战胜伤痛、蔑视灾难、振奋精神、早日康复，叮嘱我有困难随时给他写信。“疾风知劲草，危难见真情”。特别是苦痛之中来自有恩于己者的真情关爱，不啻黑暗中一片阳光、衰竭中一股力量、焦渴中一泓清泉，很快就消除了阴郁、振奋其精神，疗伤中还撰写发表了两篇报告文学。这就是前文吟哦句“灾痛幸获华函解”的渊源，也当然是“行旅常得满篷风”的例证。后句最集中突出在1985年我调到总部工作之后。
这个时期，周政委虽然已先后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后勤部政委，日理万机，格外繁忙，但笔者由于工作关系倒能及时知悉他深入边海防、出席会议、发表新作新论等消息。如他到老山前线钻猫耳洞看望战士，给战士诗社回信并以小草为题写诗书赠战士，等等，都很让人感动，作为当年他亲自带的兵在内心深处自然升腾起一种自豪感和一股无尽的力量。到张爱萍老将军身边工作后，见他的机会就多了。周政委十分敬重张老，张老也由衷称赞他。他们二位都堪称儒将。也正因此，周政委常去看望张老。对我在张老身边工作格外称道，多次说这是极好的学习、锻炼机会。对我每发表一篇记述张老风范的文章，他都给予热情鼓励。特别是《张爱萍传》出版之后，他欣喜异常，看到《新闻联播》播放了这个消息后，当即就电话祝贺。读了该书后，便赋诗一首，用六尺宣纸工正书写赠予本人：“百年风云似涛涌，仰望高山意重重。坎坷总有无悔人，是非从来皆为诚。奇谋赫赫铸青史，诗文惶惶聚雷霆。神剑雄风传久远，苍松翠竹何葱茏。”边款还特别写上：“读《张爱萍传》书赠茂之同志存念。”对笔者是多大的鼓励啊！他还于2001年1月5日给时任总政治部领导写了封亲笔信：“……这封信主要向你们推荐一部书，即人民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张爱萍传》。这部书对部队指战员来说，不仅是学习党史、军史，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品格、才华和传统、作风的生动教材，而且对领导干部进行‘三讲’、‘三个代表’教育，尤其是学习贯彻江总书记‘关于改进党的作风’重要指示具有很好的作用和现实意义。”“我是去年2月份得到此书并一气读完的。毫不夸张地讲，有时读得热血沸腾，有时读得热泪盈眶。但我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把该书推荐给全军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来读一读。这部传记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诗文并茂，文字流畅，只要认真阅读，就会激起浓厚的兴味，从而手不释卷，无限感慨，大有裨益。”91岁高龄的爱萍老将军也为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所感动，亲自打电话向周政委致意。这封信对笔者就不是一时一事的激励了，而是此后人生航船上的满篷长风！
走进崇高置马达
2007年7月，笔者退休后，创办了一个百家崇高工作室。意在把所亲历的崇高者（包括周克玉政委）及目光所及的崇高人物百余位，进行研究，写成文章、拍成电视，在其崇高的精神和事迹中，给人以做人之道、成才之道、成功之道的教育和启迪。周政委对此十分称赞，说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当今社会非常需要，并表示支持这项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很快就亲笔书写了一幅字：“为留豪气在人间，浓墨重彩写春秋”，还特别写明“书赠百家崇高工作室”。这是建院伊始的第一幅首长赠字，几年来一直激励着本人和本院同志努力工作。
上述这些，当然不仅这些，更有老政委的深切关爱，不是为走进崇高研究院的发展、为走进崇高的人生安了部永恒的马达吗？
沉吟缅怀，更加感念老政委的重恩厚德，方觉八句吟哦仍难尽述悼念之情，遂又撰一挽联：
爱国爱党爱军杰出人民公仆
立德立功立言崇高华夏将军
重恩首长周克玉永垂不朽！
（编辑 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