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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杰奎琳·肯尼迪，美国记者盖伊·特立斯在其文集《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有过如下记载。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巴黎评论》创办者乔治·普林顿的私人派对意外地迎来了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奇怪的是，没人在意她的光临，更没人想起她的身份，被提起的反倒是她精心设计的发型：看吧，“那个小妞儿的头梳得还蛮像回事儿”。
这是《寻找海明威》的开头。且不说特立斯能否如愿找到海明威，单单这个段子就值得再三回味。为何在遭遇第一夫人时，作家不主动迎上前去恭谨行礼，反要对她的发型指手画脚？这里，特立斯仿佛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对事不对人。这也是他写作的首要原则。如果说杰奎琳·肯尼迪值得我们去仰望，那么，熟读斯宾诺莎的空巢老人、会用27种语言揽客的擦鞋匠、能预知票房的剧院看门人，又该不该被仰望？
只不过，在城市明亮如白昼的强光照耀下，随处可见的他们反而被选择性地忽略了。幸好，我们还有特立斯。早逝的天才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把小说家比作清醒自知的守望者：人类的处境是他们的猎物，“看待他人就如同旁人漠视车祸：他们如同证人，觊觎自身所见的景观”。特立斯就是这样一位“观察家”。在64年的职业生涯里，他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一直站在街头，观察纽约的风吹草动，聆听路人的一呼一吸，事无巨细记录在案。于是，就有了《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这是一部纯粹的纽约之书。我们读之，好比展开一幅世俗风情画。特立斯笔下有纵深也有特写，有近景也有远眺。他跟随猫儿走入格林尼治村，目睹秃鹰在哈德孙河上捕杀鴿群;他远赴旧金山的渔村，探访退役归隐的梦露前夫乔·迪马乔，看到一个因妻子猝然离世追悔不已的痴心男人;他清楚讣告作者的甘苦，知道哪怕“历史的瀑布倾泻而下”，他们也只能用小小的“茶杯”来接续;他认识城里的每一个出租车司机，更把清洁女工的日程表背得滚瓜烂熟……
身为声名卓著的采访者，特立斯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善于绕过尽人皆知的常识，去挖掘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比如彼得·奥图尔，世人都说《阿拉伯的劳伦斯》成就了他的艺术生命，却不清楚出演劳伦斯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没错，是退步，也是固步自封，甚至还是定性。当然没有人愿意被定性，包括奥图尔。因为一旦被定性，就仿佛被牢牢限定于某个狭小范畴，贴上标签、盖棺定论，封条上写着“永不越界”。果不其然，英雄劳伦斯终究还是“毁”了他——今天，我们提到奥图尔，只知道“阿拉伯的劳伦斯”，不知道劳伦斯身后还有这样一位雄心勃勃的演员。
问题是，不愿被定性的难道只有奥图尔？对了，还有特立斯。事实上，他既不想重蹈前人的覆辙，又不愿落入常识的巢窠，因而效法菲茨杰拉德，自创“新新闻主义”写作。那么，什么是“新新闻主义”？简单说来，即是用小说家的细腻活泼取代刻板枯燥的新闻叙事，给写作一个广阔而自由的空间。如此，他游走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既不放过一点细节，也不忘为文章加上几颗想象的作料。
当然，纽约也是不能被定性的。过度的阐释、过度的商业化早把它从土壤里连根拔起，放在高处大加仰望。只是放得太高，就算我们拼命伸长脖子，也未必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特立斯深知，纽约有太多秘密尚未公开，有太多奇人异事正在上演。他要做的是拨开云层，让现实之光普照，照亮这个被过度消费的城市。他的探访叫“猎奇之旅”。意思是说，带着巫师般“超凡洞察力、超凡听觉和超凡感觉”深入城市的犄角旮旯，去看去听、去想去写。
于是，当我们细读全书，看到特立斯喋喋不休、毫无节制地讲述拳击手帕特森与其妻的对话，听到修桥工人爱德华·扬涅利反复诉说“铁器工”的由来，就知道他已经接近了他的城市。毫无疑问，特立斯用手中的笔重新诠释、改写了曾经被他奉为圭臬的新闻信条：“公正地提供消息，既不畏惧也不偏私”。换句话说，谁都可以被仰望，谁都不应该被遗忘，不管是尊贵的第一夫人，还是以天地为家的流浪汉。回过头来看《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他的确是做到了。
这是《寻找海明威》的开头。且不说特立斯能否如愿找到海明威，单单这个段子就值得再三回味。为何在遭遇第一夫人时，作家不主动迎上前去恭谨行礼，反要对她的发型指手画脚？这里，特立斯仿佛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对事不对人。这也是他写作的首要原则。如果说杰奎琳·肯尼迪值得我们去仰望，那么，熟读斯宾诺莎的空巢老人、会用27种语言揽客的擦鞋匠、能预知票房的剧院看门人，又该不该被仰望？
只不过，在城市明亮如白昼的强光照耀下，随处可见的他们反而被选择性地忽略了。幸好，我们还有特立斯。早逝的天才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把小说家比作清醒自知的守望者：人类的处境是他们的猎物，“看待他人就如同旁人漠视车祸：他们如同证人，觊觎自身所见的景观”。特立斯就是这样一位“观察家”。在64年的职业生涯里，他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一直站在街头，观察纽约的风吹草动，聆听路人的一呼一吸，事无巨细记录在案。于是，就有了《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这是一部纯粹的纽约之书。我们读之，好比展开一幅世俗风情画。特立斯笔下有纵深也有特写，有近景也有远眺。他跟随猫儿走入格林尼治村，目睹秃鹰在哈德孙河上捕杀鴿群;他远赴旧金山的渔村，探访退役归隐的梦露前夫乔·迪马乔，看到一个因妻子猝然离世追悔不已的痴心男人;他清楚讣告作者的甘苦，知道哪怕“历史的瀑布倾泻而下”，他们也只能用小小的“茶杯”来接续;他认识城里的每一个出租车司机，更把清洁女工的日程表背得滚瓜烂熟……
身为声名卓著的采访者，特立斯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善于绕过尽人皆知的常识，去挖掘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比如彼得·奥图尔，世人都说《阿拉伯的劳伦斯》成就了他的艺术生命，却不清楚出演劳伦斯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没错，是退步，也是固步自封，甚至还是定性。当然没有人愿意被定性，包括奥图尔。因为一旦被定性，就仿佛被牢牢限定于某个狭小范畴，贴上标签、盖棺定论，封条上写着“永不越界”。果不其然，英雄劳伦斯终究还是“毁”了他——今天，我们提到奥图尔，只知道“阿拉伯的劳伦斯”，不知道劳伦斯身后还有这样一位雄心勃勃的演员。
问题是，不愿被定性的难道只有奥图尔？对了，还有特立斯。事实上，他既不想重蹈前人的覆辙，又不愿落入常识的巢窠，因而效法菲茨杰拉德，自创“新新闻主义”写作。那么，什么是“新新闻主义”？简单说来，即是用小说家的细腻活泼取代刻板枯燥的新闻叙事，给写作一个广阔而自由的空间。如此，他游走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既不放过一点细节，也不忘为文章加上几颗想象的作料。
当然，纽约也是不能被定性的。过度的阐释、过度的商业化早把它从土壤里连根拔起，放在高处大加仰望。只是放得太高，就算我们拼命伸长脖子，也未必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特立斯深知，纽约有太多秘密尚未公开，有太多奇人异事正在上演。他要做的是拨开云层，让现实之光普照，照亮这个被过度消费的城市。他的探访叫“猎奇之旅”。意思是说，带着巫师般“超凡洞察力、超凡听觉和超凡感觉”深入城市的犄角旮旯，去看去听、去想去写。
于是，当我们细读全书，看到特立斯喋喋不休、毫无节制地讲述拳击手帕特森与其妻的对话，听到修桥工人爱德华·扬涅利反复诉说“铁器工”的由来，就知道他已经接近了他的城市。毫无疑问，特立斯用手中的笔重新诠释、改写了曾经被他奉为圭臬的新闻信条：“公正地提供消息，既不畏惧也不偏私”。换句话说，谁都可以被仰望，谁都不应该被遗忘，不管是尊贵的第一夫人，还是以天地为家的流浪汉。回过头来看《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他的确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