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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汪宛夫，中共浙江省纪委编辑室副主任、《反腐败导刊》副主编。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数百万字，其中，长篇小说《天使的堕落》获第五届杭州文学奖；长篇小说《骗官》多次再版，畅销书市；长篇小说《机关滋味》，被评为“中国十大经典反腐小说”；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双规”行动》，先后在“新浪”网和多家媒体连载，引起强烈反响。2009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机关干部》和《纪委干部》。2009年后陆续推出《国色》、《权色》、《官色》、《心机》等系列官场小说，由此掀起新一波的官场小说阅读高潮。
岁末年初，汪宛夫突然发现自己的官场小说更火了。
读书时曾是杭州大学诗社社长的汪宛夫，最终从事了一份并不诗意的职业，他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20年，从事过文秘、执法、纠风、办案等工作，并曾被借调至中央纪委专案组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也在写小说。从最早的《天使的堕落》到如今的《乌纱》，他写的官场小说已经有近10本。
身在局中，去写这片深不可测的官场，对汪宛夫来说，有利有弊。这不仅是考量他的文字功夫，更是做人为官的智慧。
局外人很难了解真正的官场
汪宛夫是浙江建德人，浙江大学毕业后进入建德纪委工作，后来调到浙江省纪委。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20年，让汪宛夫见识到了官场的种种。他开始用他的笔，写下他的所见所识。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自己写官场小说其实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大学时写诗歌也写小说，但是都是关于爱情啊什么的，后来工作了才发现，生活和社会如此复杂，但却是写作素材的富矿。”
他说，局外人很难去了解真正的官场，所以写出来的小说可能好看，但是在圈内人看起来就非常可笑，因为一些官场的基本常识都会搞错。
他说自己看到过一本官场小说，名字叫《副省长的女秘书》。“一看这书名就知道是个外行写的，因为国家有严格规定，官员是不准配异性秘书的，写这本书的作者明显不了解这种官场内的常识。”他说，“但是这种书却卖得很好，因为满足了大家的猎奇心理。”
汪宛夫说，现在大家都对官场感兴趣，所以要给大家一个比较真实的官场，不能按想像来写，这会出现误导。“有些官场小说是失败者写给想成功的人看的，很多作者其实对官场并不了解，因此非常的不真实，因此官场小说不是工具书，想照搬潜规则上位，搞不好还会丢了乌纱帽。”
《蜗居》里宋思明写得有点荒唐
汪宛夫说，比较典型的还有《蜗居》中写的宋思明宋秘书，这个角色很出彩，但是在行内人看来，定位有点荒唐。
他说，“像宋思明应该是45岁左右的，还是一个秘书，市政府的秘书，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的，因为在市领导身边干秘书的话，培养锻炼的机会多，一般来说干个三五年都能提拔了，他应该在处长甚至办公厅的主任，甚至秘书长的岗位上，所以你说他还是个宋秘书，这个都很不真实的，应该是宋主任或者宋秘书长，才更符合他的年纪和身份。”
“此外，他开着‘陆虎’到处走，这在官场是非常忌讳的。”汪宛夫表示，“他作为一个秘书，居然跑到一线工程项目奠基仪式戴着红花和其他领导剪彩，这是非常荒唐的，在现实生活中领导的秘书是非常低调的，不可能跑到一线去，领导干的事情，你去代替了，那还让领导干什么。省长的秘书或者市长的秘书，就算是一个红人，在系统里是有影响力。但是在类似剪彩的场合，他不会去抢一个处长、抢一个副局长的风头的，因为他不在那个序列里，不可能。哪怕他有权力，都不会站在第一排的，秘书永远都是在第二排的。”
将真实不露痕迹地艺术化
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在官场也是这样，而汪宛夫写小说，似乎也是如此。
他说，自己在官场，去写这个官场，最重要的就是把握真实和艺术之间的度。
20多年的官场经历让汪宛夫有足够的素材去布局他的小说，而问题在于，小说是生活的比喻句，但是却不能让所有人都看出来。
汪宛夫说，“作为一个作家，真实性方面比较简单，我在纪检机关20年，具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需要很累，我在写作过程中，可以说信手拈来，不需要太多地去关注这个事情。我去写，不可能熟悉的东西不写，去写陌生的东西，肯定是关注真实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在艺术方面处理的时候，肯定要加强这个。我所了解到的官场真实的东西不可能像拍风景照一样全部搬过来，还是做必要的肢解，从不同人物当中拎出来，集中起来，抽取这个人物的性格，进行艺术化的处理。”
写者无心，或许读者有意。有人看是个故事，可是或许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类似纪检机关和贪官污吏的斗争。
汪宛夫说，“特别是官场小说，尤其要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从以前的作者来看，因为处理不好，惹了麻烦。其他小说写了真实的人物没关系，反腐文学尤其要处理好这种关系。”
“官场小说最怕的就是对号入座。写个路人甲不要紧，最多吵一架；要是小说写个省部级高官来了个对号入座，那事情就搞大了，没法收拾。” 汪宛夫说，这其实是很紧张的。
以前，汪宛夫的官场小说写的都是低层的干部，写处长、局长为多，写到《国色》，写了一个省级干部。他说，以前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省委副书记”，但是出版的时候去掉了，因为从出版角度看，“太扎眼”，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他说，做官做得越高，水越深，写官场小说也一样，写得越高，需要的道行越深。“我写了20年，写《国色》前封笔5年积累，才敢下笔去写一个省级干部。”
家人很支持同事有顾虑
汪宛夫写小说都选择周末，平常下班回家也很少动笔。周一和周五是铁定不写的，因为太忙了。
他说状态可以的时候写官场小说是比较轻松的。“我周末的时候每天用两三个小时写作，每次可以写三五千字，这样两天能写万把字，一年下来就有两本20万字的书了。”
汪宛夫开玩笑自嘲是没出息的男人，“别的人一般应酬啊，出去吃喝总是有的，像我这样周末回家就把自己关进书房码字的男人少啊，所以家里人尤其是妻子是很支持我写书的，因为我很听话，写不出来了还能帮忙干点家务。”
汪宛夫说，他小说中写到的很多细节，确实是真实的官场现象。“有的是我亲身经历，有的则是向同行采访所得，里面积累了好多办案方面的经验。”
相对来说，虽然单位的同事知道汪宛夫在写小说，不过还是会有所顾虑。他说这很正常。不过单位还是很支持他的，因为觉得好的官场小说对纪检工作会有所帮助，对那些官员也是一种警醒。
官场小说的未来何去何从
汪宛夫说，作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通过作品影响到读者，所以大画家吴冠中说“下辈子要做鲁迅”，因为“就社会而言，100个齐白石不敌1个鲁迅。”
汪宛夫说自己比较关注官员心理上的问题。“根据我平时的观察，我们领导干部有两个层次的心理问题，首先级别比较低一点的领导干部，由于平时升迁困难，他会感觉到被排挤的失落感。时间长了，会有心理问题。此外，心理问题更严重的，恰恰是那些仕途上非常顺利，位置站得比较高的领导干部，在四十几岁或者五十岁左右达到厅一级或者省以上的领导干部，在年轻的时候一般一帆风顺，每隔两三年必升一级，否则到不了现在的位置。到了45岁或者50岁，过三五年没有提拔，就会非常痛苦，心理问题非常严重。有的得忧郁症，有的则通过捞钱来平衡，其实钱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就像文强那样，收了钱根本不数，但是会记住不送钱的人。”
他说，“官场文学写好，挺不容易。要批判，更要提醒。通过揭示问题，使全社会进一步认识到社会问题包括官场问题的严重性，有助于推进反腐。同时提醒为官从政者权力双刃剑的作用，不要被自己多年来追求得到的权力之剑，伤及自身。此外，要反腐，更要倡廉。廉洁的根本不在于官员的自律，而在于制度性的他律。其三，要官场，更要文学。官场文学也可以写得雅俗共赏。”
（摘自《钱江晚报》 作者：王曦煜）
岁末年初，汪宛夫突然发现自己的官场小说更火了。
读书时曾是杭州大学诗社社长的汪宛夫，最终从事了一份并不诗意的职业，他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20年，从事过文秘、执法、纠风、办案等工作，并曾被借调至中央纪委专案组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也在写小说。从最早的《天使的堕落》到如今的《乌纱》，他写的官场小说已经有近10本。
身在局中，去写这片深不可测的官场，对汪宛夫来说，有利有弊。这不仅是考量他的文字功夫，更是做人为官的智慧。
局外人很难了解真正的官场
汪宛夫是浙江建德人，浙江大学毕业后进入建德纪委工作，后来调到浙江省纪委。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20年，让汪宛夫见识到了官场的种种。他开始用他的笔，写下他的所见所识。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自己写官场小说其实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大学时写诗歌也写小说，但是都是关于爱情啊什么的，后来工作了才发现，生活和社会如此复杂，但却是写作素材的富矿。”
他说，局外人很难去了解真正的官场，所以写出来的小说可能好看，但是在圈内人看起来就非常可笑，因为一些官场的基本常识都会搞错。
他说自己看到过一本官场小说，名字叫《副省长的女秘书》。“一看这书名就知道是个外行写的，因为国家有严格规定，官员是不准配异性秘书的，写这本书的作者明显不了解这种官场内的常识。”他说，“但是这种书却卖得很好，因为满足了大家的猎奇心理。”
汪宛夫说，现在大家都对官场感兴趣，所以要给大家一个比较真实的官场，不能按想像来写，这会出现误导。“有些官场小说是失败者写给想成功的人看的，很多作者其实对官场并不了解，因此非常的不真实，因此官场小说不是工具书，想照搬潜规则上位，搞不好还会丢了乌纱帽。”
《蜗居》里宋思明写得有点荒唐
汪宛夫说，比较典型的还有《蜗居》中写的宋思明宋秘书，这个角色很出彩，但是在行内人看来，定位有点荒唐。
他说，“像宋思明应该是45岁左右的，还是一个秘书，市政府的秘书，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的，因为在市领导身边干秘书的话，培养锻炼的机会多，一般来说干个三五年都能提拔了，他应该在处长甚至办公厅的主任，甚至秘书长的岗位上，所以你说他还是个宋秘书，这个都很不真实的，应该是宋主任或者宋秘书长，才更符合他的年纪和身份。”
“此外，他开着‘陆虎’到处走，这在官场是非常忌讳的。”汪宛夫表示，“他作为一个秘书，居然跑到一线工程项目奠基仪式戴着红花和其他领导剪彩，这是非常荒唐的，在现实生活中领导的秘书是非常低调的，不可能跑到一线去，领导干的事情，你去代替了，那还让领导干什么。省长的秘书或者市长的秘书，就算是一个红人，在系统里是有影响力。但是在类似剪彩的场合，他不会去抢一个处长、抢一个副局长的风头的，因为他不在那个序列里，不可能。哪怕他有权力，都不会站在第一排的，秘书永远都是在第二排的。”
将真实不露痕迹地艺术化
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在官场也是这样，而汪宛夫写小说，似乎也是如此。
他说，自己在官场，去写这个官场，最重要的就是把握真实和艺术之间的度。
20多年的官场经历让汪宛夫有足够的素材去布局他的小说，而问题在于，小说是生活的比喻句，但是却不能让所有人都看出来。
汪宛夫说，“作为一个作家，真实性方面比较简单，我在纪检机关20年，具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需要很累，我在写作过程中，可以说信手拈来，不需要太多地去关注这个事情。我去写，不可能熟悉的东西不写，去写陌生的东西，肯定是关注真实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在艺术方面处理的时候，肯定要加强这个。我所了解到的官场真实的东西不可能像拍风景照一样全部搬过来，还是做必要的肢解，从不同人物当中拎出来，集中起来，抽取这个人物的性格，进行艺术化的处理。”
写者无心，或许读者有意。有人看是个故事，可是或许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类似纪检机关和贪官污吏的斗争。
汪宛夫说，“特别是官场小说，尤其要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从以前的作者来看，因为处理不好，惹了麻烦。其他小说写了真实的人物没关系，反腐文学尤其要处理好这种关系。”
“官场小说最怕的就是对号入座。写个路人甲不要紧，最多吵一架；要是小说写个省部级高官来了个对号入座，那事情就搞大了，没法收拾。” 汪宛夫说，这其实是很紧张的。
以前，汪宛夫的官场小说写的都是低层的干部，写处长、局长为多，写到《国色》，写了一个省级干部。他说，以前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省委副书记”，但是出版的时候去掉了，因为从出版角度看，“太扎眼”，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他说，做官做得越高，水越深，写官场小说也一样，写得越高，需要的道行越深。“我写了20年，写《国色》前封笔5年积累，才敢下笔去写一个省级干部。”
家人很支持同事有顾虑
汪宛夫写小说都选择周末，平常下班回家也很少动笔。周一和周五是铁定不写的，因为太忙了。
他说状态可以的时候写官场小说是比较轻松的。“我周末的时候每天用两三个小时写作，每次可以写三五千字，这样两天能写万把字，一年下来就有两本20万字的书了。”
汪宛夫开玩笑自嘲是没出息的男人，“别的人一般应酬啊，出去吃喝总是有的，像我这样周末回家就把自己关进书房码字的男人少啊，所以家里人尤其是妻子是很支持我写书的，因为我很听话，写不出来了还能帮忙干点家务。”
汪宛夫说，他小说中写到的很多细节，确实是真实的官场现象。“有的是我亲身经历，有的则是向同行采访所得，里面积累了好多办案方面的经验。”
相对来说，虽然单位的同事知道汪宛夫在写小说，不过还是会有所顾虑。他说这很正常。不过单位还是很支持他的，因为觉得好的官场小说对纪检工作会有所帮助，对那些官员也是一种警醒。
官场小说的未来何去何从
汪宛夫说，作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通过作品影响到读者，所以大画家吴冠中说“下辈子要做鲁迅”，因为“就社会而言，100个齐白石不敌1个鲁迅。”
汪宛夫说自己比较关注官员心理上的问题。“根据我平时的观察，我们领导干部有两个层次的心理问题，首先级别比较低一点的领导干部，由于平时升迁困难，他会感觉到被排挤的失落感。时间长了，会有心理问题。此外，心理问题更严重的，恰恰是那些仕途上非常顺利，位置站得比较高的领导干部，在四十几岁或者五十岁左右达到厅一级或者省以上的领导干部，在年轻的时候一般一帆风顺，每隔两三年必升一级，否则到不了现在的位置。到了45岁或者50岁，过三五年没有提拔，就会非常痛苦，心理问题非常严重。有的得忧郁症，有的则通过捞钱来平衡，其实钱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就像文强那样，收了钱根本不数，但是会记住不送钱的人。”
他说，“官场文学写好，挺不容易。要批判，更要提醒。通过揭示问题，使全社会进一步认识到社会问题包括官场问题的严重性，有助于推进反腐。同时提醒为官从政者权力双刃剑的作用，不要被自己多年来追求得到的权力之剑，伤及自身。此外，要反腐，更要倡廉。廉洁的根本不在于官员的自律，而在于制度性的他律。其三，要官场，更要文学。官场文学也可以写得雅俗共赏。”
（摘自《钱江晚报》 作者：王曦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