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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擦黑，干冷干冷的西北风就刮起来了。风中夹杂着沙石瓦砾，横冲直撞，“呜呜”作响。即使隔着一层窗子，外面的鬼哭狼嚎也不时传来，让人觉得待在温暖的屋里愈发安全。炽热的炉火烧得正旺，屋里暖洋洋的，母亲在瓶中养的一枝蜡梅正在怒放，飘来几缕细细的幽香。
静颐和两个弟弟恩颐、乐颐趴在小炕桌上抄书。弟弟们抄完书，就打着哈欠去睡觉了。静颐陪着母亲一起等父亲回来。夜渐深，寒气更重了。静颐完全没想到北京的冬天会这么冷，冷得肆意、透彻、深入骨髓。寒气吸进去后，刺得嗓子生疼，哈出一口，嘴边立刻就生出一团白色的云雾；西北风一起，像锋利的刀子，把脸割得生疼；洗过的衣服会冻成硬邦邦的一个直板，炉子一烤，水滴滴答答流了一地；虽然穿了厚厚的棉衣，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寒风还是见缝插针地刺进来，让人禁不住打冷战。
一个月前，父亲母亲带着静颐三姐弟从南方乘火车来到北京。一出前门火车站，静颐就失望了，到处灰蒙蒙的，树灰蒙蒙的，墙灰蒙蒙的，人灰蒙蒙的。刮起风来，尘土漫天，整个世界混沌一片。静颐觉得浑身上下都是土，嘴里也是土，自己也变得灰蒙蒙的。
倏忽吹进来一阵冷风，静颐一个激灵，父亲掀开厚厚的棉门帘进来了。他的身上落了一层雪，黑色的皮帽子上添了毛茸茸的一层白。父亲脱下大衣，不住地搓着手，“下雪了！好冷！”
父亲也是第一次来北京，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家乡教书。他在东京帝大留学时的一个同窗黎先生现在是北洋政府的高官，给父亲介绍了教育部的一个职位，于是他们就举家北上了。今天是父亲第一天去部里上班，估计很忙，所以回来晚了。
父亲母亲正说着话，院子里一阵喧闹。静颐趴在窗户上往外看，一个中年男子正在雪地里打滚呢，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好像喝醉了，说话囫囵不清。不知什么时候，风已经停了，地上已落了厚厚一层雪，像铺了一层洁白的毯子，把原本漆黑的夜晚映成了银灰色。雪还在静静地下着，像一只只轻盈飞舞的白蝶。那个男子闹了一阵，像是睡着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身上已是白茫茫一片。
不一会儿，祁大妈的声音从外面传来：“谢先生谢太太，没事儿，是贝勒爷喝醉酒又走错家门啦！已经让盘儿带他回去了！”
祁大妈是静颐家的房东。谢家到了北京后，租住在祁大妈家的一个小院里。祁大妈的两个小院原本是连着的，她把其中一个院子租给了谢家，但连接两个院子的角门没关，方便两家平时往来。那个醉汉估计就是从角门来到静颐家院子的。听父亲说，“祁”这个姓是旗人中常见的，祁大妈也有可能是旗人，但清政府早倒了台，溥仪皇帝也被赶出紫禁城了，旗人早没之前那么风光，很多人巴不得自己不是旗人呢。
“谢先生谢太太，你们早点儿歇着吧！有事隔着墙喊我一声就行！”祁大妈在外面大声说。静颐很喜欢这个热情和善的老太太。他们刚搬来的时候，祁大妈就过来帮忙收拾，还经常邀请母亲过去打牌，两家关系不错。
一大早，静颐就被吵醒了，恩颐和乐颐正在外面打雪仗呢。
天色阴沉沉的，院中的雪足足有半尺深，蓬松松，软绵绵，一踩，把脚都没进去了，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他们快速地用手搓起一个雪球，费力地拔出脚，使劲朝对方扔去。你来我往，不一会儿，每个人身上都是雪，袖口和裤脚都湿了，脸上红扑扑地冒着热气。
“太冷了！出了汗，风一吹，特别容易生病！”静颐对两个弟弟说。
“姐，你也下来玩！特别好玩！”恩颐和乐颐兴高采烈地说。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雪，特别激动，在雪地里玩得忘乎所以。
静颐摇摇头：“太冷了……”
静颐的话还没说完，不知从哪儿飞来一个雪球，不偏不倚地在她头上开了花。恩颐和乐颐看着她狼狈的样子，哈哈大笑。
原来是他们偷袭她！静颐跳到雪地里，搓起一个大雪球，朝弟弟们扔过去，他们也不示弱，三个人你扔我，我扔你，早已分不清阵营。雪球飞来飞去，打得院里一团糟。母亲朝他们喊：“衣服都湿了，小心冻着！”他们根本听不见，一路追打到街上。
对面又飞来两个雪球，静颐赶紧后退着躲开了，一不留神，跟从她身后走來的人撞到了一起。静颐扭头一看，是一个年纪与她差不多的小姑娘。她穿着单薄的夹衣，挎着一个小篮子，篮子里是几块黑红的烧过的煤渣。或许因为太冷吧，小姑娘身子有些发抖，脸色煞白，嘴唇也发青。她笑着看了看静颐，没说话，继续往前走。
祁大妈正好出门来扫雪，看见小姑娘，亲切地说：“盘儿，这么早就拾煤渣了呀！天儿怪冷的，快回家暖和着吧。”
这个叫盘儿的姑娘对祁大妈说了一句：“哎——”瑟缩着走过去了。
祁大妈自言自语似的：“唉，真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呀！”
静颐好奇地凑过去，祁大妈朝着盘儿走去的方向努努嘴：“呶，贝勒爷家的盘儿……”见静颐不明白，“昨儿夜里撒酒疯那个，那是她爸！”静颐想起昨晚在雪地里滚来滚去的那个男子，顿时明白了。“本来也是个娇贵的格格，现在竟跟叫花子一样去捡人家用过的煤渣了，估计现在家里还没生火呢……”祁大妈一边扫雪，一边叹息着。
“那个人是贝勒爷？”静颐不解地问。
“狗屁贝勒爷！”祁大妈愤愤地说，“哪年的老皇历了！祖上好几代之前曾封过贝勒，倒驴不倒架，一直喜欢别人这么喊他。好像这么喊就真能往脸上贴金了，不过让别人笑话罢了。”
“他们住哪儿？”静颐问。
“那两间小土屋。”祁大妈一指胡同深处，“祖上的家业都卖光啦！瞧见那个大宅子了吗？之前就是他们家的。”
刚搬来那一天，静颐就注意到街口那个有着大红门、高围墙和雕栏画柱的大宅子了。听说现在是北洋政府一个高官的私宅，门口经常停着汽车，不时有衣着华贵时髦的大人物进进出出。
之后，静颐才知道盘儿的大名叫毓岫，一个属于大家闺秀的名字。而她那位贝勒爷的爸，也是念过书的世家子弟，能写会画。盘儿的祖父曾是北京城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民国后失了势，几个姨太太商量好了似的，纷纷卷包跑了。祖父又气又病，也去世了。树倒猢狲散，之前风风光光的一个家说倒就倒了。祖父一死，所有沾得上边的亲戚子侄都来争家产，盘儿的爸得了这个宅子，但里面值钱的东西几乎都被搬空了。他不懂生计，本来可以靠给人写写字、画画画、算算账过日子的，但可惜身上纨绔子弟的习气太多，一有了钱就吃喝玩乐，挣俩花仨，寅吃卯粮，日子越过越落魄。卖完了宅子，就卖房子里的器物，器物也卖光后，就跟乞丐差不多了。 眨眼就是除夕了。这天，父亲回来后，神色有些不安。静颐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几句，当政的吴大帅倒台了，父亲那位同窗黎先生也受到了牵连，被关起来了。父亲刚才是去看望他了。静颐记得，他们到了北京后，那位黎先生又高升了，一时风光无限，但父亲从来没去找过他。现在黎先生落了难，父亲倒主动去看望他了。父亲叹了一口气：“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有人敲门，祁大妈来了。她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说：“不得了了，贝勒爷又犯浑了！要把盘儿卖到八大胡同去！”
父亲、母亲和静颐都大惊：“啊？”
祁大妈擦擦汗：“盘儿这个孩子，心眼太灵，不是经常去戏楼里卖花生吗，一来二去的，就把那些戏词全记会了，学得有模有样的。她就跟贝勒爷说要去学戏，以后唱红了，可以挣钱养活他。贝勒爷一听就火了，说旗人家的姑娘玩票是风雅，但怎么能真去唱戏呢，那是下九流的玩意儿……”
父亲说：“贝勒爷的观念还是陈腐了，现在女子唱戏的越来越多，好多坤班和坤角都很受欢迎。假如盘儿真的喜欢，未尝不是一个出路。”
祁大妈焦急地说：“谁说不是呢！好歹有口饭吃，怎么也比跟着他饿死强！但贝勒爷犯起浑来，谁都拦不住！他放了狠话，说宁可把盘儿卖到八大胡同，也不让她去唱戏。盘儿看着柔柔弱弱的，没想到主意大得很，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
母亲也慌张地搓着手：“这可怎么办呢？”
祁大妈说：“我想了个办法，想跟您二位商量。我想凑一笔钱，交给贝勒爷，把盘儿‘买’下来，先过了这一关再说……”
父亲沉吟了一下：“只能先这么办了……”
母亲从一个箱子里掏出一个手绢，里面包着十几块大洋：“祁大妈，这些钱您拿着，盘儿那么好的孩子，可不能被糟蹋了。”
祁大妈眼圈泛红了，她用手绢擦擦眼睛，扭头走了。
听祁大妈说，贝勒爷见了钱，连女儿都不管了，立刻去了酒馆。从此之后，静颐再也没见过盘儿。时不时，她会想起盘儿入神地看着戏台，脸上漾起一丝笑容的样子。
除夕那天，天还没黑，炮仗声就七零八落地响起来了。恩颐和乐颐早就等不及了，在院子里一个接一个地放爆竹，不一会儿，院子里就堆了一堆花花绿绿的纸屑。静颐一家按照北京的习俗，祭祖、蒸年糕、包饺子，父亲还买了一道致美斋的糖醋瓦块鱼，说是“年年有余”的意思。
恩颐和乐颐嚷嚷着要守岁，但不一会儿，就困得东倒西歪，留下靜颐和父亲母亲一起守岁。
父亲对母亲说：“我今天又去看黎先生了，他说过完年就回老家。”
母亲担忧地问：“那咱们呢？”
父亲叹口气：“政府主事的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早就不想跟这些军阀混在一起了。大不了还回南方教书……”
外面传来几声剧烈的响动，炸雷一般，像是炮仗中最烈的麻雷子。紧接着，声音越来越密集，根本不是炮仗，是枪声！
静颐和父亲母亲出来看，发现祁大妈和其他邻居也出来了。影影绰绰中，一队大兵举着火把，吆五喝六、脚步杂沓地过去了。
大家纷纷问是怎么回事。一个老大爷说：“贝勒爷又闯了祸啦！去酒馆里喝酒，喝醉了就漫天吹牛，说他有祖上传下来的乾隆的宝贝。这话被地痞流氓听到，告到大兵那里去了。大兵们正愁没有军饷到处抢劫呢，这不往枪口上撞吗？”
“那找到宝贝了吗？”有人问。
“找到个屁！贝勒爷不是吹牛嘛！”
“刚才听见枪响了，那帮大兵可不是吃素的。”
“听说枪走了火，贝勒爷被打死啦！”
人群中一阵惊愕之声。
大年初一，静颐睡到很晚才醒。一睁眼，天都大亮了。
静颐走出屋子，虽然还是很冷，但天放晴了，一轮黄澄澄的太阳照下来，院子里的红春联、红福字泛着光，显得愈发红艳艳的。
静颐和两个弟弟恩颐、乐颐趴在小炕桌上抄书。弟弟们抄完书，就打着哈欠去睡觉了。静颐陪着母亲一起等父亲回来。夜渐深，寒气更重了。静颐完全没想到北京的冬天会这么冷，冷得肆意、透彻、深入骨髓。寒气吸进去后，刺得嗓子生疼，哈出一口，嘴边立刻就生出一团白色的云雾；西北风一起，像锋利的刀子，把脸割得生疼；洗过的衣服会冻成硬邦邦的一个直板，炉子一烤，水滴滴答答流了一地；虽然穿了厚厚的棉衣，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寒风还是见缝插针地刺进来，让人禁不住打冷战。
一个月前，父亲母亲带着静颐三姐弟从南方乘火车来到北京。一出前门火车站，静颐就失望了，到处灰蒙蒙的，树灰蒙蒙的，墙灰蒙蒙的，人灰蒙蒙的。刮起风来，尘土漫天，整个世界混沌一片。静颐觉得浑身上下都是土，嘴里也是土，自己也变得灰蒙蒙的。
倏忽吹进来一阵冷风，静颐一个激灵，父亲掀开厚厚的棉门帘进来了。他的身上落了一层雪，黑色的皮帽子上添了毛茸茸的一层白。父亲脱下大衣，不住地搓着手，“下雪了！好冷！”
父亲也是第一次来北京，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家乡教书。他在东京帝大留学时的一个同窗黎先生现在是北洋政府的高官，给父亲介绍了教育部的一个职位，于是他们就举家北上了。今天是父亲第一天去部里上班，估计很忙，所以回来晚了。
父亲母亲正说着话，院子里一阵喧闹。静颐趴在窗户上往外看，一个中年男子正在雪地里打滚呢，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好像喝醉了，说话囫囵不清。不知什么时候，风已经停了，地上已落了厚厚一层雪，像铺了一层洁白的毯子，把原本漆黑的夜晚映成了银灰色。雪还在静静地下着，像一只只轻盈飞舞的白蝶。那个男子闹了一阵，像是睡着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身上已是白茫茫一片。
不一会儿，祁大妈的声音从外面传来：“谢先生谢太太，没事儿，是贝勒爷喝醉酒又走错家门啦！已经让盘儿带他回去了！”
祁大妈是静颐家的房东。谢家到了北京后，租住在祁大妈家的一个小院里。祁大妈的两个小院原本是连着的，她把其中一个院子租给了谢家，但连接两个院子的角门没关，方便两家平时往来。那个醉汉估计就是从角门来到静颐家院子的。听父亲说，“祁”这个姓是旗人中常见的，祁大妈也有可能是旗人，但清政府早倒了台，溥仪皇帝也被赶出紫禁城了，旗人早没之前那么风光，很多人巴不得自己不是旗人呢。
“谢先生谢太太，你们早点儿歇着吧！有事隔着墙喊我一声就行！”祁大妈在外面大声说。静颐很喜欢这个热情和善的老太太。他们刚搬来的时候，祁大妈就过来帮忙收拾，还经常邀请母亲过去打牌，两家关系不错。
一大早，静颐就被吵醒了，恩颐和乐颐正在外面打雪仗呢。
天色阴沉沉的，院中的雪足足有半尺深，蓬松松，软绵绵，一踩，把脚都没进去了，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他们快速地用手搓起一个雪球，费力地拔出脚，使劲朝对方扔去。你来我往，不一会儿，每个人身上都是雪，袖口和裤脚都湿了，脸上红扑扑地冒着热气。
“太冷了！出了汗，风一吹，特别容易生病！”静颐对两个弟弟说。
“姐，你也下来玩！特别好玩！”恩颐和乐颐兴高采烈地说。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雪，特别激动，在雪地里玩得忘乎所以。
静颐摇摇头：“太冷了……”
静颐的话还没说完，不知从哪儿飞来一个雪球，不偏不倚地在她头上开了花。恩颐和乐颐看着她狼狈的样子，哈哈大笑。
原来是他们偷袭她！静颐跳到雪地里，搓起一个大雪球，朝弟弟们扔过去，他们也不示弱，三个人你扔我，我扔你，早已分不清阵营。雪球飞来飞去，打得院里一团糟。母亲朝他们喊：“衣服都湿了，小心冻着！”他们根本听不见，一路追打到街上。
对面又飞来两个雪球，静颐赶紧后退着躲开了，一不留神，跟从她身后走來的人撞到了一起。静颐扭头一看，是一个年纪与她差不多的小姑娘。她穿着单薄的夹衣，挎着一个小篮子，篮子里是几块黑红的烧过的煤渣。或许因为太冷吧，小姑娘身子有些发抖，脸色煞白，嘴唇也发青。她笑着看了看静颐，没说话，继续往前走。
祁大妈正好出门来扫雪，看见小姑娘，亲切地说：“盘儿，这么早就拾煤渣了呀！天儿怪冷的，快回家暖和着吧。”
这个叫盘儿的姑娘对祁大妈说了一句：“哎——”瑟缩着走过去了。
祁大妈自言自语似的：“唉，真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呀！”
静颐好奇地凑过去，祁大妈朝着盘儿走去的方向努努嘴：“呶，贝勒爷家的盘儿……”见静颐不明白，“昨儿夜里撒酒疯那个，那是她爸！”静颐想起昨晚在雪地里滚来滚去的那个男子，顿时明白了。“本来也是个娇贵的格格，现在竟跟叫花子一样去捡人家用过的煤渣了，估计现在家里还没生火呢……”祁大妈一边扫雪，一边叹息着。
“那个人是贝勒爷？”静颐不解地问。
“狗屁贝勒爷！”祁大妈愤愤地说，“哪年的老皇历了！祖上好几代之前曾封过贝勒，倒驴不倒架，一直喜欢别人这么喊他。好像这么喊就真能往脸上贴金了，不过让别人笑话罢了。”
“他们住哪儿？”静颐问。
“那两间小土屋。”祁大妈一指胡同深处，“祖上的家业都卖光啦！瞧见那个大宅子了吗？之前就是他们家的。”
刚搬来那一天，静颐就注意到街口那个有着大红门、高围墙和雕栏画柱的大宅子了。听说现在是北洋政府一个高官的私宅，门口经常停着汽车，不时有衣着华贵时髦的大人物进进出出。
之后，静颐才知道盘儿的大名叫毓岫，一个属于大家闺秀的名字。而她那位贝勒爷的爸，也是念过书的世家子弟，能写会画。盘儿的祖父曾是北京城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民国后失了势，几个姨太太商量好了似的，纷纷卷包跑了。祖父又气又病，也去世了。树倒猢狲散，之前风风光光的一个家说倒就倒了。祖父一死，所有沾得上边的亲戚子侄都来争家产，盘儿的爸得了这个宅子，但里面值钱的东西几乎都被搬空了。他不懂生计，本来可以靠给人写写字、画画画、算算账过日子的，但可惜身上纨绔子弟的习气太多，一有了钱就吃喝玩乐，挣俩花仨，寅吃卯粮，日子越过越落魄。卖完了宅子，就卖房子里的器物，器物也卖光后，就跟乞丐差不多了。 眨眼就是除夕了。这天，父亲回来后，神色有些不安。静颐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几句，当政的吴大帅倒台了，父亲那位同窗黎先生也受到了牵连，被关起来了。父亲刚才是去看望他了。静颐记得，他们到了北京后，那位黎先生又高升了，一时风光无限，但父亲从来没去找过他。现在黎先生落了难，父亲倒主动去看望他了。父亲叹了一口气：“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有人敲门，祁大妈来了。她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说：“不得了了，贝勒爷又犯浑了！要把盘儿卖到八大胡同去！”
父亲、母亲和静颐都大惊：“啊？”
祁大妈擦擦汗：“盘儿这个孩子，心眼太灵，不是经常去戏楼里卖花生吗，一来二去的，就把那些戏词全记会了，学得有模有样的。她就跟贝勒爷说要去学戏，以后唱红了，可以挣钱养活他。贝勒爷一听就火了，说旗人家的姑娘玩票是风雅，但怎么能真去唱戏呢，那是下九流的玩意儿……”
父亲说：“贝勒爷的观念还是陈腐了，现在女子唱戏的越来越多，好多坤班和坤角都很受欢迎。假如盘儿真的喜欢，未尝不是一个出路。”
祁大妈焦急地说：“谁说不是呢！好歹有口饭吃，怎么也比跟着他饿死强！但贝勒爷犯起浑来，谁都拦不住！他放了狠话，说宁可把盘儿卖到八大胡同，也不让她去唱戏。盘儿看着柔柔弱弱的，没想到主意大得很，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
母亲也慌张地搓着手：“这可怎么办呢？”
祁大妈说：“我想了个办法，想跟您二位商量。我想凑一笔钱，交给贝勒爷，把盘儿‘买’下来，先过了这一关再说……”
父亲沉吟了一下：“只能先这么办了……”
母亲从一个箱子里掏出一个手绢，里面包着十几块大洋：“祁大妈，这些钱您拿着，盘儿那么好的孩子，可不能被糟蹋了。”
祁大妈眼圈泛红了，她用手绢擦擦眼睛，扭头走了。
听祁大妈说，贝勒爷见了钱，连女儿都不管了，立刻去了酒馆。从此之后，静颐再也没见过盘儿。时不时，她会想起盘儿入神地看着戏台，脸上漾起一丝笑容的样子。
除夕那天，天还没黑，炮仗声就七零八落地响起来了。恩颐和乐颐早就等不及了，在院子里一个接一个地放爆竹，不一会儿，院子里就堆了一堆花花绿绿的纸屑。静颐一家按照北京的习俗，祭祖、蒸年糕、包饺子，父亲还买了一道致美斋的糖醋瓦块鱼，说是“年年有余”的意思。
恩颐和乐颐嚷嚷着要守岁，但不一会儿，就困得东倒西歪，留下靜颐和父亲母亲一起守岁。
父亲对母亲说：“我今天又去看黎先生了，他说过完年就回老家。”
母亲担忧地问：“那咱们呢？”
父亲叹口气：“政府主事的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早就不想跟这些军阀混在一起了。大不了还回南方教书……”
外面传来几声剧烈的响动，炸雷一般，像是炮仗中最烈的麻雷子。紧接着，声音越来越密集，根本不是炮仗，是枪声！
静颐和父亲母亲出来看，发现祁大妈和其他邻居也出来了。影影绰绰中，一队大兵举着火把，吆五喝六、脚步杂沓地过去了。
大家纷纷问是怎么回事。一个老大爷说：“贝勒爷又闯了祸啦！去酒馆里喝酒，喝醉了就漫天吹牛，说他有祖上传下来的乾隆的宝贝。这话被地痞流氓听到，告到大兵那里去了。大兵们正愁没有军饷到处抢劫呢，这不往枪口上撞吗？”
“那找到宝贝了吗？”有人问。
“找到个屁！贝勒爷不是吹牛嘛！”
“刚才听见枪响了，那帮大兵可不是吃素的。”
“听说枪走了火，贝勒爷被打死啦！”
人群中一阵惊愕之声。
大年初一，静颐睡到很晚才醒。一睁眼，天都大亮了。
静颐走出屋子，虽然还是很冷，但天放晴了，一轮黄澄澄的太阳照下来，院子里的红春联、红福字泛着光，显得愈发红艳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