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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光长得高高大大、肥肥胖胖，却没有精神和意志，岂不是空有一副皮囊，不堪一击
在中国地方卫星电视台中，“电视湘军”在短短几年内横空出世。
2005年，湖南广电影视集团的广告收入突破11亿元，加上其他各项收入，总收入16亿元，超过12年前的32倍……其在全国广播电视界的影响和地位已远远超越了湖南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的相对地位。
有人说，魏文彬便是这个奇迹的最终谜底。
关于湖南广播电视局局长魏文彬，许多媒体已有过众多“奇特”的描摹；类似思路清晰，目光如炬；善于质疑采访者的问题以及充满“霸气”等等足以让人未近其前便自信扫地。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见到这位“电视湘军”的领军人物时，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印象。
56岁的魏文彬没有想像中那样高大和魁梧，也没像寻常官员那样发福，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
貌似威严的魏文彬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风趣的人，他的手机铃声居然是一个卡通人物的怪叫；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他时而如演讲般慷慨激昂，时而自说自演，时而又如诗人般陶醉地念诗。他并不喜欢记者那些拐弯抹角的“和缓”问题，相反，他更像一个勇武的战士，随时面无惧色地接受一切挑战。
一个来自过去却接受现实更憧憬未来的智者一这可能就是魏文彬给人的感觉。他确信，迄今为止他所做的一切是在改革开放的国情下，捍卫民族文化尊严，振兴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更是他从内心爱着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一种表达方式。
不能官办的要坚决推向市场
当一件事情获得巨大成功时人们通常会忽视最开始的原点。而通常在“原点”前，一切是面目全非完全不可想像的。
1993年的湖南电视台还蜷缩在一个破落窄小的老院子里，刚刚成立的湖南有线电视台，只能寄居在湖南省气象台的几间简陋房屋中。
是年3月，刚刚被任命为湖南省广电厅厅长的魏文彬提出了一个近乎天方夜谭的三大建设目标一投资超过三亿元建设湖南广播电视中心；投资3000万建设湖南电视台卫星上行站，实现湖南电视节目突破本土覆盖；投资近10亿元建成一个深入三湘四水的庞大电视有线网络。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做上述决策的过程中，反对者多还是赞成者多?
魏文彬：湖南广播电视在过去1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开始反对的声音不少，总是会有两种不同意见。
在当时，什么叫“大广播”、“大电视”、“大产业”，不少同志不能理解，反对这么干。1994年中期，湖南卫视推出“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新青年”，都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们发现做电视节目一定要贴近老百姓，但就这点在当时也有不同看法。直到前年的“超级女声”，在开始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但不管怎样我们坚持下来了。
《瞭望东方周刊》：在有异议的情况下，你如何自信这条路是正确的?坚持的动力是什么?
魏文彬：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提出搞传媒大产业。我为什么很坚决?这是基于对媒体属性的认识，当时我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世界传媒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状况。
1993年的中国很活跃。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对整个社会的触动很大。当时我就有了一个很清晰的认识：我觉得改革不会走回头路了，那么传媒业必然会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就是传媒产业化的来临。
《瞭望东方周刊》：湖南广播电视传媒的改革应该积累了不少现实经验，你认为文化体制改革最需要改的方面是什么?
魏文彬：首先，我坚决认为文化产业(包括传媒)舆论导向的掌控权应该牢牢地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但其余的要剥离，要推向市场，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换句话说，该官办的必须官办，不能交给任何人，比如对这个社会如何进行引导，主流意识是什么意识，主流文化是什么文化，这是执政者必须掌握的，千万不能松手。但不能官办的坚决不官办，必须要推向市场。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问题，尤其在意识形态这一块，该官办的我们抓得不错，但不该官办的我们还是捏在手里，舍不得松手。关于这一点，去年中央的14号文件其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就实践上来说，仍然还是个很大的问题。
满足老百姓的精神需求最重要
1995年，湖南经济电视台公开招聘台长——这一破天荒的举动是湖南广电十年改革的突破口。时为科长的欧阳常林获得了改革决策层的强大支持，欧阳常林被最大限度地自由组阁经济电视台的领导班子。
新生的湖南经视在仅仅获得100万元的启动资金后，在无场地、无设备、正式在编职工不到100人的情况下，以满负荷、高效率、高报酬的操作模式迅速出击。仅仅一年，实现广告收入3000万元；第二年达到6000万元；第三年突破一个亿。
现实不愧为最好的老师。当看到新生的绎视尝到了改革带来的甜头，湖南电视台坐不住了。一场改革势必到来。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文化单位也希望把自己推向市场，但都不太成功；就你们的经验来说，应该怎样走向市场?
魏文彬：推向市场是个什么概念?我觉得就是社会化大生产。这句话是个结论，是个概念，其实内涵很丰富。
社会化大生产，就是通过市场，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中国是个农业国，中国农村是个什么情况?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自己种菜、养猪，卖猪卖菜也就是为了换点小钱买油买盐，供小孩上学。这样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而是为了自给自足，这不是社会化大生产。
再说文化产业，过去媒体是县里办县里的，省里办省里的，部门办部门的，各级办各级的。每一级的资源被切割得七零八落，资源被肢解了。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资源应该是国家的，应该向全社会来开发，实行社会化大生产，这样才能够大发展。我经常说，文化产业必须有大企业。我们现在有大企业吗?没有。没有企业，何谈产业?没有企业就没有产品，没有产品就更没有市场。这样下去有什么路可走?
《瞭望东方周刊》：你为什么认为目前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呢?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魏文彬：人如果没有精神需求，就会极端空虚苦不堪言。从我们国家目前的现状来看，物质基本饱和，但精神产品比较“匮乏”、“短缺”。从全社会来讲是求大于供：产品短缺，结构单调，品种单调。
一个民族如果缺乏文化，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物质是硬实力，文化是软实力。硬实力就是身体的基本素质；软实力则是精神，是意志，是思想。这两种实力你说哪一种重要?一个人如果光长得高高大大、肥肥胖胖，却没有精神和意志，岂不是空有一副皮囊、不堪一击?
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呢?所以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建设。
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就是要生产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我过去提出这个问题时是有争议的。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干扰我，想阻止我。但我就是坚持这个观点。
我和他们讲，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畅销到全世界，这是什么?这是文化侵略啊，是“软侵略”；真正的“原子弹”应该是文化产品。因为文化才是民族生存之根，文化才是民族强大之魂。
我们的经济形势是很喜人，但民族文化面临的是非常严峻的形势。我们现在生产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总是喜欢搞对口，往上面对口，看上面有个什么口号，看现在过一个什么节，就不太习惯往下对，往外对。
《瞭望东方周刊》：那除了对外的影响，对国内来说，搞文化产业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呢?
魏文彬：过去人们的传统观念是，广播电视是要搞意识形态的，讲什么产业，讲什么市场?好像不太干净啊。
现在社会上的主流话语是什么，动向是什么，主流文化是什么，这是需要政府去掌握的。但什么是老百姓喜欢的?九十岁的老太太，小学生，博士生，都是老百姓；穷的是老百姓，富的也是老百姓；你要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假设一下，如果大多数人精神空虚，那会发生多么可怕的变化。
我最近一直在想，中国正在面临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一个就是城市，人口由30％向70％过渡；70％是工业社会的标志，去年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40％。
当一个社会的这两个指数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就会有一种普遍现象：物欲上升，并伴随着精神普遍空虚。这是一种社会病。如果得不到重视，得不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就会形成很严重的社会危机。
在发展文化产业上我承认自己比较激进
2000年12月27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成立。也许今天的人们还不能完全看到它的意义，但是魏文彬已经意识到，作为中国现代传媒精神的推崇者，应该在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必须毫不怀疑地推进市场化取秘改革。
《瞭望东方周刊》：“超级女声”虽然很成功，但也遭到了不少社会批评，这跟你的初衷好像不太一样，你怎么看这件事？
魏文彬：我是“超级女声”的主办者和介导者。我认为“超级女声”就是一种娱乐文化，它倡导的是什么？是一种愉悦。让人快乐一点，这不是积极的吗？我们平时都会说“想开一点，别想那么多”。“想唱就唱”，就是快乐，是一种很健康、很平和的、很宽松的文化。其实也是太平盛世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会引出那么多东西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我们这一代人感触是最深的。以人为本，才能想唱就唱。
《瞭望东方周刊》：湖南广电为什么会是今天这种形态？目前的市场定位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
魏文彬：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回归现象。标志是“快乐大本营”。从这个栏目开始，湖南广电的节目开始体现出的一种文化形态，最本质的特点就是贴近老百姓。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快乐大本营”在播出之前被我枪毙了四期，每一期要做一个月，成本要20万元。你说我有多狠?但我很清楚，我要的就是贴近老百姓。
当时电视节目的一个普遍要害问题就是和老百姓“隔着”一内容不是老百姓的内容，形式也不是老百姓喜欢的形式。社会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现象，就是人一离开了老百姓，就不讲老百姓讲的话，不想老百姓想的事，不承认老百姓喜欢的东西了。
我们当时最朴实的想法就是回到老百姓中去，一点拿腔拿调的东西都不行，不要添任何标准；这档节目做出来，就是要轻松、痛快。
我还记得很清楚，一开始“快乐大本营”做出来的节目都是拿腔拿调的，甚至是教育人的。教育是必要的，但教育的腔调我觉得是有问题，教育应该是润物细无声啊。再说了，人看电视是个什么状况?就是上完班以后，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吃完饭后坐在沙发上，绝对不是正襟危坐，是怎么舒服就怎么坐，然后打开电视机，他不可能说“我是来接受教育”的，这是天大的笑话!这种人也许也找得到，但绝大多数人不是这样。多数人是想看看，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笑的?有什么感人的?有什么新消息?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
我就提出一个口号：要贴近、贴近再贴近。贴得越近，越有影响。我们就一直坚持这样做下来，一直到“超级女声”。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意思是，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仅会推进国力的昌盛?你是否认为自己比较激进?
魏文彬：其实你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整个社会有呼唤文化产业的声音。
你看看现在，打麻将的打麻将，洗脚的去洗脚，搓澡的搓澡，年轻人蹦迪的蹦迪，泡吧的泡吧。你去埋怨谁啊?不要埋怨老百姓。
为什么奥运会国旗升起的时候大家都不打麻将，都不泡吧，都不洗脚?我讲“都不”可能有点绝对，但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的。举个例子，奥运会期间，看举重比赛，我说举重有什么好看?不知哪个该死的设计出来这么折磨人的鬼项目。但我看到占旭刚抓起来，停下来，筋都爆起来了。我们所有人都站起来看，实际上这是一种精神需求，民族的自尊得到了满足。
重视农业，说农业以粮为纲；重视工业，说工业以钢为纲。现在抓文化产业，应该提出这是以什么为纲，应该这样来重视文化产业。现在满街跑的是外国的汽车，满街贴的是外国的广告，小孩子满口都是洋腔洋调，我们这个民族会不会退化?所以在发展文化产业上，我承认我是比较激进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似乎把这一辈子的精力都花在这个事业上了，觉得值得吗?
魏文彬：(爽朗大笑)知识分子总是希望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点事的。至于代价，我跟你说，有首诗对我个人的影响非常深，就是《红楼梦》里的《好了歌》：“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在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所以说，一个人，一辈子，没什么是放不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