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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个人观的重要立足点,“现实的个人”在不同社会形态的表现各不相同。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阶段,“现实的个人”应该表现为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联合起来的个人”,这也是现代中国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个人观”,对当前的社会建设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个人观;社会形态;人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2-0050-04
一、“现实的个人”:马克思个人观的重要立足点
马克思的个人观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核心基本因子,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始终。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②。马克思关于人和社会的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社会中“个人”的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③。在此处,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概念,并指出其新唯物史观的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即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或劳动的人。
同样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历史观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即有生命的个人、物质实践活动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他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④ 揭示了人类历史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历史,个人在和自然的关系中创造自己的历史。
在马克思以前,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对人的本质、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黑格尔体系中有三个基本因素:脱离人的自然,脱离自然的精神,以自然和精神的统一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绝对精神)。很显然,黑格尔说的这种精神是缺乏物质基础的,这也成为黑格尔体系的根本缺陷。而费尔巴哈则将黑格尔的能动性“精神”予以抛弃,所以两者都具有局限性。马克思把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作为其体系的基本因素之一,使得精神的能动性有了物质基础。所以,便克服了他们的局限,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也成为其体系的一项基本的内核而确立下来。在对“现实的人”的阐述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也有较大差异。前者将现实的人归结为绝对精神,后者则把现实的人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人。很明显,费尔巴哈比黑格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他的“人”却是脱离了社会与实践的抽象的人,这也是费尔巴哈体系的根本缺陷所在。马克思则把现实的人归结为以自然、实践、社会为基础的人,“个人”的存在便有了科学而坚实的基础。这样,“现实的人”就成为马克思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视角。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体系中,自然都是脱离了人的实践和活动的自然。马克思则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自然形态,自然实质上是人的自然。人们正式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彼此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形成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从而最终形成社会。这样,社会物质生活便成为其学说体系的第三个因素得以确立。
马克思将现实的人、物质实践活动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其学说体系中的三个基本因素,并由此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旧体系区别开来。马克思也正是在对前人关于三个因素的片面理解的批判继承中,揭示了三个因素的核心地位,把握了整个学说体系中三个因素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阐释了自己科学的个人观。
马克思首先从人的本质出发来认识“现实的个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 这里的人是一定历史阶段中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人,即“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曾这样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这些虚张声势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针对抽象的人同现实之间的联系的问题,马克思又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⑥ 在马克思看来,上述因素是一切历史的前提,人类首先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同世界发生联系,“现实的个人”成为马克思批判继承费尔巴哈人本异化史观的有力武器,也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历史是个人本身的发展史。如果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去理解社会,社会历史更是个人借以实现其活动的组织形式,是个人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在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分析来认识“现实的个人”时,必须从现实的个人进入到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分析,只有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分析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一内容集中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同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更为系统的阐述,并成为贯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中心线索的一个核心因素。因此,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理解社会,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个人本身力量的发展史,是个人借以实现其活动的社会形式。
从个人与物质生产劳动的关系上来看,马克思之所以重视物质生产劳动,就在于人只能在首先是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劳动这一真正的人的活动之中实现自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指出历史的前提是现实个人之后,紧接着就指出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理论出发点的另外两个因素: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他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指出,“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⑦。在此处,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又进行了诠释,现实的个人是由他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共同决定的。离开现实的个人,就谈不上物质生产及物质生活条件;离开了人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更谈不上现实的个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成为马克思理论的起源。
马克思也正是在实践基础上对人的本质、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进行阐释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其个人观坚实而科学的根基,这三个因素也构成了马克思个人观的立足点。“现实的个人”也就成为马克思个人思想变革中的最伟大发现的内核。
二、“现实的个人”在“三大社会形态”中的不同表现
人的社会性是通过一个个的个人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关于人和社会的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社会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发展是以社会历史的形式即通过社会历史而实现的,“现实的个人”的内容也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而随之发生变化。
如前所述,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其历史与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在《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一书中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说,正是这一观点的充分体现。在这篇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将人和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⑧
若以三大社会形态与“社会发展五形态说”一一对应的话,“人的依赖关系”相当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个性”相当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还指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差别具有不同的含义。”⑨“现实的个人”、“偶然的个人”等这些“个人”正是“现实的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的不同表现,只有准确把握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完整理解马克思的个人观。
当人类处于“完全是自然发生的”第一大历史阶段时,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都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此时,人类被束缚在自然、部落等周围生活环境之中,个人极不独立,更谈不上自由与个性。此时,“现实的个人”的表现就是服从于历史安排的“必然的个人”。直到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有了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阶级、私有制等都开始出现,人类个性意识也开始增强。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⑩ “现实的个人”随着小生产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内容,小生产的发展也成了“现实的个人”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五大社会形态”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出现,社会组织逐渐完善,原始的艺术、教育等开始出现,人类个性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主要局限于统治阶级,他们垄断了各种各样发展个性的机会。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奴隶以及农民,长期生活在闭塞、落后的状态中,逐渐成为一个个毫无个性的个人,即使是统治阶级个性的发展也依然受到地域、血缘、传统等狭隘关系的限制,这时候的个人仍然是“必然的”、不自由的个人。虽然,这个历史阶段会出现个别的伟大人物,抑或是揭竿而起获得自由的奴隶,他们通过革命斗争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偶然的个人”,但是这种现象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历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两条逻辑路线,“必然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是分裂的。
随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商品生产和交换便从附属于自然经济的状态而独立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此时,人类也相应地过渡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显然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11}。“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12}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一过渡的历史进步意义,因为在此阶段,个人平等以及自由和个性的发展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远未达到“自由个性”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种对于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的性质而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13}。由于货币在商品经济中的支配作用,使得个人支配别人的权力与其拥有的货币成正比。个人只有依赖于物才能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所以此时人的独立性并非“自由个性”。
马克思又指出,“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4}。在马克思看来,个人个性的发展仍然受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局限,个人仍然无法把握自己的自由。马克思还进一步认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它必然要向以“人的自由”为基本特征的第三大社会形态过渡。他们(无产者)“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15}。
在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将得以实现。此时,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16}。人们的能力将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充分的发挥,人类社会也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也成为每个人的社会。此时,“现实的个人”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偶然的个人”、“必然的个人”的统一体,历史的逻辑与人的逻辑也趋于一致,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也融为一体。
三、从“现实的个人”到“联合起来的个人”: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上论述了“现实的个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实前提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主体性的地位。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以“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为标志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以前,“这种或那种特殊的条件总是偶然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每一个人本身特殊的个人职业,才是偶然的”{17}。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现实的个人”由“必然的个人”、“不自由的个人”、无“个性的个人”的分裂中逐渐发展成为“必然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的统一体,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
学者丹尼尔·贝尔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原来建立在视工作为神圣事业的新教观念上,并依赖从中滋生出来的一种道德化报偿体系。现在,这一切已为鼓励人们讲求物质享受与奢侈的享乐主义所取代”{18}。
的确,我们的世界正在面临着物化的现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来讲更具现实意义。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避免西方现代化的物化阶段?我们能否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如前所述,马克思并不如黑格尔那样,认为个人除了融入整体外就毫无价值。相反,个人是存在和价值的源泉。然而,和个人主义不同,马克思并不认为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实现本身是个人的,就是说,个人不可能在孤独的状态下自满自足和展现个性。马克思反复强调,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物化社会的弊端就在于阻隔了人的交往,妨碍了真实的集体和有个性的个人的形成,“联合起来的个人”无法实现,致使现代物质文明的进步成果无法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这样,马克思通过自己的“个人观”就把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个性化和社会化、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机统一起来了。
在马克思看来,“联合起来的个人”是“现实的个人”在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的当代形态。驾驭社会化大生产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不可能依靠作为私有者的个人,只能依靠“联合起来的个人”。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必须经历一个物化阶段的话,那么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则不允许经历类似的阶段。因为物化在今天已经丧失了历史的合理性,物化的方式也不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更不可能依靠物化的方式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
所以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初就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的确意义重大。它既顺应了发展的潮流,又规避了人的物化、单面化的命运。而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也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以人为本”、“以德治商”的普遍推行,传递着经济发展的人性化趋势的信息。道德因素日益内化在生产力中,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人道的原则日益成为生产关系调整的首要原则,人的素质的开发与全面发展日益成为所有社会活动的目的和归宿。如公平取代效率成为优先原则,和谐互信的关系正在取代物质刺激成为主要整合方式等等都是当前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有利于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趋势。
现代化作为当代的世界潮流,一方面证明鄙视世俗利益、固守传统主义的信仰方式和价值取向没有出路,另一方面也证明把财富作为终极尺度、把人训练成“经济动物”的非人化取向没有出路。只有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个人观,才能解决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只有在人成为“必然的个人”、“偶然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的统一体,其自由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只有实现每一个“现实的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会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持续进步才能得到保障。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⑨{14}{15}{16}{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1-72、66-67、67、56、67、71-72、122、287、121、85、130页。
⑧{11}{12}{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108、109、171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18}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2页。
作者简介:刘明松,男,1968年生,湖北石首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陈金清)
关键词:个人观;社会形态;人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2-0050-04
一、“现实的个人”:马克思个人观的重要立足点
马克思的个人观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核心基本因子,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始终。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②。马克思关于人和社会的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社会中“个人”的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③。在此处,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概念,并指出其新唯物史观的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即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或劳动的人。
同样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历史观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即有生命的个人、物质实践活动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他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④ 揭示了人类历史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历史,个人在和自然的关系中创造自己的历史。
在马克思以前,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对人的本质、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黑格尔体系中有三个基本因素:脱离人的自然,脱离自然的精神,以自然和精神的统一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绝对精神)。很显然,黑格尔说的这种精神是缺乏物质基础的,这也成为黑格尔体系的根本缺陷。而费尔巴哈则将黑格尔的能动性“精神”予以抛弃,所以两者都具有局限性。马克思把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作为其体系的基本因素之一,使得精神的能动性有了物质基础。所以,便克服了他们的局限,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也成为其体系的一项基本的内核而确立下来。在对“现实的人”的阐述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也有较大差异。前者将现实的人归结为绝对精神,后者则把现实的人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人。很明显,费尔巴哈比黑格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他的“人”却是脱离了社会与实践的抽象的人,这也是费尔巴哈体系的根本缺陷所在。马克思则把现实的人归结为以自然、实践、社会为基础的人,“个人”的存在便有了科学而坚实的基础。这样,“现实的人”就成为马克思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视角。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体系中,自然都是脱离了人的实践和活动的自然。马克思则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自然形态,自然实质上是人的自然。人们正式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彼此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形成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从而最终形成社会。这样,社会物质生活便成为其学说体系的第三个因素得以确立。
马克思将现实的人、物质实践活动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其学说体系中的三个基本因素,并由此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旧体系区别开来。马克思也正是在对前人关于三个因素的片面理解的批判继承中,揭示了三个因素的核心地位,把握了整个学说体系中三个因素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阐释了自己科学的个人观。
马克思首先从人的本质出发来认识“现实的个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 这里的人是一定历史阶段中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人,即“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曾这样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这些虚张声势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针对抽象的人同现实之间的联系的问题,马克思又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⑥ 在马克思看来,上述因素是一切历史的前提,人类首先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同世界发生联系,“现实的个人”成为马克思批判继承费尔巴哈人本异化史观的有力武器,也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历史是个人本身的发展史。如果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去理解社会,社会历史更是个人借以实现其活动的组织形式,是个人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在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分析来认识“现实的个人”时,必须从现实的个人进入到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分析,只有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分析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一内容集中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同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更为系统的阐述,并成为贯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中心线索的一个核心因素。因此,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理解社会,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个人本身力量的发展史,是个人借以实现其活动的社会形式。
从个人与物质生产劳动的关系上来看,马克思之所以重视物质生产劳动,就在于人只能在首先是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劳动这一真正的人的活动之中实现自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指出历史的前提是现实个人之后,紧接着就指出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理论出发点的另外两个因素: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他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指出,“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⑦。在此处,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又进行了诠释,现实的个人是由他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共同决定的。离开现实的个人,就谈不上物质生产及物质生活条件;离开了人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更谈不上现实的个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成为马克思理论的起源。
马克思也正是在实践基础上对人的本质、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进行阐释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其个人观坚实而科学的根基,这三个因素也构成了马克思个人观的立足点。“现实的个人”也就成为马克思个人思想变革中的最伟大发现的内核。
二、“现实的个人”在“三大社会形态”中的不同表现
人的社会性是通过一个个的个人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关于人和社会的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社会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发展是以社会历史的形式即通过社会历史而实现的,“现实的个人”的内容也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而随之发生变化。
如前所述,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其历史与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在《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一书中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说,正是这一观点的充分体现。在这篇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将人和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⑧
若以三大社会形态与“社会发展五形态说”一一对应的话,“人的依赖关系”相当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个性”相当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还指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差别具有不同的含义。”⑨“现实的个人”、“偶然的个人”等这些“个人”正是“现实的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的不同表现,只有准确把握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完整理解马克思的个人观。
当人类处于“完全是自然发生的”第一大历史阶段时,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都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此时,人类被束缚在自然、部落等周围生活环境之中,个人极不独立,更谈不上自由与个性。此时,“现实的个人”的表现就是服从于历史安排的“必然的个人”。直到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有了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阶级、私有制等都开始出现,人类个性意识也开始增强。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⑩ “现实的个人”随着小生产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内容,小生产的发展也成了“现实的个人”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五大社会形态”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出现,社会组织逐渐完善,原始的艺术、教育等开始出现,人类个性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主要局限于统治阶级,他们垄断了各种各样发展个性的机会。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奴隶以及农民,长期生活在闭塞、落后的状态中,逐渐成为一个个毫无个性的个人,即使是统治阶级个性的发展也依然受到地域、血缘、传统等狭隘关系的限制,这时候的个人仍然是“必然的”、不自由的个人。虽然,这个历史阶段会出现个别的伟大人物,抑或是揭竿而起获得自由的奴隶,他们通过革命斗争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偶然的个人”,但是这种现象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历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两条逻辑路线,“必然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是分裂的。
随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商品生产和交换便从附属于自然经济的状态而独立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此时,人类也相应地过渡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显然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11}。“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12}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一过渡的历史进步意义,因为在此阶段,个人平等以及自由和个性的发展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远未达到“自由个性”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种对于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的性质而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13}。由于货币在商品经济中的支配作用,使得个人支配别人的权力与其拥有的货币成正比。个人只有依赖于物才能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所以此时人的独立性并非“自由个性”。
马克思又指出,“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4}。在马克思看来,个人个性的发展仍然受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局限,个人仍然无法把握自己的自由。马克思还进一步认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它必然要向以“人的自由”为基本特征的第三大社会形态过渡。他们(无产者)“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15}。
在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将得以实现。此时,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16}。人们的能力将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充分的发挥,人类社会也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也成为每个人的社会。此时,“现实的个人”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偶然的个人”、“必然的个人”的统一体,历史的逻辑与人的逻辑也趋于一致,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也融为一体。
三、从“现实的个人”到“联合起来的个人”: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上论述了“现实的个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实前提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主体性的地位。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以“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为标志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以前,“这种或那种特殊的条件总是偶然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每一个人本身特殊的个人职业,才是偶然的”{17}。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现实的个人”由“必然的个人”、“不自由的个人”、无“个性的个人”的分裂中逐渐发展成为“必然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的统一体,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
学者丹尼尔·贝尔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原来建立在视工作为神圣事业的新教观念上,并依赖从中滋生出来的一种道德化报偿体系。现在,这一切已为鼓励人们讲求物质享受与奢侈的享乐主义所取代”{18}。
的确,我们的世界正在面临着物化的现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来讲更具现实意义。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避免西方现代化的物化阶段?我们能否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如前所述,马克思并不如黑格尔那样,认为个人除了融入整体外就毫无价值。相反,个人是存在和价值的源泉。然而,和个人主义不同,马克思并不认为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实现本身是个人的,就是说,个人不可能在孤独的状态下自满自足和展现个性。马克思反复强调,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物化社会的弊端就在于阻隔了人的交往,妨碍了真实的集体和有个性的个人的形成,“联合起来的个人”无法实现,致使现代物质文明的进步成果无法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这样,马克思通过自己的“个人观”就把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个性化和社会化、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机统一起来了。
在马克思看来,“联合起来的个人”是“现实的个人”在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的当代形态。驾驭社会化大生产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不可能依靠作为私有者的个人,只能依靠“联合起来的个人”。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必须经历一个物化阶段的话,那么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则不允许经历类似的阶段。因为物化在今天已经丧失了历史的合理性,物化的方式也不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更不可能依靠物化的方式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
所以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初就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的确意义重大。它既顺应了发展的潮流,又规避了人的物化、单面化的命运。而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也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以人为本”、“以德治商”的普遍推行,传递着经济发展的人性化趋势的信息。道德因素日益内化在生产力中,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人道的原则日益成为生产关系调整的首要原则,人的素质的开发与全面发展日益成为所有社会活动的目的和归宿。如公平取代效率成为优先原则,和谐互信的关系正在取代物质刺激成为主要整合方式等等都是当前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有利于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趋势。
现代化作为当代的世界潮流,一方面证明鄙视世俗利益、固守传统主义的信仰方式和价值取向没有出路,另一方面也证明把财富作为终极尺度、把人训练成“经济动物”的非人化取向没有出路。只有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个人观,才能解决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只有在人成为“必然的个人”、“偶然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的统一体,其自由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只有实现每一个“现实的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会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持续进步才能得到保障。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⑨{14}{15}{16}{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1-72、66-67、67、56、67、71-72、122、287、121、85、130页。
⑧{11}{12}{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108、109、171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18}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2页。
作者简介:刘明松,男,1968年生,湖北石首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陈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