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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1年以来，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迎来新的形势。
一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上的“后危机时代”来而未到，美欧多国继续努力促进经济复苏，但依然面临多重困难；全球通胀形势更趋严重，油价、金价和粮价高位徘徊，世界经济走势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在政治方面，多国社会矛盾加剧，美、法、俄等大国选战提前开锣预热，其内外政策走向备受关注。在国际战略格局方面，美国从提升经济竞争力和推行新的网络安全战略等多个方面着手，力图确保和稳固其全球领导地位；欧盟继续遭受希腊等国债务危机拖累，经受利比亚战争的考验；日本在努力摆脱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又受地震、海啸和核辐射组成的综合危机打击，政局更趋不稳定，国家总体呈现下沉态势；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大国之问的竞争合作更显突出。在国际安全方面，传统安全问题在利比亚战争、美俄开发和部署新型导弹及导弹防御系统等因素的带动下依旧突出，非传统安全挑战进一步增大，包括：恐怖主义与反恐形势在拉登被击毙之后出现新变化，以核电站安全为代表的和平利用核能的安全问题在日本核辐射之后成为国际核安全领域的焦点，干旱和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高度频发推升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等问题，欧洲的“毒黄瓜事件”和台湾的“塑化剂事件”再度敲响食品安全警钟。
二
从地区范围看，尤其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包括西亚北非在内的中东变局的发酵和南海形势的发展。
中东大变局从突尼斯和埃及开始，迅速横扫北非和西亚，荡涤也门、约旦、巴林、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叙利亚、摩洛哥、阿曼、科威特、沙特和伊朗等21个国家，波及近5亿人，大有导致多国政局变动并向更广泛地区扩散之势。截至2011年6月，突尼斯本·阿里政府和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已经被推翻，两国内部各方正围绕新政府组建展开激烈博弈。叙利亚在总统命令改组政府和实施强力弹压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之后，政局尚未实现稳定。也门萨利赫政府在海湾合作委员会斡旋下寻求与反对派实现妥协。巴林等国通过强力弹压和政治妥协两手策略，以确保政局稳定。利比亚卡扎菲政府面对北约和反政府武装日益增大的军事压力，正在竭力为存续而战，双方斗争局势日显胶着。其他国家在这场大变局的冲击和裹挟之下，无论是否可能被更替，都不同程度地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外交等方面实施变革和调整，未来发展还可能遭遇多种曲折。在这一轮变局中，土耳其、伊朗、沙特、阿盟、非盟等地区性力量的影响力明显上升，而且程度不同地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脱美趋势可能进一步发展。以色列在地区范围内面临的安全形势恶化，在巴以和谈、黎以关系以及伊朗核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放弃谋求连任，巴内部法塔赫与“哈马斯”达成和解协议，着手组建联合政府，并积极寻求联合国大会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巴以和谈由此面临新的形势，黎以再度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上升。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也宣布不再谋求连任，一些激进势力力图借机扩大影响，暴力恐怖事件不断。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趋于强硬，进一步加快核开发进程。这种事态加上美欧内部面临经济重振乏力、社会政治矛盾深化、选举政治制约因素上升等诸多因素，削弱了美欧按照其意愿重新打造该地区的动力，使得它们进行干预的意愿和努力变得勉强，追求的目标和策略摇摆多变。由此，整个地区将进入新的动荡、转型和重塑的时期，政治版图将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写，各种地区分野组合和美欧俄等外部力量的折冲消长都将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各种关系调整和局势发展更显错综复杂。
南海地区事态的发展同样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广泛关注。6月初香格里拉对话会前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就加强美国在南海及亚太地区力量存在发表讲话；同月底，美国参议院通过支持美军在南海捍卫所谓美国权益的议案。与此紧密关联，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为捍卫它们各自所宣称的在南海的权益采取种种动作，特别是美菲和美越相继围绕南海展开外交联动和军事演习，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南海形势的关注度，甚至被描绘成为似乎快要爆发武装冲突的海域。所有这些事态的演进，呈现出中国、美国、中国的亚洲邻国三方之间互动的大格局。其中，中美之间的军事和外交互动成为主线，包括第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国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会晤，以及首次亚太事务磋商。这表明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展开，博弈及其结果将对包括南海在内的亚太形势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三
在上述形势的发展变化中，舆论和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变得越来越突出。总体来说，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深入发展和诸多风险上升的关键时期，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和处理各种变局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前途。就这个意义而言，媒体能否比较全面客观公正地呈现事态，则直接关系到能否形成有助于准确看待和处理各种变局的舆论环境；舆论是否被误导和是否保持理性，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变局是否被误判以及有关应对的决策是否得当。这一切将影响各国能否正确处理争端和竞争，能否加强磋商与合作，能否增进全球治理，最终将影响各国和世界的发展与安全。例如，各国媒体对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报道是否客观全面，直接影响各国对国际经济发展的信心，导致股市、汇市、房市、金市的涨落；各国媒体对恐怖袭击、食品安全和自然灾害的报道是否适度，直接影响人们对当今世界的安全感；各国媒体对中东变局和南海形势的报道是否客观全面，更是直接影响世界各国的政策选择和有关问题的解决。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过去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局中，能够比较全面客观报道的媒体，就能由此获得较高的信誉，话语权就会随之提升。反之亦然。美国FOX报道利比亚局势时被指“在酒店里编新闻”，自然在与CNN的竞争中失去了优势；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站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当局的对立面报道中东变局，使其信誉受到质疑。
相较而言，中国媒体在上述国际形势的报道中进步突出。例如，在报道利比亚战乱时，既反映利比亚政府控制的的黎波里等地的形势，也反映反对派控制的班加西等地的形势，力求全面客观。在报道南海形势和中美关系时，既反映有关国家挑起争端的举动，也及时反映有关国家为缓和局势而做出的努力；既反映中美关系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也反映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交汇点和为防止局势恶化做出的努力，力求促使舆论保持比较理性的状态。
然而，在看到这些进步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互动日益拓宽加深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媒体要在国际舆论中进一步提升话语权，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发展与安全，还需做出更大的努力。在报道国际事态时，中国的媒体理应更加注重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和中国话语。例如，西方舆论和媒体关注和报道中东变局充分体现其价值观标准，所使用的话语是“民主”、“自由”、“独裁”、“威权统治”、“公民社会”、“网络自由”、“伊斯兰极端主义”等。从中国的角度来独立地进行观察和评述，把穆巴拉克说成“独裁者”、把穆斯林兄弟会说成“伊斯兰极端组织”、认为家族执政是不能与时俱进的表现，诸如此类的表述，都显得不够客观和准确。西方舆论在报道南海形势时，多数认为是中国在采取行动破坏地区稳定，把中国视为南海航行自由的威胁。中国媒体当然要对此予以明确批驳，但同时要注重摆事实和讲道理，以客观性增加说服力。
此外，我们已经在中东变局中见证了以“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互联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在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行动方面的巨大潜力，以及它们与美国CNN、英国BBC、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紧密互动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影响力。同样在有关南海形势的舆论中我们也看到了我国民众通过互联网表达的意见的影响。中国媒体应该更加注重发挥网络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的优势，特别是它们与传播媒体联系互动形成的强大塑造力和引导力，从新的高度深入看待和积极发挥新媒体的角色和作用。
责编：吴奇志
一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上的“后危机时代”来而未到，美欧多国继续努力促进经济复苏，但依然面临多重困难；全球通胀形势更趋严重，油价、金价和粮价高位徘徊，世界经济走势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在政治方面，多国社会矛盾加剧，美、法、俄等大国选战提前开锣预热，其内外政策走向备受关注。在国际战略格局方面，美国从提升经济竞争力和推行新的网络安全战略等多个方面着手，力图确保和稳固其全球领导地位；欧盟继续遭受希腊等国债务危机拖累，经受利比亚战争的考验；日本在努力摆脱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又受地震、海啸和核辐射组成的综合危机打击，政局更趋不稳定，国家总体呈现下沉态势；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大国之问的竞争合作更显突出。在国际安全方面，传统安全问题在利比亚战争、美俄开发和部署新型导弹及导弹防御系统等因素的带动下依旧突出，非传统安全挑战进一步增大，包括：恐怖主义与反恐形势在拉登被击毙之后出现新变化，以核电站安全为代表的和平利用核能的安全问题在日本核辐射之后成为国际核安全领域的焦点，干旱和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高度频发推升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等问题，欧洲的“毒黄瓜事件”和台湾的“塑化剂事件”再度敲响食品安全警钟。
二
从地区范围看，尤其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包括西亚北非在内的中东变局的发酵和南海形势的发展。
中东大变局从突尼斯和埃及开始，迅速横扫北非和西亚，荡涤也门、约旦、巴林、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叙利亚、摩洛哥、阿曼、科威特、沙特和伊朗等21个国家，波及近5亿人，大有导致多国政局变动并向更广泛地区扩散之势。截至2011年6月，突尼斯本·阿里政府和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已经被推翻，两国内部各方正围绕新政府组建展开激烈博弈。叙利亚在总统命令改组政府和实施强力弹压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之后，政局尚未实现稳定。也门萨利赫政府在海湾合作委员会斡旋下寻求与反对派实现妥协。巴林等国通过强力弹压和政治妥协两手策略，以确保政局稳定。利比亚卡扎菲政府面对北约和反政府武装日益增大的军事压力，正在竭力为存续而战，双方斗争局势日显胶着。其他国家在这场大变局的冲击和裹挟之下，无论是否可能被更替，都不同程度地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外交等方面实施变革和调整，未来发展还可能遭遇多种曲折。在这一轮变局中，土耳其、伊朗、沙特、阿盟、非盟等地区性力量的影响力明显上升，而且程度不同地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脱美趋势可能进一步发展。以色列在地区范围内面临的安全形势恶化，在巴以和谈、黎以关系以及伊朗核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放弃谋求连任，巴内部法塔赫与“哈马斯”达成和解协议，着手组建联合政府，并积极寻求联合国大会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巴以和谈由此面临新的形势，黎以再度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上升。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也宣布不再谋求连任，一些激进势力力图借机扩大影响，暴力恐怖事件不断。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趋于强硬，进一步加快核开发进程。这种事态加上美欧内部面临经济重振乏力、社会政治矛盾深化、选举政治制约因素上升等诸多因素，削弱了美欧按照其意愿重新打造该地区的动力，使得它们进行干预的意愿和努力变得勉强，追求的目标和策略摇摆多变。由此，整个地区将进入新的动荡、转型和重塑的时期，政治版图将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写，各种地区分野组合和美欧俄等外部力量的折冲消长都将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各种关系调整和局势发展更显错综复杂。
南海地区事态的发展同样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广泛关注。6月初香格里拉对话会前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就加强美国在南海及亚太地区力量存在发表讲话；同月底，美国参议院通过支持美军在南海捍卫所谓美国权益的议案。与此紧密关联，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为捍卫它们各自所宣称的在南海的权益采取种种动作，特别是美菲和美越相继围绕南海展开外交联动和军事演习，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南海形势的关注度，甚至被描绘成为似乎快要爆发武装冲突的海域。所有这些事态的演进，呈现出中国、美国、中国的亚洲邻国三方之间互动的大格局。其中，中美之间的军事和外交互动成为主线，包括第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国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会晤，以及首次亚太事务磋商。这表明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展开，博弈及其结果将对包括南海在内的亚太形势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三
在上述形势的发展变化中，舆论和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变得越来越突出。总体来说，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深入发展和诸多风险上升的关键时期，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和处理各种变局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前途。就这个意义而言，媒体能否比较全面客观公正地呈现事态，则直接关系到能否形成有助于准确看待和处理各种变局的舆论环境；舆论是否被误导和是否保持理性，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变局是否被误判以及有关应对的决策是否得当。这一切将影响各国能否正确处理争端和竞争，能否加强磋商与合作，能否增进全球治理，最终将影响各国和世界的发展与安全。例如，各国媒体对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报道是否客观全面，直接影响各国对国际经济发展的信心，导致股市、汇市、房市、金市的涨落；各国媒体对恐怖袭击、食品安全和自然灾害的报道是否适度，直接影响人们对当今世界的安全感；各国媒体对中东变局和南海形势的报道是否客观全面，更是直接影响世界各国的政策选择和有关问题的解决。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过去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局中，能够比较全面客观报道的媒体，就能由此获得较高的信誉，话语权就会随之提升。反之亦然。美国FOX报道利比亚局势时被指“在酒店里编新闻”，自然在与CNN的竞争中失去了优势；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站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当局的对立面报道中东变局，使其信誉受到质疑。
相较而言，中国媒体在上述国际形势的报道中进步突出。例如，在报道利比亚战乱时，既反映利比亚政府控制的的黎波里等地的形势，也反映反对派控制的班加西等地的形势，力求全面客观。在报道南海形势和中美关系时，既反映有关国家挑起争端的举动，也及时反映有关国家为缓和局势而做出的努力；既反映中美关系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也反映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交汇点和为防止局势恶化做出的努力，力求促使舆论保持比较理性的状态。
然而，在看到这些进步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互动日益拓宽加深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媒体要在国际舆论中进一步提升话语权，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发展与安全，还需做出更大的努力。在报道国际事态时，中国的媒体理应更加注重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和中国话语。例如，西方舆论和媒体关注和报道中东变局充分体现其价值观标准，所使用的话语是“民主”、“自由”、“独裁”、“威权统治”、“公民社会”、“网络自由”、“伊斯兰极端主义”等。从中国的角度来独立地进行观察和评述，把穆巴拉克说成“独裁者”、把穆斯林兄弟会说成“伊斯兰极端组织”、认为家族执政是不能与时俱进的表现，诸如此类的表述，都显得不够客观和准确。西方舆论在报道南海形势时，多数认为是中国在采取行动破坏地区稳定，把中国视为南海航行自由的威胁。中国媒体当然要对此予以明确批驳，但同时要注重摆事实和讲道理，以客观性增加说服力。
此外，我们已经在中东变局中见证了以“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互联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在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行动方面的巨大潜力，以及它们与美国CNN、英国BBC、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紧密互动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影响力。同样在有关南海形势的舆论中我们也看到了我国民众通过互联网表达的意见的影响。中国媒体应该更加注重发挥网络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的优势，特别是它们与传播媒体联系互动形成的强大塑造力和引导力，从新的高度深入看待和积极发挥新媒体的角色和作用。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