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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很早时就头戴一条白毛巾，看上去有种老成持重的感觉。后来，他头上的毛巾又换成了帽子，长年四季戴在头上，除了睡觉时摘下来，即使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照样戴着。
爷爷给父亲起了个名字叫“会文”，但父亲因为家穷连小学也没有上完。父亲18岁那年，爷爷因病去世了，仅仅念了几年小学的他，就跟着大人开始下地种田，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缘故吧，25岁的父亲就当上了生产小队队长。
父亲当生产小队长的时候，每天早晨、上午、下午要敲三次钟，集合小队的社员到田里集体出工。到了地里，一般是一字排开，大家边干活边聊天，中间还要集体休息。邻村有一个懒汉，有一年冬天在农田里深翻土地。别人在干活，这个懒汉躲到一旁脱了棉袄捉虱子（人体的一种寄生虫）。恰巧这时，上级领导来检查，队长走过来见懒汉一屁股坐在地上，就蹬了他一腳低声地吼道：“快起来，领导来检查了。” 懒汉一听，慌张得连衣服都没有赶得上穿，就起来干活了。等检查团走过来，懒汉紧张带出力，身上早已冒了汗。领导干部看到在寒冷的冬天，竟有农民不穿棉袄，只穿背心干活，干劲儿如此之大，深受感动，当场集合全体干活群众现场召开会议表扬这个懒汉是模范，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后来等领导一走，大家就笑作一团，称他是“懒汉模范”，骂检查团是“笨蛋领导”。为此，父亲编了一段顺口溜：
每天起来三敲钟，
敲钟之后三派工。
地里干活一条龙，
中间休息乱哄哄。
一年四季不停工，
大年初一开门红。
从春一直干到冬，
全年工作说不清。
庄稼收秋后，生产队就要在冬天安排犁地，以备第二年耕种。那时，犁地的拖拉机是雇用的，来到村里的拖拉机司机就像大爷，村上得紧招呼好接待才行，否则，拖拉机司机就给你应付，出工不出力，一点也不讲犁地质量。父亲讥讽他们说：
拖拉机、来犁地，
待司机、赛亲戚。
司机吃的是油条，
犁地犁的是圪壕。
司机吃的是油饼，
犁地犁的才平整。
好不容易一年到头了，生产队开始搞年终决算。会计算过来算过去，队里还是穷当当。那些相对劳动力多人口少的家庭虽然在账上有钱，但兑现金往往只有一半，甚至更少;而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只有靠借钱挂账，才能领到生产队的粮食。父亲这样总结：
一年到头搞决算，
一个工分几毛钱。
劳多人少兑一半，
剩下给你挂账上。
人多劳少不领钱，
吃粮还得顶饥荒。
上世纪50年代末，全国农村普遍兴办公共食堂，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产物。公共食堂最初实行时，由于人们心理上的某种攀比欲、新鲜感，温度急剧升高，许多极端的事情都做了出来。比如说，当时农民中有这样的顺口溜：“粮食供给食堂化，肚皮再大也不怕。”我的老家也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全村人按生产小队集中就餐，美其名曰为“食堂化”。后来，公共食堂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严重背离了人们原来的美好愿望，饭菜质量越来越差，并且出现了“上月吃下月、寅年吃卯年”的窘况，偶尔吃上一两回红薯片饸饹、喝上一次白面揪片汤，社员就像过年一样高兴。父亲感叹说：
每天粮食不够吃，
连皮带渣都收拾。
南瓜地瓜好饭哩，
红薯片子改善哩。
多日不见猪肉腥，
晚上馋得数星星。
喝上一顿揪片汤，
社员就像过大年。
由于长期吃食堂，不少社员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不能下地劳动，浑身上下十分难受。父亲感叹：
男人浮肿有了病，
女人浮肿不怀孕。
全身粗了不是胖，
走路上炕都困难。
吃食堂吃不饱，人们千方百计寻找食物填饱肚皮，也有个别胆子大的人到地里偷吃还没有成熟的嫩玉米。但如果让人抓住，绝对是要受批判的。
偷了一个嫩玉茭，
批斗三天不拉倒。
每天中午去打饭，
先来一个小批判。
好不容易，社员们盼到了生产小队公共食堂解散，父亲和大家一样十分高兴。他说：
听说食堂要解散，
吃饭有了自主权。
在家做饭多自由，
想起食堂就发愁。
1976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父亲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上任后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他征求老农的意见，和党支部一班人研究决定，要狠抓积肥、耕地和水利三个关键。为了鼓励社员理解和支持大队的决定，他把这三件大事编成顺口溜，用于宣传发动群众。
先说积肥工作，大队党支部号召大家外出到市里拉青粪（人粪尿），外出拾鸡粪，以补充农家肥的不足。
交朋友、要交心，
浇花关键要浇根。
种庄稼、不上粪，
一年白受胳膊困。
各个小队上圪桶（拉人粪尿用的器具），
专去城里拉青粪。
每天每队拉一车，
一天就是十桶粪。
冬天社员外出门， 走门串户挖鸡粪。
挖回鸡粪兑现金，
调动社员积极性。
各队都有收粪场，
一冬就收几万斤。
为了抓好大队的水利工作，那几年父亲和全村人一起努力购置变压器、潜水泵、离心泵等水利设施，先后在田地里新挖大井五十多眼、中心井二十多眼，为全村粮食夺高产创造了条件。
想要粮食上高产，
搞好水利是保障。
地里水渠连成网，
旱天粮食也成山。
搞水利、真有利，
开动机器顶下雨。
浇完小麦浇秋地，
秋天粮食堆满地。
解决了水利问题，各个生产小队就有条件种上了菜园地，夏天社员每隔一天就能分到新鲜的蔬菜。这项工作得到了县里的支持和表扬，破格划拨给村里部分水利设施。父亲高兴地说：
搞水利、真有利，
各队种起菜园地。
队里隔天就分菜，
分菜用的大布袋。
搞水利、促高产，
上级来了参观团。
连夸我们真能干，
总结经验要推广。
全县大会受表彰，
全村露脸获了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父亲鼓励大家劳动致富，努力搞活家庭经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三中全会指明路，
土地承包到了戶。
落实政策对了头，
大家干活有劲头。
农村政策大转变，
人人都能吃饱饭。
吃饱肚子有余粮，
多余粮食卖成钱。
马瘦毛长皮也松，
人穷志短日子苦。
如今党的政策好，
大家快走富裕路。
少数能人先致富，
带动全村都进步。
领导干部要带头，
集体经济靠支部。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什么样的事都有。村里有极个别人不愿意出力干农活，父亲规劝他们说：
养儿为防老，
种地为吃饱。
懒人哄地皮，
地皮哄肚皮。
人勤地大气，
粮多腰硬气。
越坐越懒，
越吃越馋。
家有余粮，
心中不慌。
家有存款，
人有胆量。
1975年至1978年期间，父亲曾被抽调到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磷肥厂工作过一段时间。按现在的说法，那个磷肥厂是一个乡镇企业，主要生产农村种地用的磷肥，同时也生产水泥。父亲最初被任命为分管基建的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厂长、副经理）。刚进厂的四个多月，他只是深入车间和进行工作调研，从不多表态。在四个多月后的一次全厂总结会上，当其他厂领导基本讲完话时，人们把目光盯住了这个身穿补丁衣服，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大得多的副主任。其实，那个时候我父亲只有35岁左右。父亲站起来，并且胸有成竹地发言了。
他首先分析了全厂一百五十多名工人的组成情况，希望全体工人克服临时工的心态，以主人翁的姿态要求自己，统一思想，强化责任。他强调只有生产经营有了效益，职工生活才能有保障，继而才能为集体做贡献，全场响起多次掌声。当时磷肥厂大院干部住在西排房，而工人住在东排房。东排房的工人是具体干活的，但工分不高，一天是“七分”或“八分”工;而西排房的管理人员一天却能挣“九分”或“十分”工。父亲总结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说：
工分挣多少，
从西往东瞧。
七分八分死受哩，
九分十分圪溜哩。
磷肥厂的主要生产车间是磨机车间，针对这个生产环节的管理，父亲强调说：
耳朵听、眼睛看，
保证磨机正常转。
喂料少、少生产，
喂料多了磨不烂。
完成任务把质量，
按劳分配是关键。
为了改善职工生活，父亲向磷肥厂附近的农村借用了八亩土地，一是可以搞磷肥试验田，二是种上谷子补助职工食堂。秋后谷子丰收了，他安排单位到河南买磨机用的铁球配件的汽车，拉上谷子换成白面为职工改善伙食，用于补助餐。他说：
借下地、做试验，
施磷肥、巧种粮，
收下谷子换成面，
每天补助一顿饭。
几十年来，父亲编了不少顺口溜，并且这些顺口溜往往是他随口就能说出来的。在村上、在他工作过的地方，至今还有许多老百姓、老工人能够记得住、说得来。当我整理这些顺口溜时，我油然敬佩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竟然能编出这么多富有哲理的顺口溜来。
爷爷给父亲起了个名字叫“会文”，但父亲因为家穷连小学也没有上完。父亲18岁那年，爷爷因病去世了，仅仅念了几年小学的他，就跟着大人开始下地种田，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缘故吧，25岁的父亲就当上了生产小队队长。
父亲当生产小队长的时候，每天早晨、上午、下午要敲三次钟，集合小队的社员到田里集体出工。到了地里，一般是一字排开，大家边干活边聊天，中间还要集体休息。邻村有一个懒汉，有一年冬天在农田里深翻土地。别人在干活，这个懒汉躲到一旁脱了棉袄捉虱子（人体的一种寄生虫）。恰巧这时，上级领导来检查，队长走过来见懒汉一屁股坐在地上，就蹬了他一腳低声地吼道：“快起来，领导来检查了。” 懒汉一听，慌张得连衣服都没有赶得上穿，就起来干活了。等检查团走过来，懒汉紧张带出力，身上早已冒了汗。领导干部看到在寒冷的冬天，竟有农民不穿棉袄，只穿背心干活，干劲儿如此之大，深受感动，当场集合全体干活群众现场召开会议表扬这个懒汉是模范，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后来等领导一走，大家就笑作一团，称他是“懒汉模范”，骂检查团是“笨蛋领导”。为此，父亲编了一段顺口溜：
每天起来三敲钟，
敲钟之后三派工。
地里干活一条龙，
中间休息乱哄哄。
一年四季不停工，
大年初一开门红。
从春一直干到冬，
全年工作说不清。
庄稼收秋后，生产队就要在冬天安排犁地，以备第二年耕种。那时，犁地的拖拉机是雇用的，来到村里的拖拉机司机就像大爷，村上得紧招呼好接待才行，否则，拖拉机司机就给你应付，出工不出力，一点也不讲犁地质量。父亲讥讽他们说：
拖拉机、来犁地，
待司机、赛亲戚。
司机吃的是油条，
犁地犁的是圪壕。
司机吃的是油饼，
犁地犁的才平整。
好不容易一年到头了，生产队开始搞年终决算。会计算过来算过去，队里还是穷当当。那些相对劳动力多人口少的家庭虽然在账上有钱，但兑现金往往只有一半，甚至更少;而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只有靠借钱挂账，才能领到生产队的粮食。父亲这样总结：
一年到头搞决算，
一个工分几毛钱。
劳多人少兑一半，
剩下给你挂账上。
人多劳少不领钱，
吃粮还得顶饥荒。
上世纪50年代末，全国农村普遍兴办公共食堂，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产物。公共食堂最初实行时，由于人们心理上的某种攀比欲、新鲜感，温度急剧升高，许多极端的事情都做了出来。比如说，当时农民中有这样的顺口溜：“粮食供给食堂化，肚皮再大也不怕。”我的老家也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全村人按生产小队集中就餐，美其名曰为“食堂化”。后来，公共食堂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严重背离了人们原来的美好愿望，饭菜质量越来越差，并且出现了“上月吃下月、寅年吃卯年”的窘况，偶尔吃上一两回红薯片饸饹、喝上一次白面揪片汤，社员就像过年一样高兴。父亲感叹说：
每天粮食不够吃，
连皮带渣都收拾。
南瓜地瓜好饭哩，
红薯片子改善哩。
多日不见猪肉腥，
晚上馋得数星星。
喝上一顿揪片汤，
社员就像过大年。
由于长期吃食堂，不少社员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不能下地劳动，浑身上下十分难受。父亲感叹：
男人浮肿有了病，
女人浮肿不怀孕。
全身粗了不是胖，
走路上炕都困难。
吃食堂吃不饱，人们千方百计寻找食物填饱肚皮，也有个别胆子大的人到地里偷吃还没有成熟的嫩玉米。但如果让人抓住，绝对是要受批判的。
偷了一个嫩玉茭，
批斗三天不拉倒。
每天中午去打饭，
先来一个小批判。
好不容易，社员们盼到了生产小队公共食堂解散，父亲和大家一样十分高兴。他说：
听说食堂要解散，
吃饭有了自主权。
在家做饭多自由，
想起食堂就发愁。
1976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父亲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上任后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他征求老农的意见，和党支部一班人研究决定，要狠抓积肥、耕地和水利三个关键。为了鼓励社员理解和支持大队的决定，他把这三件大事编成顺口溜，用于宣传发动群众。
先说积肥工作，大队党支部号召大家外出到市里拉青粪（人粪尿），外出拾鸡粪，以补充农家肥的不足。
交朋友、要交心，
浇花关键要浇根。
种庄稼、不上粪，
一年白受胳膊困。
各个小队上圪桶（拉人粪尿用的器具），
专去城里拉青粪。
每天每队拉一车，
一天就是十桶粪。
冬天社员外出门， 走门串户挖鸡粪。
挖回鸡粪兑现金，
调动社员积极性。
各队都有收粪场，
一冬就收几万斤。
为了抓好大队的水利工作，那几年父亲和全村人一起努力购置变压器、潜水泵、离心泵等水利设施，先后在田地里新挖大井五十多眼、中心井二十多眼，为全村粮食夺高产创造了条件。
想要粮食上高产，
搞好水利是保障。
地里水渠连成网，
旱天粮食也成山。
搞水利、真有利，
开动机器顶下雨。
浇完小麦浇秋地，
秋天粮食堆满地。
解决了水利问题，各个生产小队就有条件种上了菜园地，夏天社员每隔一天就能分到新鲜的蔬菜。这项工作得到了县里的支持和表扬，破格划拨给村里部分水利设施。父亲高兴地说：
搞水利、真有利，
各队种起菜园地。
队里隔天就分菜，
分菜用的大布袋。
搞水利、促高产，
上级来了参观团。
连夸我们真能干，
总结经验要推广。
全县大会受表彰，
全村露脸获了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父亲鼓励大家劳动致富，努力搞活家庭经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三中全会指明路，
土地承包到了戶。
落实政策对了头，
大家干活有劲头。
农村政策大转变，
人人都能吃饱饭。
吃饱肚子有余粮，
多余粮食卖成钱。
马瘦毛长皮也松，
人穷志短日子苦。
如今党的政策好，
大家快走富裕路。
少数能人先致富，
带动全村都进步。
领导干部要带头，
集体经济靠支部。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什么样的事都有。村里有极个别人不愿意出力干农活，父亲规劝他们说：
养儿为防老，
种地为吃饱。
懒人哄地皮，
地皮哄肚皮。
人勤地大气，
粮多腰硬气。
越坐越懒，
越吃越馋。
家有余粮，
心中不慌。
家有存款，
人有胆量。
1975年至1978年期间，父亲曾被抽调到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磷肥厂工作过一段时间。按现在的说法，那个磷肥厂是一个乡镇企业，主要生产农村种地用的磷肥，同时也生产水泥。父亲最初被任命为分管基建的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厂长、副经理）。刚进厂的四个多月，他只是深入车间和进行工作调研，从不多表态。在四个多月后的一次全厂总结会上，当其他厂领导基本讲完话时，人们把目光盯住了这个身穿补丁衣服，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大得多的副主任。其实，那个时候我父亲只有35岁左右。父亲站起来，并且胸有成竹地发言了。
他首先分析了全厂一百五十多名工人的组成情况，希望全体工人克服临时工的心态，以主人翁的姿态要求自己，统一思想，强化责任。他强调只有生产经营有了效益，职工生活才能有保障，继而才能为集体做贡献，全场响起多次掌声。当时磷肥厂大院干部住在西排房，而工人住在东排房。东排房的工人是具体干活的，但工分不高，一天是“七分”或“八分”工;而西排房的管理人员一天却能挣“九分”或“十分”工。父亲总结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说：
工分挣多少，
从西往东瞧。
七分八分死受哩，
九分十分圪溜哩。
磷肥厂的主要生产车间是磨机车间，针对这个生产环节的管理，父亲强调说：
耳朵听、眼睛看，
保证磨机正常转。
喂料少、少生产，
喂料多了磨不烂。
完成任务把质量，
按劳分配是关键。
为了改善职工生活，父亲向磷肥厂附近的农村借用了八亩土地，一是可以搞磷肥试验田，二是种上谷子补助职工食堂。秋后谷子丰收了，他安排单位到河南买磨机用的铁球配件的汽车，拉上谷子换成白面为职工改善伙食，用于补助餐。他说：
借下地、做试验，
施磷肥、巧种粮，
收下谷子换成面，
每天补助一顿饭。
几十年来，父亲编了不少顺口溜，并且这些顺口溜往往是他随口就能说出来的。在村上、在他工作过的地方，至今还有许多老百姓、老工人能够记得住、说得来。当我整理这些顺口溜时，我油然敬佩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竟然能编出这么多富有哲理的顺口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