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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位奇女子——索尼娅。她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在我们住处附近的一家赛百味快餐店打工。
当她得知我来自中国，惊喜地说：“我去过北京，七次。批发些衣服鞋子，运到我们国家去卖。”
哦，原来是与那批在中俄之间做贸易的“国际倒爷”一样的生意人啊！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可不是一般的能耐。
我问她为什么来美国了？
索尼娅朗声笑道：“有机会就来了呀！”
索尼娅7年前持访问签证到了美国，然后嫁了一个美国人，留了下来，现在已经拿到美国绿卡。
与常见的老夫少妻式的跨国婚姻迥异的是：她的美国丈夫比她小11 岁，今年42岁。
“你的丈夫这么年轻？”我十分惊讶。
“是的。我也很年轻呀！”索尼娅笑指自己的胸口说，“我心里很年轻，我的丈夫经常这样说我。”
她说：“我刚来美国时，不会英语。我以前在学校里没有学过英语。我们当时学的外语是德语。”
没有任何英语基础的索尼娅，在她46岁那年起步，通过日常的生活交流，像幼儿牙牙学语般，一句一句地学到了可以与外国人沟通的水平。
她年轻的心态、开放的性格、热情的生活态度、敢于从零起步的勇气，让她的人生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光泽，一种青春的朝气。
她兴致勃勃地规划未来。准备去学一个护士课程，拿一个初级护士执照，去牙科诊所工作，薪水比她现在工作的赛百味餐馆高。她已经打听到了，3000美元学11周，每周上一整天课。她以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做过近二十年的护士，重操旧业，应该不难。
索尼娅的传奇故事，让我心有所感。一个人的“青春期”到底有多长？人为的招聘和退休的年龄设置，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催老我们的心理？有的人从懵懵懂懂中刚醒来，就发现自己已经被送入告老叹老的行列，几乎没有年轻过。
53岁的索尼娅依然健康、快乐、自信。“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真好！
逝去的国祥
柏代华（上海，外企高管）
不久前闲聊时妹妹告诉我，韩国祥死了，你知道吗？胃癌还是肝癌吧。我心头一阵惊悸和悲怆，他是我中学同学，才五十多岁。
我问了才知道他一直住在我一个连襟的楼上，我内心又掠过一阵震颤，虽然住得很远但二十多年来去那里也不下几十次，居然完全不知少年时朝夕相伴的好友就居住在头顶上方的咫尺之间。我从来没有问起过他，也从来没人谈起过他，可见韩国祥卑微至不足外人道也。
国祥中学时的绰号叫“饼干”。他父亲长年病残卧床，但也没闲着，一口气鼓捣出三子三女。半寡的母亲全靠两只手把六个孩子拉扯大，日子显然不像拨弄六弦琴那般美妙。一天国祥吃了同学给的饼干后回味无穷，兴匆匆跑到门口对正在摊晒破烂的妈妈说：妈妈，买饼干。穷困窘迫的母亲抬起憔悴的脸一声狮吼：买屎给你吃！从此他有了“饼干”的绰号。嬉闹时每闻此号他都拔拳相向，但只是轻轻捶一下。对同学好友他一向忠勇相护，不畏凶险。
有一次我从二楼走廊向下吐了一口唾沫，高年级的一个小霸王恰巧走过，王颜大怒，直冲而上。国祥上前一步用高壮的身子挡在我前面。对方悻悻而退，撂下一句狠话“放学再说”。果然刚出校门，一帮人拿着棍棒汹汹而来。国祥见寡不敌众急忙拉着我夺路而逃。霎时砖石如雨般从身后飞来，国祥护在我身后推着我一路狂奔。在这场飞石战中我是众矢之的，只顾逃命，国祥是人肉盾牌，贴身护送。结果我毫发无损，国祥手臂有两处淤血。
有一年学校组织学生到郊外野营拉练，恰逢大雨。我一向身瘦体弱手脚笨拙，背着大包战战兢兢地走在泥泞狭窄的田埂上，三步一滑五步一歪。若不是紧跟身后的国祥屡屡出手扶住，我肯定摔成了泥人，放到当年红极一时的“收租院”泥塑展厅里客串一个佃农的儿子基本无需修饰。
虽然忠勇可嘉但国祥口拙寡言。除了几次震动全校的群架中勇猛的雄姿，很少有人注目。毕业后韩国祥参军去了，这差不多是当时最为令人羡慕的荣耀，街坊热议之炽不亚于今日中了头彩。国祥的部队驻扎在江西樟树，军队的生活想必是严峻清苦的。但那段岁月大概是他不长的生涯中最为灿烂的篇章，因为他空前绝后地受人关注、羡慕、尊崇。
复员后他回上海进了上钢三厂。渐渐不再往来，最后失去了音讯，直至噩耗传来。听说从就医确诊到撒手人寰只有短短两三个月。
岁月神偷
翁 俊（美国芝加哥，创业者）
从降落就在下雨。机场通关和租车都不顺。两小时后，我到了克拉拉楼下。她是几个月前搬到多伦多这间公寓的。
克拉拉很瘦小，灰色薄绒衫和蓝色牛仔裤，脸颊凹下去，原就凸起的颧骨，更显凸出。来之前，她说只有80多斤了，但吃得比原来健康。我想亲眼看看。
她给我做了乌冬面，放了鸡蛋花、甘薯条和虾仁，味很淡。她一向不会做饭。但我饿了，且在这个朋友面前，不必拘束。我要了盐和醋。
她像以前一样话多，谈起她的前夫，也谈到我的事。她谈起一个美女朋友，如何规划自己的感情和婚姻，把男友培养成忠心耿耿供养她的依靠；从这个朋友身上，她学到了以前忽视了的观念和本领。她说她不再去华人教会了，改去白人教会。华人素质低，嫌她资历浅，听她发表观点和意见，很不服气。女教友看到男的对她献殷情，就冷嘲热讽。她在网上贴了职业规划的文章，举了清洁工的例子，发给那些人看，引来口诛笔伐，说她看不起体力劳动。但在白人那里，她深受欢迎，找到了属于她的圈子。我问她是否考虑回国。她说，她已经西化了，接受不了国内的价值观和龌龊事。
第二天上午，我去接她。她在屋里放着宗教音乐。我问，一大早就听宗教音乐，信教是否有点过了。她反唇说，我听的陈淑桦的歌是靡靡之音。我聊起最近看的日本老电影，谈起川端康成，她说不知道。我又聊起《达人秀》，她还是不知道。她说，女的嫁给有钱人不一定好，教会里一个搞艺术的女人，嫁了个有钱的香港人，却得了抑郁症。我逗她说，都是信教害的。她非常生气，不再和我说话。 我请她和我去千岛。她说有个网上课程，她还要参与讨论。我从千岛回来，她从外面回来，说网上课程取消了。她问千岛怎么样。我说一般。她说，我是人云亦云，别人去了，我也非得去。我累得不想说话，只请她去吃最后一顿晚餐。晚餐很丰盛，我不停地吃，她不停地说。
我想起大学时的克拉拉，夏天连衣裙，冬天红底黑格兜帽大衣，马尾辫，唱歌弹钢琴，向往住校生活，喜欢我们去她家。我想起6年前，她和前夫来芝加哥，红润的脸，抹得猩红的唇膏，旁若无人地笑。
回芝加哥的隔天晚上，我梦见回到了大学，那无忧无虑的时光。“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爱心一日游
江凯南（石家庄 编辑）
六一期间，跟随某公司参加了其策划已久的“赴保定某贫困小学爱心捐赠活动”。
经过近两个半小时的舟车颠簸，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还未下车，便看到学校门口稀稀拉拉站了七八位小朋友，新奇又腼腆地笑着。乡镇及学校领导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学校。踏入校门，映入眼帘的是齐刷刷坐成七八排、佩戴红领巾的小朋友们和三层崭新的教学楼。
主席台上桌椅早已摆放好。对方满脸堆笑地将公司领导迎进简约的会议室，热心地捧着红枣让我们尝尝，笑着说：“都是自己种的。”
休息片刻之后，领导们就坐主席台。乡镇领导及公司领导依次讲话，一讲完，站在旁边貌似老师模样的中年男人，便带动孩子们鼓掌。这群小家伙们或许根本不知道在进行着一项怎样的活动，只是铆足了劲地拍手。炽热阳光的炙烤下，每个孩子都不由自主地皱紧眉头。
五个孤儿排着队依次领走了每人一千元的助学金，事先安排好的十几个孩子依次为公司领导系上红领巾，接着便是赠送锦旗、拍照。发放学习用品时，偶尔听到学校领导说：“为节省时间，我们安排了几个孩子，象征性地领一下就行。”
将近半小时之后，所谓的捐赠仪式结束了，孩子们纷纷搬着小板凳回教室。目送着这些孩子，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新奇和不解。有个扛着摄像机貌似当地电视台的记者说：“本来还安排了几位领导讲话的，但是天气太热了，怕孩子们受不了。”不远处，戴着红领巾的公司领导们兴奋地拍照、发微信——相信这些微信马上会在朋友圈里赢得很多个“赞”。
离开时，乡镇干部将我 们送到校门口，一再嘱咐照片记得给他们发过去。而等待我们的将是又一个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临上车时，我再次看了一眼这所拥有崭新楼房、平整地面的学校，一种无奈和讽刺感油然而生。此次之行完全打破了我当初的想象。一个企业想为社会奉献爱心本是高尚的事情，而我看到的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形式主义。
真正深入那些有困难的乡村和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弯下腰来，跟孩子们聊聊天，陪他们做做游戏、听听课，或者仅是简单地同他们一起吃顿饭，花上一天的时间真正走近他们，让孩子感觉到有温度的关心和爱，比单纯地送点钱物，摆拍几张照片，要有价值得多。
当她得知我来自中国，惊喜地说：“我去过北京，七次。批发些衣服鞋子，运到我们国家去卖。”
哦，原来是与那批在中俄之间做贸易的“国际倒爷”一样的生意人啊！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可不是一般的能耐。
我问她为什么来美国了？
索尼娅朗声笑道：“有机会就来了呀！”
索尼娅7年前持访问签证到了美国，然后嫁了一个美国人，留了下来，现在已经拿到美国绿卡。
与常见的老夫少妻式的跨国婚姻迥异的是：她的美国丈夫比她小11 岁，今年42岁。
“你的丈夫这么年轻？”我十分惊讶。
“是的。我也很年轻呀！”索尼娅笑指自己的胸口说，“我心里很年轻，我的丈夫经常这样说我。”
她说：“我刚来美国时，不会英语。我以前在学校里没有学过英语。我们当时学的外语是德语。”
没有任何英语基础的索尼娅，在她46岁那年起步，通过日常的生活交流，像幼儿牙牙学语般，一句一句地学到了可以与外国人沟通的水平。
她年轻的心态、开放的性格、热情的生活态度、敢于从零起步的勇气，让她的人生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光泽，一种青春的朝气。
她兴致勃勃地规划未来。准备去学一个护士课程，拿一个初级护士执照，去牙科诊所工作，薪水比她现在工作的赛百味餐馆高。她已经打听到了，3000美元学11周，每周上一整天课。她以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做过近二十年的护士，重操旧业，应该不难。
索尼娅的传奇故事，让我心有所感。一个人的“青春期”到底有多长？人为的招聘和退休的年龄设置，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催老我们的心理？有的人从懵懵懂懂中刚醒来，就发现自己已经被送入告老叹老的行列，几乎没有年轻过。
53岁的索尼娅依然健康、快乐、自信。“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真好！
逝去的国祥
柏代华（上海，外企高管）
不久前闲聊时妹妹告诉我，韩国祥死了，你知道吗？胃癌还是肝癌吧。我心头一阵惊悸和悲怆，他是我中学同学，才五十多岁。
我问了才知道他一直住在我一个连襟的楼上，我内心又掠过一阵震颤，虽然住得很远但二十多年来去那里也不下几十次，居然完全不知少年时朝夕相伴的好友就居住在头顶上方的咫尺之间。我从来没有问起过他，也从来没人谈起过他，可见韩国祥卑微至不足外人道也。
国祥中学时的绰号叫“饼干”。他父亲长年病残卧床，但也没闲着，一口气鼓捣出三子三女。半寡的母亲全靠两只手把六个孩子拉扯大，日子显然不像拨弄六弦琴那般美妙。一天国祥吃了同学给的饼干后回味无穷，兴匆匆跑到门口对正在摊晒破烂的妈妈说：妈妈，买饼干。穷困窘迫的母亲抬起憔悴的脸一声狮吼：买屎给你吃！从此他有了“饼干”的绰号。嬉闹时每闻此号他都拔拳相向，但只是轻轻捶一下。对同学好友他一向忠勇相护，不畏凶险。
有一次我从二楼走廊向下吐了一口唾沫，高年级的一个小霸王恰巧走过，王颜大怒，直冲而上。国祥上前一步用高壮的身子挡在我前面。对方悻悻而退，撂下一句狠话“放学再说”。果然刚出校门，一帮人拿着棍棒汹汹而来。国祥见寡不敌众急忙拉着我夺路而逃。霎时砖石如雨般从身后飞来，国祥护在我身后推着我一路狂奔。在这场飞石战中我是众矢之的，只顾逃命，国祥是人肉盾牌，贴身护送。结果我毫发无损，国祥手臂有两处淤血。
有一年学校组织学生到郊外野营拉练，恰逢大雨。我一向身瘦体弱手脚笨拙，背着大包战战兢兢地走在泥泞狭窄的田埂上，三步一滑五步一歪。若不是紧跟身后的国祥屡屡出手扶住，我肯定摔成了泥人，放到当年红极一时的“收租院”泥塑展厅里客串一个佃农的儿子基本无需修饰。
虽然忠勇可嘉但国祥口拙寡言。除了几次震动全校的群架中勇猛的雄姿，很少有人注目。毕业后韩国祥参军去了，这差不多是当时最为令人羡慕的荣耀，街坊热议之炽不亚于今日中了头彩。国祥的部队驻扎在江西樟树，军队的生活想必是严峻清苦的。但那段岁月大概是他不长的生涯中最为灿烂的篇章，因为他空前绝后地受人关注、羡慕、尊崇。
复员后他回上海进了上钢三厂。渐渐不再往来，最后失去了音讯，直至噩耗传来。听说从就医确诊到撒手人寰只有短短两三个月。
岁月神偷
翁 俊（美国芝加哥，创业者）
从降落就在下雨。机场通关和租车都不顺。两小时后，我到了克拉拉楼下。她是几个月前搬到多伦多这间公寓的。
克拉拉很瘦小，灰色薄绒衫和蓝色牛仔裤，脸颊凹下去，原就凸起的颧骨，更显凸出。来之前，她说只有80多斤了，但吃得比原来健康。我想亲眼看看。
她给我做了乌冬面，放了鸡蛋花、甘薯条和虾仁，味很淡。她一向不会做饭。但我饿了，且在这个朋友面前，不必拘束。我要了盐和醋。
她像以前一样话多，谈起她的前夫，也谈到我的事。她谈起一个美女朋友，如何规划自己的感情和婚姻，把男友培养成忠心耿耿供养她的依靠；从这个朋友身上，她学到了以前忽视了的观念和本领。她说她不再去华人教会了，改去白人教会。华人素质低，嫌她资历浅，听她发表观点和意见，很不服气。女教友看到男的对她献殷情，就冷嘲热讽。她在网上贴了职业规划的文章，举了清洁工的例子，发给那些人看，引来口诛笔伐，说她看不起体力劳动。但在白人那里，她深受欢迎，找到了属于她的圈子。我问她是否考虑回国。她说，她已经西化了，接受不了国内的价值观和龌龊事。
第二天上午，我去接她。她在屋里放着宗教音乐。我问，一大早就听宗教音乐，信教是否有点过了。她反唇说，我听的陈淑桦的歌是靡靡之音。我聊起最近看的日本老电影，谈起川端康成，她说不知道。我又聊起《达人秀》，她还是不知道。她说，女的嫁给有钱人不一定好，教会里一个搞艺术的女人，嫁了个有钱的香港人，却得了抑郁症。我逗她说，都是信教害的。她非常生气，不再和我说话。 我请她和我去千岛。她说有个网上课程，她还要参与讨论。我从千岛回来，她从外面回来，说网上课程取消了。她问千岛怎么样。我说一般。她说，我是人云亦云，别人去了，我也非得去。我累得不想说话，只请她去吃最后一顿晚餐。晚餐很丰盛，我不停地吃，她不停地说。
我想起大学时的克拉拉，夏天连衣裙，冬天红底黑格兜帽大衣，马尾辫，唱歌弹钢琴，向往住校生活，喜欢我们去她家。我想起6年前，她和前夫来芝加哥，红润的脸，抹得猩红的唇膏，旁若无人地笑。
回芝加哥的隔天晚上，我梦见回到了大学，那无忧无虑的时光。“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爱心一日游
江凯南（石家庄 编辑）
六一期间，跟随某公司参加了其策划已久的“赴保定某贫困小学爱心捐赠活动”。
经过近两个半小时的舟车颠簸，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还未下车，便看到学校门口稀稀拉拉站了七八位小朋友，新奇又腼腆地笑着。乡镇及学校领导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学校。踏入校门，映入眼帘的是齐刷刷坐成七八排、佩戴红领巾的小朋友们和三层崭新的教学楼。
主席台上桌椅早已摆放好。对方满脸堆笑地将公司领导迎进简约的会议室，热心地捧着红枣让我们尝尝，笑着说：“都是自己种的。”
休息片刻之后，领导们就坐主席台。乡镇领导及公司领导依次讲话，一讲完，站在旁边貌似老师模样的中年男人，便带动孩子们鼓掌。这群小家伙们或许根本不知道在进行着一项怎样的活动，只是铆足了劲地拍手。炽热阳光的炙烤下，每个孩子都不由自主地皱紧眉头。
五个孤儿排着队依次领走了每人一千元的助学金，事先安排好的十几个孩子依次为公司领导系上红领巾，接着便是赠送锦旗、拍照。发放学习用品时，偶尔听到学校领导说：“为节省时间，我们安排了几个孩子，象征性地领一下就行。”
将近半小时之后，所谓的捐赠仪式结束了，孩子们纷纷搬着小板凳回教室。目送着这些孩子，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新奇和不解。有个扛着摄像机貌似当地电视台的记者说：“本来还安排了几位领导讲话的，但是天气太热了，怕孩子们受不了。”不远处，戴着红领巾的公司领导们兴奋地拍照、发微信——相信这些微信马上会在朋友圈里赢得很多个“赞”。
离开时，乡镇干部将我 们送到校门口，一再嘱咐照片记得给他们发过去。而等待我们的将是又一个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临上车时，我再次看了一眼这所拥有崭新楼房、平整地面的学校，一种无奈和讽刺感油然而生。此次之行完全打破了我当初的想象。一个企业想为社会奉献爱心本是高尚的事情，而我看到的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形式主义。
真正深入那些有困难的乡村和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弯下腰来，跟孩子们聊聊天，陪他们做做游戏、听听课，或者仅是简单地同他们一起吃顿饭，花上一天的时间真正走近他们，让孩子感觉到有温度的关心和爱，比单纯地送点钱物，摆拍几张照片，要有价值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