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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同国务院参事、文史馆员座谈时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这不仅是维护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土壤。
传统诚信面临挑战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普遍出现诚信缺失现象。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制假售假、合同欺诈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另据有关研究机构的数据，我国企业坏账率高达1%至2%，且呈逐年上升势头，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坏账率通常为0.25%至0.5%；我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履约率只有50%。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们在市场中之所以需要诚信，是因为人们在市场经济中需要与他人发生各种合作和交易关系，诚信能降低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能给交易双方带来更大的利益。但是，由于市场中信息的不确定性、不对称性，市场上的个人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使人在经济行为中自动保持诚信，社会的诚信机制需要制度的维持与保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辉认为，这个制度的设置，大体上可以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正式制度，一类是非正式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就是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立身之道”和“立政之本”，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但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是自然经济和宗族社会的产物，主要适用于相对封闭的朋友和熟人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广泛的交易关系和合作关系，有很大的局限性。
王辉指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正式的法律诚信制度包括三个方面：法律诚信的标准，法律诚信的惩罚机制和实施机制。首先，诚信的标准应该统一，在同一行业中应对所有的企业或个人都适用，不因企业的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或地域不同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首先做到这一点，诚信的标准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其次，法律诚信必须具备有效的惩罚机制。有效的惩罚机制可以将保持诚信的外部性内在化，使人们在其经济行为中充分考虑到不诚信带来的惩罚后果，提高不诚信行为的经济成本，使其行为无利可图，迫使其行为趋向守信。再次，法律诚信必须有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强有力的实施机制是法律诚信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它使失信承担极高的风险，从而使任何不诚信的行为都变得不划算，从而有效地制止不诚信行为。
就目前中国而言，出现诚信危机的原因在于中国在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传统的诚信道德伦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当前法律诚信制度的构建与实施还有待于完善，存在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王辉认为，“现在，我们需要提倡诚信，但这种提倡不应仅仅是中国传统道德诚信的回归，而应是大力加强法律诚信的构建，以及在法律诚信基础上的道德诚信的重建。”
诚信缺失治理需政府和市场相结合
2011年10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会议指出“十二五”期间要以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和央行共同牵头制定《2013-2020年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作为首部国家级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主体内容框架将按照去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的六项主要任务展开。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也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主要单位之一。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是我国首家以研究社会经济信用为核心的权威研究机构。在加快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信用制度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方面，该中心做了颇多的研究，成果显著。
《经济》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章政主任。
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信用问题，章政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社会信用经济总规模在进一步扩大，这个扩大现象就是社会信用化程度逐步提高的结果。但同时，他也指出，这一现象带来社会信用风险加大。“诚信缺失、不讲信用，贷款不还、假冒伪劣商品满天飞，必然会破坏市场环境和社会秩序，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成本和风险，甚至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
近年来，网络购物已经是中国消费者习以为常的购物方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利丰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流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11～2012）》显示：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增长45.8%，其中网络购物交易规模突破7500亿元，同比增长67.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将达到4.3%。其中，B2B领域，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规模以上企业均加大了网络渠道的应用，通过互联网促成交易的达成。在这庞大的网络交易背后，上当受骗的消费者也不在少数，网络交易为何缺乏诚信监督？章政说：“电子商务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还有一部分网络消费模式是先把预付金交出去再消费或者叫赊购。在这种消费模式下，我们依据信息判断消费品很有可能是错误的、片面的，最终效果是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风险变成大风险。”
对我国未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章政说：“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量非常庞大，内容非常复杂，涵盖的内容也非常多。这样一个庞杂体系建设，仅仅靠市场能量很难推动，在这里政府力量不可缺少。我认为，未来整个中国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和市场相结合，必须发挥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作用。”
章政建议：“第一点建议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重点应该是企业和社会并举，过去我们在前一阶段关注信用只关注企业，信用缺失实质是社会问题；第二点建议在信用管理手法上，应该是政府调节管理和社会第三方包括协会管理并举，这样才能调动社会各界做好社会信用管理和服务工作；第三建议在信用服务内容上，应该是我们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并举。” 中外诚信差异主要在企业
治理诚信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在国际社会上有着较好的社会信誉。对比中外的社会诚信现状，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和西方国家在社会诚信现状方面有何不同？章政认为，我国和发达国家的诚信差异主要存在于企业层面。他说：“就政府而言，由于中国政府属于强势政府，因此中国的国家信用也比较有保障。但企业层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产品质量的诚信。我们经常看到外国公司召回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特别是汽车，但是中国企业却很少主动召回。实际上，任何一种商品中都蕴含生产者对其质量的承诺。企业召回有问题的产品说明它在认真地履行承诺，是守信的表现。在合同诚信方面，中国也和发达国家有些差距。对于西方国家的企业来说，签订合同就像服下一粒定心丸；但是在中国，签约之后的事却仍然充满变数，可能还有很多的扯皮和痛苦会随之而来。”
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什么？章政指出：其一，当前人们对发展的评估仍侧重考量经济效益而不是社会整体效益，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成熟度还有待提高；其二，中国经济的市场度不高，商业信用不发达。信用还不具备决定企业命运的意义。
“比如，对于欺诈行为，中外都会通过法律进行制裁，但是社会谴责却不一样。在西方，有过欺诈行为的企业很难再从事商业活动，因为这样的企业已经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但是在中国，很少有企业因欺诈行为遭到严厉的社会谴责，所以企业承受的社会压力要比西方小得多。换句话说，在法律之外，中国尚缺少对企业行为的有效约束。事实上，社会谴责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的信用产业不发达有关，同时也说明我们在完善信用机制的过程中，还应加强社会谴责系统的建构。”
章政认为，守信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所以文化差异应该不会导致信用认同差异。但是信用的意义、功能等却可能因为文明水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所谓‘不同’，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信用的基本认识，也就是道德底线可能会有差异；其次是社会评价体系。尽管法律可以对欺诈者进行制裁，但如果人们对欺诈行为抱有无所谓的态度，因而不对欺诈者进行告发，那么法律的制裁也很难实现；最后就是信用经济形态的培育。信用经济是比货币经济层次更高的经济形态。在信用经济时代，人们用信用来换取商品，其好处是降低了交换成本，所以我们说信用对社会经济具有放大作用。在信用道德底线较低的社会中，信用经济形态的发展显然会困难一些。”
传统诚信面临挑战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普遍出现诚信缺失现象。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制假售假、合同欺诈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另据有关研究机构的数据，我国企业坏账率高达1%至2%，且呈逐年上升势头，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坏账率通常为0.25%至0.5%；我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履约率只有50%。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们在市场中之所以需要诚信，是因为人们在市场经济中需要与他人发生各种合作和交易关系，诚信能降低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能给交易双方带来更大的利益。但是，由于市场中信息的不确定性、不对称性，市场上的个人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使人在经济行为中自动保持诚信，社会的诚信机制需要制度的维持与保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辉认为，这个制度的设置，大体上可以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正式制度，一类是非正式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就是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立身之道”和“立政之本”，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但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是自然经济和宗族社会的产物，主要适用于相对封闭的朋友和熟人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广泛的交易关系和合作关系，有很大的局限性。
王辉指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正式的法律诚信制度包括三个方面：法律诚信的标准，法律诚信的惩罚机制和实施机制。首先，诚信的标准应该统一，在同一行业中应对所有的企业或个人都适用，不因企业的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或地域不同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首先做到这一点，诚信的标准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其次，法律诚信必须具备有效的惩罚机制。有效的惩罚机制可以将保持诚信的外部性内在化，使人们在其经济行为中充分考虑到不诚信带来的惩罚后果，提高不诚信行为的经济成本，使其行为无利可图，迫使其行为趋向守信。再次，法律诚信必须有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强有力的实施机制是法律诚信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它使失信承担极高的风险，从而使任何不诚信的行为都变得不划算，从而有效地制止不诚信行为。
就目前中国而言，出现诚信危机的原因在于中国在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传统的诚信道德伦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当前法律诚信制度的构建与实施还有待于完善，存在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王辉认为，“现在，我们需要提倡诚信，但这种提倡不应仅仅是中国传统道德诚信的回归，而应是大力加强法律诚信的构建，以及在法律诚信基础上的道德诚信的重建。”
诚信缺失治理需政府和市场相结合
2011年10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会议指出“十二五”期间要以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和央行共同牵头制定《2013-2020年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作为首部国家级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主体内容框架将按照去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的六项主要任务展开。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也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主要单位之一。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是我国首家以研究社会经济信用为核心的权威研究机构。在加快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信用制度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方面，该中心做了颇多的研究，成果显著。
《经济》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章政主任。
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信用问题，章政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社会信用经济总规模在进一步扩大，这个扩大现象就是社会信用化程度逐步提高的结果。但同时，他也指出，这一现象带来社会信用风险加大。“诚信缺失、不讲信用，贷款不还、假冒伪劣商品满天飞，必然会破坏市场环境和社会秩序，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成本和风险，甚至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
近年来，网络购物已经是中国消费者习以为常的购物方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利丰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流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11～2012）》显示：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增长45.8%，其中网络购物交易规模突破7500亿元，同比增长67.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将达到4.3%。其中，B2B领域，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规模以上企业均加大了网络渠道的应用，通过互联网促成交易的达成。在这庞大的网络交易背后，上当受骗的消费者也不在少数，网络交易为何缺乏诚信监督？章政说：“电子商务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还有一部分网络消费模式是先把预付金交出去再消费或者叫赊购。在这种消费模式下，我们依据信息判断消费品很有可能是错误的、片面的，最终效果是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风险变成大风险。”
对我国未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章政说：“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量非常庞大，内容非常复杂，涵盖的内容也非常多。这样一个庞杂体系建设，仅仅靠市场能量很难推动，在这里政府力量不可缺少。我认为，未来整个中国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和市场相结合，必须发挥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作用。”
章政建议：“第一点建议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重点应该是企业和社会并举，过去我们在前一阶段关注信用只关注企业，信用缺失实质是社会问题；第二点建议在信用管理手法上，应该是政府调节管理和社会第三方包括协会管理并举，这样才能调动社会各界做好社会信用管理和服务工作；第三建议在信用服务内容上，应该是我们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并举。” 中外诚信差异主要在企业
治理诚信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在国际社会上有着较好的社会信誉。对比中外的社会诚信现状，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和西方国家在社会诚信现状方面有何不同？章政认为，我国和发达国家的诚信差异主要存在于企业层面。他说：“就政府而言，由于中国政府属于强势政府，因此中国的国家信用也比较有保障。但企业层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产品质量的诚信。我们经常看到外国公司召回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特别是汽车，但是中国企业却很少主动召回。实际上，任何一种商品中都蕴含生产者对其质量的承诺。企业召回有问题的产品说明它在认真地履行承诺，是守信的表现。在合同诚信方面，中国也和发达国家有些差距。对于西方国家的企业来说，签订合同就像服下一粒定心丸；但是在中国，签约之后的事却仍然充满变数，可能还有很多的扯皮和痛苦会随之而来。”
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什么？章政指出：其一，当前人们对发展的评估仍侧重考量经济效益而不是社会整体效益，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成熟度还有待提高；其二，中国经济的市场度不高，商业信用不发达。信用还不具备决定企业命运的意义。
“比如，对于欺诈行为，中外都会通过法律进行制裁，但是社会谴责却不一样。在西方，有过欺诈行为的企业很难再从事商业活动，因为这样的企业已经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但是在中国，很少有企业因欺诈行为遭到严厉的社会谴责，所以企业承受的社会压力要比西方小得多。换句话说，在法律之外，中国尚缺少对企业行为的有效约束。事实上，社会谴责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的信用产业不发达有关，同时也说明我们在完善信用机制的过程中，还应加强社会谴责系统的建构。”
章政认为，守信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所以文化差异应该不会导致信用认同差异。但是信用的意义、功能等却可能因为文明水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所谓‘不同’，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信用的基本认识，也就是道德底线可能会有差异；其次是社会评价体系。尽管法律可以对欺诈者进行制裁，但如果人们对欺诈行为抱有无所谓的态度，因而不对欺诈者进行告发，那么法律的制裁也很难实现；最后就是信用经济形态的培育。信用经济是比货币经济层次更高的经济形态。在信用经济时代，人们用信用来换取商品，其好处是降低了交换成本，所以我们说信用对社会经济具有放大作用。在信用道德底线较低的社会中，信用经济形态的发展显然会困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