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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的同时避免因路径选择不当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是下岗分流?还是改制分流?这是当年我国国有企业面临过的不同改革路径的选择。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会记得那是很痛苦、很有争议、风险压力很大的选择。为什么今天要重提这件事呢?
2010年9月15日《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古巴改革要裁百万员工》，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并在网上查阅了许多关于古巴改革的文章。古巴全国国有机构职工510万，计划裁员100万，裁员比例达到五分之一。其中“在明年3月底，预计全国裁减50多万国有职工”。
古巴的做法实际上是让职工“下岗分流”。这一下子让我回忆起十多年前的情景。当时中国国有企业也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境况，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达到40％，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的亏损面甚至达到70％至80％，许多国有企业已经停产或半停产。有些企业职工已经半年甚至更长时间领不到工资。面对这种情况靠财政来保障已不允许，何况当时的财政也没有这个能力。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职工生活的困境，短期曾强压银行给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实际上就是职工生活救济款，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若长此以往银行也该破产了。
怎么办?在那样一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这种破釜沉舟的办法，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措施。当时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那么多职工下岗后如果直接分流到社会，靠什么生活?一旦处理不当，会发生很大的社会问题。那时采取在企业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过渡性办法，让“再就业服务中心”成为职工由企业走向社会的中转站。具体是：保持国有职工的身份，劳动关系不变，职工易于接收：给职工发放生活费用；对职工进行转岗培训。这个办法尽管过渡性地缓解了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但“下岗分流”还是给下岗职工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冲击。许多年龄已40岁、50岁的职工由于技能专一年龄偏大，难以再就业，很多职工家庭生活陷入了困境当年许多地方政府的门口不断有困难企业职工上访，要求政府救济企业救济职工
冗员不是职工的责任，但冗员的载体却是职工
让职工“下岗分流”是不大讲道理的，由政府继续包起来职工是愿意的，但政府当时已无能为力了，采取“下岗分流”已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实践证明：这个办法付出的社会代价太大，尤其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此了付出了巨大牺牲!
那有没有比“下岗分流”更积极更稳妥的办法呢?在看到“下岗分流”带来的问题时，许多地方就在探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改制分流”：政府通过对还可以生存的国有中小企业进行改制，把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从企业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让企业自己救自己，职工自己救自己。其路径就是实现“两个置换”：产权置换和身份置换。产权置换就是使国有中小企业民营化，让企业走向市场，政府不再承担无限责任；身份置换就是使国有职工成为社会人，让职工走向市场，企业不再承担无限责任。
在这个过程中职工可以选择离开企业还是留在企业，但无论做哪种选择，职工都可以得到一定的身份置换的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方式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股权。企业改制以后，实现股权多元化。出资人到位，有人承担风险，人们就会努力工作，企业就会发生变化。企业生存发展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改制分流”的实质就是改制企业带着职工“在岗分流”。
实践证明：与“下岗分流”相比，“改制分流”(“在岗分流”)既可以达到分流职工的目的。又可以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现实的益处就是国企职工仍然有岗位、有工资，基本生活有保障。如果改制企业今后发展得好，职工的工作、生活就更加有保障
如果企业改制时职工经济补偿得到的是股权，则成为企业改制直接的受益者。十多年过去了，许多改制企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甚至从当年的亏损企业成为现在的上市公司。当然改制企业也有发展得不好的，企业重新陷入困境或破产。
如果不去改变国有企业的体制，只是单纯地搞“下岗分流”，这只能解一时之难，不能解长久之危。推進国有企业“改制分流”，正是期望通过改变国有企业的体制，来解决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冗员问题。体制的问题只能通过改变体制来解决。
“改制分流”就是从企业体制上解决问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后来之所以选择“改制分流”，是被“逼”出来的，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多数选择“内部人持股”也是“逼”出来的。由于当时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都是亏损企业，外部投资者无论是外资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会觉得企业亏损严重，并将职工安置视为负担，对投资之后缺乏信心，所以少有外部投资者问津，加之国有企业职工对外部投资人心存疑虑，结果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实际上改制成为由内部人持股的企业。
改制企业职工以自己的身份置换补偿金入股，成为企业股份的持有者，使改制后的企业成为职工们自己的企业。自己给自己干活，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岂有不认真负责之理?这种改制方式是在原有企业基础之上的改革，有助于保持企业的连续性。维护企业社会的稳定。通过改革打破了“铁饭碗”，撤走了“大锅饭”，企业和职工们从此走向市场，面对竞争。这样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改变了职工们的观念。市场竞争和激励机制一下子就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调动了起来。人的解放就是生产力的最大解放。今天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不少企业，都是这样的改制企业。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当年进行改制的国有企业有上十万个，涉及职工几百万人。如果当初让这些职工全部“下岗分流”，情况会是怎样的呢?这样的情形简直难以想象!
改革是有风险的，大的改革就有大的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稳定。如果因为担心引起社会不稳定而不敢改革，社会终有一天会更加不稳定。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必须的，但在改革的同时又要避免因路径选择不当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才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是下岗分流?还是改制分流?这是当年我国国有企业面临过的不同改革路径的选择。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会记得那是很痛苦、很有争议、风险压力很大的选择。为什么今天要重提这件事呢?
2010年9月15日《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古巴改革要裁百万员工》，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并在网上查阅了许多关于古巴改革的文章。古巴全国国有机构职工510万，计划裁员100万，裁员比例达到五分之一。其中“在明年3月底，预计全国裁减50多万国有职工”。
古巴的做法实际上是让职工“下岗分流”。这一下子让我回忆起十多年前的情景。当时中国国有企业也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境况，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达到40％，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的亏损面甚至达到70％至80％，许多国有企业已经停产或半停产。有些企业职工已经半年甚至更长时间领不到工资。面对这种情况靠财政来保障已不允许，何况当时的财政也没有这个能力。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职工生活的困境，短期曾强压银行给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实际上就是职工生活救济款，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若长此以往银行也该破产了。
怎么办?在那样一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这种破釜沉舟的办法，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措施。当时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那么多职工下岗后如果直接分流到社会，靠什么生活?一旦处理不当，会发生很大的社会问题。那时采取在企业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过渡性办法，让“再就业服务中心”成为职工由企业走向社会的中转站。具体是：保持国有职工的身份，劳动关系不变，职工易于接收：给职工发放生活费用；对职工进行转岗培训。这个办法尽管过渡性地缓解了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但“下岗分流”还是给下岗职工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冲击。许多年龄已40岁、50岁的职工由于技能专一年龄偏大，难以再就业，很多职工家庭生活陷入了困境当年许多地方政府的门口不断有困难企业职工上访，要求政府救济企业救济职工
冗员不是职工的责任，但冗员的载体却是职工
让职工“下岗分流”是不大讲道理的，由政府继续包起来职工是愿意的，但政府当时已无能为力了，采取“下岗分流”已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实践证明：这个办法付出的社会代价太大，尤其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此了付出了巨大牺牲!
那有没有比“下岗分流”更积极更稳妥的办法呢?在看到“下岗分流”带来的问题时，许多地方就在探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改制分流”：政府通过对还可以生存的国有中小企业进行改制，把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从企业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让企业自己救自己，职工自己救自己。其路径就是实现“两个置换”：产权置换和身份置换。产权置换就是使国有中小企业民营化，让企业走向市场，政府不再承担无限责任；身份置换就是使国有职工成为社会人，让职工走向市场，企业不再承担无限责任。
在这个过程中职工可以选择离开企业还是留在企业，但无论做哪种选择，职工都可以得到一定的身份置换的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方式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股权。企业改制以后，实现股权多元化。出资人到位，有人承担风险，人们就会努力工作，企业就会发生变化。企业生存发展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改制分流”的实质就是改制企业带着职工“在岗分流”。
实践证明：与“下岗分流”相比，“改制分流”(“在岗分流”)既可以达到分流职工的目的。又可以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现实的益处就是国企职工仍然有岗位、有工资，基本生活有保障。如果改制企业今后发展得好，职工的工作、生活就更加有保障
如果企业改制时职工经济补偿得到的是股权，则成为企业改制直接的受益者。十多年过去了，许多改制企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甚至从当年的亏损企业成为现在的上市公司。当然改制企业也有发展得不好的，企业重新陷入困境或破产。
如果不去改变国有企业的体制，只是单纯地搞“下岗分流”，这只能解一时之难，不能解长久之危。推進国有企业“改制分流”，正是期望通过改变国有企业的体制，来解决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冗员问题。体制的问题只能通过改变体制来解决。
“改制分流”就是从企业体制上解决问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后来之所以选择“改制分流”，是被“逼”出来的，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多数选择“内部人持股”也是“逼”出来的。由于当时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都是亏损企业，外部投资者无论是外资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会觉得企业亏损严重，并将职工安置视为负担，对投资之后缺乏信心，所以少有外部投资者问津，加之国有企业职工对外部投资人心存疑虑，结果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实际上改制成为由内部人持股的企业。
改制企业职工以自己的身份置换补偿金入股，成为企业股份的持有者，使改制后的企业成为职工们自己的企业。自己给自己干活，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岂有不认真负责之理?这种改制方式是在原有企业基础之上的改革，有助于保持企业的连续性。维护企业社会的稳定。通过改革打破了“铁饭碗”，撤走了“大锅饭”，企业和职工们从此走向市场，面对竞争。这样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改变了职工们的观念。市场竞争和激励机制一下子就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调动了起来。人的解放就是生产力的最大解放。今天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不少企业，都是这样的改制企业。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当年进行改制的国有企业有上十万个，涉及职工几百万人。如果当初让这些职工全部“下岗分流”，情况会是怎样的呢?这样的情形简直难以想象!
改革是有风险的，大的改革就有大的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稳定。如果因为担心引起社会不稳定而不敢改革，社会终有一天会更加不稳定。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必须的，但在改革的同时又要避免因路径选择不当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才是改革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