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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怪受害者心理
不知你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自己钱包被偷，朋友来安慰，但同时也被“问及”为什么不放贴身口袋里？
这种“问及”貌似关心，其实就是责怪受害者心理的一种表现形式。与此类似，当人们事后谴责犯罪，意图关心受害者时，经常有意无意地询问当事人是怎么受害的。这种做法本身就欠妥，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正在责怪受害者。
这种心理的外在表现大都是无意识的，最明显的就是性侵案件。当受害者报案时，亲戚朋友经常询问当时事情的经过，这很残忍，岂不等于强迫受害人回忆痛苦的过去？相当于使受害人在“思想”上再受一次性侵，这本身就不妥。不仅如此，而且还会以关心的口吻说“不要再去那个地方了”，或者“不要再晚上出门了”等等。這些都是在无意识地责备受害者，可是亲戚朋友并不都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天然的责备心态
明明是关怀、询问，却反让受害者感到了“再次”伤害。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现象呢？原因在于人们心理上的一种防御机制。在潜意识里，面对自然灾害时，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无可避免；但在作恶的罪犯面前，许多人觉得有可能避免受害，可以采取一定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那么反过来，人们就认为受害者应该对自己的受害负责。
当人们“责备”受害者，隐含的意思就是发生这种坏事是由于受害者的失误，而自己永不会临到这种倒霉的事，从而加强自己固有的安全感。假如自己家隔壁有一个孩子被家长打屁股，一般不认为自己也会被父母教训，因为那孩子被打肯定是有原因的，说不定他考试不及格，或者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防御机制也是对坏事的一种自然心理反应，而且不是每个受到责备的受害者都能意识到自己被再次“伤害”。
改变讲述的角度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避免受害者无端受到责备呢？我们可以从语言上改变对坏事的表达方式。在一次心理学实验里，专家发现，不同的表达方式影响着参与者对受害人的评价。比如“小明被小强打了一顿”和“小强打了小明一顿”，这两种表达方式描述的都是同一个情景，但表达效果却大不一样。前者让听者更多关注小明，并向小明建议如何避害；而后者让参与者更多关注小强，谴责小强的打人行为，不再关注受害人了。
就是说，如果把受害人当作主语进行表述，就会引起人们更多关注，并给予一些自以为是的建议，而这其实就相当于无意识的责备。因此，当我们描述一件坏事时，把加害人当作主体，使之成为表述的主语，这就会使听者更多谴责加害者，就能有效避免对受害人的无端责备。
如果某个犯罪事件见诸新闻媒体也是这样。假如集中报道受害人的惨痛经历、弱势背景，虽然本意是同情受害人，但仍可能增加人们对受害者的责备倾向。反之，如果集中报道犯罪嫌疑人，则不大可能引起这种倾向。
不知你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自己钱包被偷，朋友来安慰，但同时也被“问及”为什么不放贴身口袋里？
这种“问及”貌似关心，其实就是责怪受害者心理的一种表现形式。与此类似，当人们事后谴责犯罪，意图关心受害者时，经常有意无意地询问当事人是怎么受害的。这种做法本身就欠妥，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正在责怪受害者。
这种心理的外在表现大都是无意识的，最明显的就是性侵案件。当受害者报案时，亲戚朋友经常询问当时事情的经过，这很残忍，岂不等于强迫受害人回忆痛苦的过去？相当于使受害人在“思想”上再受一次性侵，这本身就不妥。不仅如此，而且还会以关心的口吻说“不要再去那个地方了”，或者“不要再晚上出门了”等等。這些都是在无意识地责备受害者，可是亲戚朋友并不都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天然的责备心态
明明是关怀、询问，却反让受害者感到了“再次”伤害。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现象呢？原因在于人们心理上的一种防御机制。在潜意识里，面对自然灾害时，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无可避免；但在作恶的罪犯面前，许多人觉得有可能避免受害，可以采取一定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那么反过来，人们就认为受害者应该对自己的受害负责。
当人们“责备”受害者，隐含的意思就是发生这种坏事是由于受害者的失误，而自己永不会临到这种倒霉的事，从而加强自己固有的安全感。假如自己家隔壁有一个孩子被家长打屁股，一般不认为自己也会被父母教训，因为那孩子被打肯定是有原因的，说不定他考试不及格，或者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防御机制也是对坏事的一种自然心理反应，而且不是每个受到责备的受害者都能意识到自己被再次“伤害”。
改变讲述的角度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避免受害者无端受到责备呢？我们可以从语言上改变对坏事的表达方式。在一次心理学实验里，专家发现，不同的表达方式影响着参与者对受害人的评价。比如“小明被小强打了一顿”和“小强打了小明一顿”，这两种表达方式描述的都是同一个情景，但表达效果却大不一样。前者让听者更多关注小明，并向小明建议如何避害；而后者让参与者更多关注小强，谴责小强的打人行为，不再关注受害人了。
就是说，如果把受害人当作主语进行表述，就会引起人们更多关注，并给予一些自以为是的建议，而这其实就相当于无意识的责备。因此，当我们描述一件坏事时，把加害人当作主体，使之成为表述的主语，这就会使听者更多谴责加害者，就能有效避免对受害人的无端责备。
如果某个犯罪事件见诸新闻媒体也是这样。假如集中报道受害人的惨痛经历、弱势背景，虽然本意是同情受害人，但仍可能增加人们对受害者的责备倾向。反之，如果集中报道犯罪嫌疑人，则不大可能引起这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