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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日本发生了9.0级地震。福岛核电站顿时危机四伏，核泄漏阴云笼罩全球，反对核电的声音再次响亮起来，
此种情景，不禁让人想起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作为我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它的建成，当年曾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百万港人“反核”风波。
回首过去，人们也许会问，作为大陆“第一个吃螃蟹”的大亚湾核电站，它的脱颖而出，经历了怎样的故事?百万港人“反核”风波，又是如何平息的?
胎死腹中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核电与爆破原子弹的计划便被提上日程。1955年，薄一波副总理在其主持制定的《原子能计划12年大纲》中指出“用原子能发电是动力发展的新纪元，是有远大前途的”，但因为诸多原因，原子弹研制秘密进行了，核电发展却屡遭搁置。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华东用电告急。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听取上海市委汇报后表态说，要靠核电解决上海和华东的用电问题。但是。因为“文革”等原因，大陆的首座核电站迟迟未能开工。而同时期的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建造了大量核电站。核电站发出的电量已占世界总发电量的16％。核能发电，显然将成为未来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1978年2月，中国原子能电站技术考察团赴法国对核电站进行考察。考察团建议在江苏江阴建设苏南核电站，计划引进法国两台90万千瓦核电机组。1978年12月4日，邓小平会见法国外贸部长弗朗索瓦后宣布，中国向法国购买两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这两台核电机组，后来阴差阳错地成为大亚湾核电站的起点。
然而，1978、1979年间，我国外汇储备不到40亿美元，而这两套设备需花费31.38亿美元。对于苏南核电站的决策，中央领导层成员各执一词。反对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苏南核电站31.38亿美元的造价预算，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无异于天文数字；而支持者中，又就中国核电的发展形成两种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依靠自己、立足国内；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应该引进技术、合作生产或成套进口外国先进设备。
争议持续了几个月，大家依旧各说纷纭。恰在此时，1979年3月28日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苏南核电站缓建。苏南发展核电的计划由此胎死腹中。
峰回路转
苏南核电站最终偃旗息鼓，但中国发展核电的步伐并未就此停止。
1978年5月，中国派出代表团考察西欧5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法国。代表团初识核电这种新能源。当时的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也是考察团成员。广东当时缺煤少电，水力资源也少得可怜，工厂经常每周开四停三，省委领导对此绞尽脑汁。“要想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能源。”多年后提及此事，王全国表示那次出访西欧给他带来了巨大震撼。此后在广东发展核电的构想就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邻近的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刚刚经历过一场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对能源短缺这一“短板”也大为挠头，主动提出要在广东建核电站。但与苏南核电站一样，广东也面临着庞大的资金缺口，得自己想办法，由于广东电力资源并不像华东那样紧张，似乎不具备建核电站的先天条件。
尽管苏南核电站因种种原因缓建了，广东仍心仪核电。1979年，广东两次邀请美国核电建设专家林杰克来华传授经验。当年5月，第二次来到广州的林杰克带来了一个在广东建核电站，把部分电量卖给能源稀缺的香港，以取得外汇偿还建设核电站所欠外债的方案。
这一独特超前的思路，可谓是石破天惊。正在为广东缺电寝食难安的王全国，顿感喜从天降。1979年，广东电力公司积极与占香港地区发电量70％的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接触。双方对合营核电站的想法一拍即合。1980年底，《在广东省合营核电站可行性研究联合报告》在广州举行签字仪式。同时粤港两家公司联合编写出可行性报告。五本报告清晰地勾勒出合营核电站“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的图景。按照测算，核电站的预计注册资产为40亿美元，运营15年便可还清贷款，20年的合营期结束后，核电站及收入归属中方。
可行性报告在1981年4月送审。此后，两家电力公司等待了20个月。
何以等待这么长时间?作为我国第一座商业核电站，广东核电站一开始就迈出了合资经营、技术引进、外资借贷、负债运行、电力出口的大步，许多方面在当时内地都是空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激烈争论。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的李鹏在日记中提到，1981年5月至6月，国务院召集11部委共284位领导、专家对可研报告进行审查。审查会开了29天，可研报告还是没能通过。
广东核电站是否可行，最大的分歧在经济测算——支持者認为，合营为无本生意，机会难得；反对者认为，注册资金数目太大，90％以上的核电站投资都是利用外资，让人不放心。
5月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第三次讨论广东核电站问题。国务院领导指出，广东发展核电的条件最有利，自己没有投资多少，还可以卖电偿还贷款，比起借外资搞其他项目，风险算是小的。如果“六五”不搞，香港是不会等我们的。这个机会一失，10年之内不要想再搞了。
1982年12月13日，国务院第四次讨论广东核电站问题，并最终拍板将广东核电站正式确定下来。这一天，李鹏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有重大意义的一天。核电站项目基本通过，我和选平心里实在高兴。”
“反核”风波
随后的选址便成了头号问题。历经重重考察，位于深圳市东部的“大亚湾”在广东电力局初步勘察的4个地点中最终脱颖而出
据曾任水电部副部长的彭士禄回忆说，地址最终选在大亚湾麻岭角，不仅因为这里附近的海水平静，冷却水源充足，淡水来源丰富，山坡矮小便于施工，又只有一个小村庄几十户人家的移民工程，而且这里的地质构造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地震，地质地壳结构稳定。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1985年1月18日，粤港双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合营合同，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正式启动。次日，邓小平会见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时说，“大亚湾核电站是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1985年1月26日，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简称合营公司)董事会成立，65岁的王全国从湖北省委常务书记任上调任为董事长。2月9日，合营公司正式开业。
然而，就在经过数轮艰苦谈判，中英法之间三大合 同准备草签的时候，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这一全球性灾难事故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由此滋生的“恐核”情绪也波及到距大亚灣50公里的香港。“大亚湾核电站将使香港成为一座死城”、“大亚湾核电站采用的压水堆技术是核电站中最危险的一种”……有关大亚湾的流言在香港街头随处可闻。当地56个社会团体甚至发动了104万港人签名请愿，要求停建、缓建大亚湾核电站。一些反对香港回归的政治势力借机兴风作浪：“你们不是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吗?现在香港人反对建核电站，你们听不听香港人的意见?”在香港回归的敏感时期，反核风波上升为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
李鹏将当时的严峻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7月10日，邓小平表示：中央领导对建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央会充分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在核电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为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一锤定音。
此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帮助下，广东核电合营公司迅速开始了成立后的首次危机公关。中国核协会和合营公司在香港举行核技术展览会，向公众进行核知识的科普宣传。随后几个月，香港政界、科技界、工商界人士纷纷组团到大亚湾核电站工地参观访问。港英政府的立法、行政部门也自行前往欧美考察核电站。这以后，当地媒体逐渐转向，民众关于“核电危险”的观念逐渐改变，“反核”风波最终平息。这场的“普核”运动，成为我国公共关系教科书上著名的案例之一。
1986年9月23日，大亚湾核电站“三大合同”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年10月合同生效。大亚湾核电站工程历经七年漫长历程，终告全面开工。
中国核电建设从大亚湾核电站高起点起步。目前我国在建核电机组80％以上均来自大亚湾核电站所形成的核电技术。广东大亚湾成为中国核电事业大发展的裂变基地。
1994年，大亚湾核电站获美国《国际电力》杂志“1994年度电站大奖”，是全世界五座获奖电站中唯一获奖的核电站。《国际电力》评价说：“大亚湾核电站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进入商业性核电的竞技场，展示了中国的核电决策者和建设者所表现的惊人的决心、毅力和奉献精神，体现了中国在与外国伙伴一起实施一项复杂的高科技工程项目时克服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和文化差异方面的杰出才干。”
此种情景，不禁让人想起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作为我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它的建成，当年曾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百万港人“反核”风波。
回首过去，人们也许会问，作为大陆“第一个吃螃蟹”的大亚湾核电站，它的脱颖而出，经历了怎样的故事?百万港人“反核”风波，又是如何平息的?
胎死腹中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核电与爆破原子弹的计划便被提上日程。1955年，薄一波副总理在其主持制定的《原子能计划12年大纲》中指出“用原子能发电是动力发展的新纪元，是有远大前途的”，但因为诸多原因，原子弹研制秘密进行了，核电发展却屡遭搁置。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华东用电告急。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听取上海市委汇报后表态说，要靠核电解决上海和华东的用电问题。但是。因为“文革”等原因，大陆的首座核电站迟迟未能开工。而同时期的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建造了大量核电站。核电站发出的电量已占世界总发电量的16％。核能发电，显然将成为未来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1978年2月，中国原子能电站技术考察团赴法国对核电站进行考察。考察团建议在江苏江阴建设苏南核电站，计划引进法国两台90万千瓦核电机组。1978年12月4日，邓小平会见法国外贸部长弗朗索瓦后宣布，中国向法国购买两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这两台核电机组，后来阴差阳错地成为大亚湾核电站的起点。
然而，1978、1979年间，我国外汇储备不到40亿美元，而这两套设备需花费31.38亿美元。对于苏南核电站的决策，中央领导层成员各执一词。反对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苏南核电站31.38亿美元的造价预算，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无异于天文数字；而支持者中，又就中国核电的发展形成两种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依靠自己、立足国内；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应该引进技术、合作生产或成套进口外国先进设备。
争议持续了几个月，大家依旧各说纷纭。恰在此时，1979年3月28日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苏南核电站缓建。苏南发展核电的计划由此胎死腹中。
峰回路转
苏南核电站最终偃旗息鼓，但中国发展核电的步伐并未就此停止。
1978年5月，中国派出代表团考察西欧5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法国。代表团初识核电这种新能源。当时的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也是考察团成员。广东当时缺煤少电，水力资源也少得可怜，工厂经常每周开四停三，省委领导对此绞尽脑汁。“要想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能源。”多年后提及此事，王全国表示那次出访西欧给他带来了巨大震撼。此后在广东发展核电的构想就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邻近的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刚刚经历过一场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对能源短缺这一“短板”也大为挠头，主动提出要在广东建核电站。但与苏南核电站一样，广东也面临着庞大的资金缺口，得自己想办法，由于广东电力资源并不像华东那样紧张，似乎不具备建核电站的先天条件。
尽管苏南核电站因种种原因缓建了，广东仍心仪核电。1979年，广东两次邀请美国核电建设专家林杰克来华传授经验。当年5月，第二次来到广州的林杰克带来了一个在广东建核电站，把部分电量卖给能源稀缺的香港，以取得外汇偿还建设核电站所欠外债的方案。
这一独特超前的思路，可谓是石破天惊。正在为广东缺电寝食难安的王全国，顿感喜从天降。1979年，广东电力公司积极与占香港地区发电量70％的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接触。双方对合营核电站的想法一拍即合。1980年底，《在广东省合营核电站可行性研究联合报告》在广州举行签字仪式。同时粤港两家公司联合编写出可行性报告。五本报告清晰地勾勒出合营核电站“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的图景。按照测算，核电站的预计注册资产为40亿美元，运营15年便可还清贷款，20年的合营期结束后，核电站及收入归属中方。
可行性报告在1981年4月送审。此后，两家电力公司等待了20个月。
何以等待这么长时间?作为我国第一座商业核电站，广东核电站一开始就迈出了合资经营、技术引进、外资借贷、负债运行、电力出口的大步，许多方面在当时内地都是空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激烈争论。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的李鹏在日记中提到，1981年5月至6月，国务院召集11部委共284位领导、专家对可研报告进行审查。审查会开了29天，可研报告还是没能通过。
广东核电站是否可行，最大的分歧在经济测算——支持者認为，合营为无本生意，机会难得；反对者认为，注册资金数目太大，90％以上的核电站投资都是利用外资，让人不放心。
5月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第三次讨论广东核电站问题。国务院领导指出，广东发展核电的条件最有利，自己没有投资多少，还可以卖电偿还贷款，比起借外资搞其他项目，风险算是小的。如果“六五”不搞，香港是不会等我们的。这个机会一失，10年之内不要想再搞了。
1982年12月13日，国务院第四次讨论广东核电站问题，并最终拍板将广东核电站正式确定下来。这一天，李鹏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有重大意义的一天。核电站项目基本通过，我和选平心里实在高兴。”
“反核”风波
随后的选址便成了头号问题。历经重重考察，位于深圳市东部的“大亚湾”在广东电力局初步勘察的4个地点中最终脱颖而出
据曾任水电部副部长的彭士禄回忆说，地址最终选在大亚湾麻岭角，不仅因为这里附近的海水平静，冷却水源充足，淡水来源丰富，山坡矮小便于施工，又只有一个小村庄几十户人家的移民工程，而且这里的地质构造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地震，地质地壳结构稳定。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1985年1月18日，粤港双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合营合同，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正式启动。次日，邓小平会见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时说，“大亚湾核电站是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1985年1月26日，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简称合营公司)董事会成立，65岁的王全国从湖北省委常务书记任上调任为董事长。2月9日，合营公司正式开业。
然而，就在经过数轮艰苦谈判，中英法之间三大合 同准备草签的时候，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这一全球性灾难事故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由此滋生的“恐核”情绪也波及到距大亚灣50公里的香港。“大亚湾核电站将使香港成为一座死城”、“大亚湾核电站采用的压水堆技术是核电站中最危险的一种”……有关大亚湾的流言在香港街头随处可闻。当地56个社会团体甚至发动了104万港人签名请愿，要求停建、缓建大亚湾核电站。一些反对香港回归的政治势力借机兴风作浪：“你们不是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吗?现在香港人反对建核电站，你们听不听香港人的意见?”在香港回归的敏感时期，反核风波上升为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
李鹏将当时的严峻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7月10日，邓小平表示：中央领导对建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央会充分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在核电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为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一锤定音。
此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帮助下，广东核电合营公司迅速开始了成立后的首次危机公关。中国核协会和合营公司在香港举行核技术展览会，向公众进行核知识的科普宣传。随后几个月，香港政界、科技界、工商界人士纷纷组团到大亚湾核电站工地参观访问。港英政府的立法、行政部门也自行前往欧美考察核电站。这以后，当地媒体逐渐转向，民众关于“核电危险”的观念逐渐改变，“反核”风波最终平息。这场的“普核”运动，成为我国公共关系教科书上著名的案例之一。
1986年9月23日，大亚湾核电站“三大合同”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年10月合同生效。大亚湾核电站工程历经七年漫长历程，终告全面开工。
中国核电建设从大亚湾核电站高起点起步。目前我国在建核电机组80％以上均来自大亚湾核电站所形成的核电技术。广东大亚湾成为中国核电事业大发展的裂变基地。
1994年，大亚湾核电站获美国《国际电力》杂志“1994年度电站大奖”，是全世界五座获奖电站中唯一获奖的核电站。《国际电力》评价说：“大亚湾核电站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进入商业性核电的竞技场，展示了中国的核电决策者和建设者所表现的惊人的决心、毅力和奉献精神，体现了中国在与外国伙伴一起实施一项复杂的高科技工程项目时克服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和文化差异方面的杰出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