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位于辽东山区的宽甸满族自治县县城，有一个比较奇特的景象——县城繁华地带矗立着一座用于办公的三层楼，它为宽甸镇城厢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所用。而离这幢楼仅几百米的西边，就是一片棚户区，城厢村二组残疾农民李春露就住在这里……
40多岁的李春露因小儿麻痹，右半身残疾，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他曾有过一个家，过着稳定的日子。现在县城繁华的“春天购物中心”曾经是城厢村二组的一个小市场，李春露一家三口每年靠市场分红千元维持生活。5年前，他就该回迁至“春天购物中心”，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至今仍未回迁。因为家境贫困，吃饭都难，妻子也离他而去。
与李春露情况相似，宽甸县城郊接合部有200多户动迁户无法回迁。
一纸协议成空文
隶属于辽宁省丹东市的宽甸县城面积不大，县里没有什么工业。2000年左右，宽甸县决定开发房地产、建设大市场来拉动经济增长，开始大规模招商引资。在这期间，丹东市华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澳公司）与宽甸县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大公司），决定联合开发“春天购物中心”，并被列为县里的重点建设项目。
华澳公司与宏大公司看上的地块，就是宽甸镇城厢村二组农民集资兴建的南市场，面积715平方米。
现任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丁寿宽说，这些年随着县城的改造和扩张，全村尤其是二组的土地被大量占用。目前，二组只在城南有六七十亩地，另有31户农民连一分地也没有，农民失地现象比较普遍。他还表示，2000年6月，因为宽甸县城镇建设拆迁管理处出面，村委会才代表二组农户与华澳公司签订了“动迁安置协议书”。
丁寿宽对记者说：“我们相信县政府，所以才把这个小市场给了开发商，如果没有政府拆迁部门的参与，我们是根本不会做这桩‘买卖’的！那几年，我们每年靠这个小市场都有二三十万元的收入，每家每户年终平均分红几千元，可以解决起码的温饱问题。”城厢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军认为，拆迁市场农户是被动的，但大家服从了政府的统一规划。
记者随后在这份《动迁安置协议》的最后落款处，看到了除华澳公司与城厢村委员会的公章外，还盖有“宽甸满族自治县城镇建设拆迁管理处”的公章。协议中有这样的条款：“华澳公司同意在新建楼东北部偿还715平方米……”“如新建楼2000年12月底不能交付使用，临时安置的补助费也按每月每平方米8元顺延……”
据丁寿宽、王军和村会计王尧军等人介绍，城厢村二组建小市场时，全部是向私人借款，月息2分，至今本息合计已达150多万元，村里面临着巨大的欠款压力。丁寿宽说：“多年来，因为无法回迁，除去让200余户农民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之外，给村集体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有数百万元了。”
背后有黑势力捣乱
什么原因造成200多户动迁农民5年没有回迁？该由谁来负这个责任呢？在宽甸采访期间，记者试图找到答案。
“宏大公司”党委书记郭桂兰告诉记者，之所以没给农民回迁，是因为开发的“春天购物中心”建成后面积大幅缩水，缩水的原因是黑恶势力的介入。2004年7月，丹东市振兴区法院以赌博罪、强迫交易罪和窝藏罪判处宽甸县一黑恶势力头目陈胜军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郭桂兰说，正是这个陈胜军，让宏大公司在开发“春天购物中心”时吃尽了苦头。郭桂兰说，陈胜军是宽甸县新世纪商业城法定代表人，势力很大，这一团伙眼见即将建设的“春天购物中心”有利可图，便加以阻挠。工期因此拖延了一年，华澳公司之后宣布撤资，宏大公司独自承担起“春天购物中心”的开发工程。2001年4月，陈胜军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县里也没有任何规划的情况下，就决定强占“春天购物中心”的地皮。那段时间，宏大公司总经理宫希利被暴力挟持，被迫同意倒出一块地给陈胜军。
宫希利和郭桂兰表示，由于当时宏大公司已与宽甸镇城厢村二组签订了动迁小市场的协议，所以坚持不向黑恶势力低头，多次找领导反映情况，然而陈胜军等人还是拿到了重复补办的开发手续，原县城建局的有关领导违规更改图纸，还有警察帮助陈胜军炸毁了宏大公司刚刚建好的基础框架和混凝土地桩。
记者注意到，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区公安分局在对陈胜军团伙的起诉意见书上写道：2001年7月，陈胜军以“春天购物中心”基础过界为由，派人找到县公安局主管爆破的民警孙洪喜、姜波和周日成，三位民警就在未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派人携带炸药将宏大公司部分混凝土基础框架炸毁。警方还认为：“……陈胜军通过宽甸县城建局原局长陈岩、原副局长刘忠良等人获取私改后的施工图纸……侵占了宏大公司2000多平方米的施工面积。”
陈胜军在强占一块地皮后，又以双方有债务关系为由，逼迫宏大公司出资为其建7880平方米的商业楼。由于地皮人为“一女二嫁”，导致宏大公司原规划建筑面积锐减8000平方米左右，200多户动迁农民无处回迁。
关于宏大公司的说法，记者在查办陈胜军案件的丹东市公安局“11·2”专案组得到了证实。专案组在2003年10月9日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中写道：“……此案中的被害企业之一宽甸宏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被陈胜军抢占商贸楼合计7880平方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抢占造成购间业户及租赁业户退间的经济损失，将通过其他法律程序为其追回。”宽甸宏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宫希利名下“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企业。
政府部门助纣为虐？
这些农民为什么不以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呢？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包括村委会均有“苦衷”。
城厢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军说，也想过打官司，而且赢的可能性很大，但是200多户农民中，绝大多数经济状况不好，一来拿不出诉讼费，二来担心执行难。“如果官司打赢了，但执行不了，那还不如不打这个官司！”王军说。
记者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虽然是开发商无法履行协议造成农民无法回迁，但农民了解到陈胜军等黑恶势力介入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后，转而对开发商表示同情。他们一方面呼吁严惩黑恶势力，同时将矛盾的焦点转向政府。丁寿宽说出了大家的想法：“大家无法回迁，主要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造成的，政府给合法开发商出具了开工建设手续，咋又给陈胜军出了占地建设手续呢？”
王军说，“拆迁部门应该出来负责，因为动迁协议上盖有拆迁部门的公章，我们才服从，县政府应该为我们经济利益的损失负责。”城厢村村委会一班人还强调，宏大公司如不能或无力办农民回迁的话，就应该由县城镇建设拆迁管理处负责偿还面积，因为这项工作是他们出面办理的。
对于此事现任宽甸县城建局局长姜贵玉表示，政府对此并没有推诿，而是多次与开发商沟通，开发商也从未说过放弃回迁安置，只是表示暂时有困难，无能力解决。姜贵玉还说：“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有监督职能，其主要责任在开发商方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的一位负责人认为，单纯从法律意义上讲，就拆迁部门、开发商与村委会签订的这份动迁协议来看，代表政府实施行政行为的拆迁部门显然负有法律责任，这也就意味着政府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农民起诉，政府相关部门也会被列为被告。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县政府就应以大局为重，主动在解决这个难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采访中，宽甸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透露出这样一个细节，宏大公司开发的“春天购物中心”一楼共有800多平方米，本来县里考虑向开发商施压将这个地方给200多户农民回迁，但因这800多平方米被宏大公司重复抵押，所以这个想法未能实现。
对于宽甸县200多户城郊失地农民的遭遇，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社科院研究员于治贤深表同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一方面要为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提供必要的援助，另一方面，应当以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和社会稳定为重，积极协调，要求开发商想办法为农民回迁，或先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于治贤为此呼吁，对于在城镇扩张和寻求经济增长点过程中带来的农民失地问题，政府应该通盘考虑，在这批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出台政策，以避免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
40多岁的李春露因小儿麻痹，右半身残疾，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他曾有过一个家，过着稳定的日子。现在县城繁华的“春天购物中心”曾经是城厢村二组的一个小市场，李春露一家三口每年靠市场分红千元维持生活。5年前，他就该回迁至“春天购物中心”，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至今仍未回迁。因为家境贫困，吃饭都难，妻子也离他而去。
与李春露情况相似，宽甸县城郊接合部有200多户动迁户无法回迁。
一纸协议成空文
隶属于辽宁省丹东市的宽甸县城面积不大，县里没有什么工业。2000年左右，宽甸县决定开发房地产、建设大市场来拉动经济增长，开始大规模招商引资。在这期间，丹东市华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澳公司）与宽甸县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大公司），决定联合开发“春天购物中心”，并被列为县里的重点建设项目。
华澳公司与宏大公司看上的地块，就是宽甸镇城厢村二组农民集资兴建的南市场，面积715平方米。
现任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丁寿宽说，这些年随着县城的改造和扩张，全村尤其是二组的土地被大量占用。目前，二组只在城南有六七十亩地，另有31户农民连一分地也没有，农民失地现象比较普遍。他还表示，2000年6月，因为宽甸县城镇建设拆迁管理处出面，村委会才代表二组农户与华澳公司签订了“动迁安置协议书”。
丁寿宽对记者说：“我们相信县政府，所以才把这个小市场给了开发商，如果没有政府拆迁部门的参与，我们是根本不会做这桩‘买卖’的！那几年，我们每年靠这个小市场都有二三十万元的收入，每家每户年终平均分红几千元，可以解决起码的温饱问题。”城厢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军认为，拆迁市场农户是被动的，但大家服从了政府的统一规划。
记者随后在这份《动迁安置协议》的最后落款处，看到了除华澳公司与城厢村委员会的公章外，还盖有“宽甸满族自治县城镇建设拆迁管理处”的公章。协议中有这样的条款：“华澳公司同意在新建楼东北部偿还715平方米……”“如新建楼2000年12月底不能交付使用，临时安置的补助费也按每月每平方米8元顺延……”
据丁寿宽、王军和村会计王尧军等人介绍，城厢村二组建小市场时，全部是向私人借款，月息2分，至今本息合计已达150多万元，村里面临着巨大的欠款压力。丁寿宽说：“多年来，因为无法回迁，除去让200余户农民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之外，给村集体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有数百万元了。”
背后有黑势力捣乱
什么原因造成200多户动迁农民5年没有回迁？该由谁来负这个责任呢？在宽甸采访期间，记者试图找到答案。
“宏大公司”党委书记郭桂兰告诉记者，之所以没给农民回迁，是因为开发的“春天购物中心”建成后面积大幅缩水，缩水的原因是黑恶势力的介入。2004年7月，丹东市振兴区法院以赌博罪、强迫交易罪和窝藏罪判处宽甸县一黑恶势力头目陈胜军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郭桂兰说，正是这个陈胜军，让宏大公司在开发“春天购物中心”时吃尽了苦头。郭桂兰说，陈胜军是宽甸县新世纪商业城法定代表人，势力很大，这一团伙眼见即将建设的“春天购物中心”有利可图，便加以阻挠。工期因此拖延了一年，华澳公司之后宣布撤资，宏大公司独自承担起“春天购物中心”的开发工程。2001年4月，陈胜军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县里也没有任何规划的情况下，就决定强占“春天购物中心”的地皮。那段时间，宏大公司总经理宫希利被暴力挟持，被迫同意倒出一块地给陈胜军。
宫希利和郭桂兰表示，由于当时宏大公司已与宽甸镇城厢村二组签订了动迁小市场的协议，所以坚持不向黑恶势力低头，多次找领导反映情况，然而陈胜军等人还是拿到了重复补办的开发手续，原县城建局的有关领导违规更改图纸，还有警察帮助陈胜军炸毁了宏大公司刚刚建好的基础框架和混凝土地桩。
记者注意到，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区公安分局在对陈胜军团伙的起诉意见书上写道：2001年7月，陈胜军以“春天购物中心”基础过界为由，派人找到县公安局主管爆破的民警孙洪喜、姜波和周日成，三位民警就在未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派人携带炸药将宏大公司部分混凝土基础框架炸毁。警方还认为：“……陈胜军通过宽甸县城建局原局长陈岩、原副局长刘忠良等人获取私改后的施工图纸……侵占了宏大公司2000多平方米的施工面积。”
陈胜军在强占一块地皮后，又以双方有债务关系为由，逼迫宏大公司出资为其建7880平方米的商业楼。由于地皮人为“一女二嫁”，导致宏大公司原规划建筑面积锐减8000平方米左右，200多户动迁农民无处回迁。
关于宏大公司的说法，记者在查办陈胜军案件的丹东市公安局“11·2”专案组得到了证实。专案组在2003年10月9日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中写道：“……此案中的被害企业之一宽甸宏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被陈胜军抢占商贸楼合计7880平方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抢占造成购间业户及租赁业户退间的经济损失，将通过其他法律程序为其追回。”宽甸宏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宫希利名下“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企业。
政府部门助纣为虐？
这些农民为什么不以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呢？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包括村委会均有“苦衷”。
城厢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军说，也想过打官司，而且赢的可能性很大，但是200多户农民中，绝大多数经济状况不好，一来拿不出诉讼费，二来担心执行难。“如果官司打赢了，但执行不了，那还不如不打这个官司！”王军说。
记者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虽然是开发商无法履行协议造成农民无法回迁，但农民了解到陈胜军等黑恶势力介入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后，转而对开发商表示同情。他们一方面呼吁严惩黑恶势力，同时将矛盾的焦点转向政府。丁寿宽说出了大家的想法：“大家无法回迁，主要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造成的，政府给合法开发商出具了开工建设手续，咋又给陈胜军出了占地建设手续呢？”
王军说，“拆迁部门应该出来负责，因为动迁协议上盖有拆迁部门的公章，我们才服从，县政府应该为我们经济利益的损失负责。”城厢村村委会一班人还强调，宏大公司如不能或无力办农民回迁的话，就应该由县城镇建设拆迁管理处负责偿还面积，因为这项工作是他们出面办理的。
对于此事现任宽甸县城建局局长姜贵玉表示，政府对此并没有推诿，而是多次与开发商沟通，开发商也从未说过放弃回迁安置，只是表示暂时有困难，无能力解决。姜贵玉还说：“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有监督职能，其主要责任在开发商方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的一位负责人认为，单纯从法律意义上讲，就拆迁部门、开发商与村委会签订的这份动迁协议来看，代表政府实施行政行为的拆迁部门显然负有法律责任，这也就意味着政府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农民起诉，政府相关部门也会被列为被告。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县政府就应以大局为重，主动在解决这个难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采访中，宽甸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透露出这样一个细节，宏大公司开发的“春天购物中心”一楼共有800多平方米，本来县里考虑向开发商施压将这个地方给200多户农民回迁，但因这800多平方米被宏大公司重复抵押，所以这个想法未能实现。
对于宽甸县200多户城郊失地农民的遭遇，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社科院研究员于治贤深表同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一方面要为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提供必要的援助，另一方面，应当以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和社会稳定为重，积极协调，要求开发商想办法为农民回迁，或先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于治贤为此呼吁，对于在城镇扩张和寻求经济增长点过程中带来的农民失地问题，政府应该通盘考虑，在这批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出台政策，以避免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