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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中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与农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构成了流动性悖论。从表面看，流动性悖论来源于结构失衡。但究其本质，是资本雇佣劳动，其带来了资本留利的不断堆积以及劳动消费不足的缺口逐渐扩大，导致了利润侵蚀工资，以及一系列结构矛盾，引发了流动性悖论。在资本雇佣劳动框架下，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环境，都处在被剥夺的位置上，不可能建立起健康的农村经济体系，自然，也无法支撑一个健康的农村金融体系。只有认清资本雇佣劳动，才有可能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改革引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可以有效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但改变资本雇佣劳动带来的分配格局，才有可能根治农村经济金融的一系列难题。
国内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的城乡经济失衡，是片面扶持正规金融体系而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及其在中国走向更加极端化有关。
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危机并存
自1996年以来，我国存差连年大幅攀升，贷存比不断下降，到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机构贷存比为69.5%，存贷差达120519.7亿元（见图1）。
与整体流动性过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及农村金融部门流动性不足仍然十分严重。被定位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一直面临着流动性危机。更有甚者，伴随着2006年以来为治理流动性过剩十几次上提存款准备金率，农信社的流动性危机进一步加剧。
由于先天的原因，农信社自有资本不足，历史包袱沉重，一直处于流动性不足的境地。2004年以来，农信社的地方化、商业化改革，得到了央行票据贴现以及再贷款支持，资本充足率暂时得到满足。但改革效应未延续两年，农信社资本充足率再次降低，又陷入流动性危机之中。而且，农信社陷入流动性危机与治理流动性过剩直接相关。接连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使许多基层社备付金不足，不得不依靠县市联社甚至更高层次的资金协调才能应付，由吉林省两个信用联社的贷存比统计可以看出农信社与全国在资金方面的巨大反差（见表1）。
两家联社中，超过70％的农信社出现贷差（存贷比在100％以上）；超过20％的农信社贷存比在200％以上。实际上，两个联社依靠营业部分别聚集了整个联社34%和14％的资金，以应对流动性不足的难题。但是，两家联社总的贷存比都超过80％，高于《商业银行法》要求的75％。
此外，新一轮改革中盲目的增资扩股又带来了分红压力。保支付，保开门，保分红，仍是农信社面临的巨大挑战。
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在目前金融系统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日趋严重。
农户贷款覆盖面小。据多个调查报告显示，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不超过一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农村金融服务报告》对我国农户贷款覆盖面的调查显示，2005年3季度末，全国2.2亿农户在农信社有小额信用贷款或联保贷款余额的农户数为7134万户，占32.3%。在农村，甚至还有大量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短缺总量巨大。到2020年，预计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万亿～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而金融部门是弥补这一巨大资金缺口的不二选择。但实际上，2007年10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不足1.6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为6％。
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所有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与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说明，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按公平角度配置的。而这又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因为农业没有利润，就吸引不了投资。所以，即便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见表2）。
1999年以来，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占比一直在5％～6％之间徘徊，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笔者认为，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全国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清楚地表明，市场金融不能完全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晰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以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可能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从历史原因看，农村经济的薄弱，与国家推行的发展政策直接相关。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村又渐渐被错误地定位为市场经济。最终，出现了资本、劳动力这些长了脚的生产要素逃离农村。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扩张，只是将过去的行政抽取机制转换为市场抽取机制。如若不能由农村内生出合适的金融安排，那么，不仅是农村的储蓄资金会被市场金融抽走，稀薄的产业利润也会不断地转换为贷款利息，被市场金融抽走，使孱弱的农村经济沦为金融资本的依附。那么，农村失血症会进一步演化为败血症。说得严重一些，农村经济再也没有复苏的那一天。
资本雇佣劳动
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逃离农村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世界机制——资本雇佣劳动。
在全球性的资本雇佣劳动框架下，资本收益获得的分配远远超过劳动获得的分配，后果是一方面资本留利大量积累，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却因劳动工资收入的相对下降而内需不振。中国自1997年以来内需一直不足，根本原因在于劳动者的初次分配不足。这种分配不公最突出地体现在农民群体从农业活动中所得的农产品价格极其微薄，以及农民工在二三产业被资本雇佣时所得的极低工资支付。两相背离的长期结果，使得农村资金短缺，农信社陷入流动性危机。
比较一下中国对于劳动力支付的工资报酬可以看到，中国不仅和美国有35倍的工资差距，还和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巴西、墨西哥存在4倍的差距（见图2）。劳动分配的不足，以及社会保障的缺乏，使得中国居民的最终消费不断下降。
2007年11月，中国社科院出版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显示，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开始告别微利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成本超常压缩是盈利增长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数据显示，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同期企业营业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提高了7.7个百分点。
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差异，使得受资本雇佣的劳动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工资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有关统计表明，近30年来，内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除垄断国企外的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当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且贫富差距拉大时，整个社会要想扩大内需就十分困难了。可见，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是劳动与资本的结构性失衡所致，阻碍了内需的扩大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见表3）。
中国的劳工成本上升呈现出明显的结构不平衡。相对于高素质劳动力而言，接受较少教育与培训的2.12亿农民工，还只能得到“地板”价格的工资支付。
由利润侵蚀工资的具体事实，再来看资本雇佣劳动的结果，就能做出判断：全球性的资本雇佣劳动，带来了以资本剥夺劳动、劳动消费与资本产出配比的结构失衡为主要特征的流动资本过剩。这种资本雇佣劳动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在中国表现尤甚，导致了中国在低收入水平条件下，广大人民基本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的生产过剩危机。不着手解决尊重劳动、尊重农民、尊重农村基本经济特征的背景问题，内需就无法启动，相对过剩的生产危机仍然会持续，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解决之道，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扶植内生于农村的金融机构
我们一直没能认清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特点，停留在市场能彻底解决农村融资问题的误区。笔者认为，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经济，不能将农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农村经济机体上，资金离农仍是必然。否则，就只能得到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术含量比较强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决农村融资的根本难题。市场金融“嫌贫爱富”是必然的，充其量只能满足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的一部分融资需求。绝不能不顾农村基本融资规律，企图空降一些制度解决农村金融问题。
当前，绝大部分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都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场化主体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以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但当一个个外生于农村社区的市场金融主体发放小额贷款时，他们又把农村本已微薄的产业利润吸出农村，使农村进一步患上“败血症”。当前农村所需要的，是将农村储蓄留在农村，并且将产业利润与金融利润都留在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农村以外的金融组织需将资金批发给农村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只有这样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才能对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有所帮助。
此外，还应改变农村发展的市场条件，进而改变农村资金利用上的高风险、低利润格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难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国内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的城乡经济失衡，是片面扶持正规金融体系而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及其在中国走向更加极端化有关。
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危机并存
自1996年以来，我国存差连年大幅攀升，贷存比不断下降，到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机构贷存比为69.5%，存贷差达120519.7亿元（见图1）。
与整体流动性过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及农村金融部门流动性不足仍然十分严重。被定位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一直面临着流动性危机。更有甚者，伴随着2006年以来为治理流动性过剩十几次上提存款准备金率，农信社的流动性危机进一步加剧。
由于先天的原因，农信社自有资本不足，历史包袱沉重，一直处于流动性不足的境地。2004年以来，农信社的地方化、商业化改革，得到了央行票据贴现以及再贷款支持，资本充足率暂时得到满足。但改革效应未延续两年，农信社资本充足率再次降低，又陷入流动性危机之中。而且，农信社陷入流动性危机与治理流动性过剩直接相关。接连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使许多基层社备付金不足，不得不依靠县市联社甚至更高层次的资金协调才能应付，由吉林省两个信用联社的贷存比统计可以看出农信社与全国在资金方面的巨大反差（见表1）。
两家联社中，超过70％的农信社出现贷差（存贷比在100％以上）；超过20％的农信社贷存比在200％以上。实际上，两个联社依靠营业部分别聚集了整个联社34%和14％的资金，以应对流动性不足的难题。但是，两家联社总的贷存比都超过80％，高于《商业银行法》要求的75％。
此外，新一轮改革中盲目的增资扩股又带来了分红压力。保支付，保开门，保分红，仍是农信社面临的巨大挑战。
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在目前金融系统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日趋严重。
农户贷款覆盖面小。据多个调查报告显示，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不超过一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农村金融服务报告》对我国农户贷款覆盖面的调查显示，2005年3季度末，全国2.2亿农户在农信社有小额信用贷款或联保贷款余额的农户数为7134万户，占32.3%。在农村，甚至还有大量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短缺总量巨大。到2020年，预计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万亿～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而金融部门是弥补这一巨大资金缺口的不二选择。但实际上，2007年10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不足1.6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为6％。
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所有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与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说明，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按公平角度配置的。而这又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因为农业没有利润，就吸引不了投资。所以，即便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见表2）。
1999年以来，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占比一直在5％～6％之间徘徊，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笔者认为，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全国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清楚地表明，市场金融不能完全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晰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以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可能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从历史原因看，农村经济的薄弱，与国家推行的发展政策直接相关。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村又渐渐被错误地定位为市场经济。最终，出现了资本、劳动力这些长了脚的生产要素逃离农村。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扩张，只是将过去的行政抽取机制转换为市场抽取机制。如若不能由农村内生出合适的金融安排，那么，不仅是农村的储蓄资金会被市场金融抽走，稀薄的产业利润也会不断地转换为贷款利息，被市场金融抽走，使孱弱的农村经济沦为金融资本的依附。那么，农村失血症会进一步演化为败血症。说得严重一些，农村经济再也没有复苏的那一天。
资本雇佣劳动
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逃离农村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世界机制——资本雇佣劳动。
在全球性的资本雇佣劳动框架下，资本收益获得的分配远远超过劳动获得的分配，后果是一方面资本留利大量积累，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却因劳动工资收入的相对下降而内需不振。中国自1997年以来内需一直不足，根本原因在于劳动者的初次分配不足。这种分配不公最突出地体现在农民群体从农业活动中所得的农产品价格极其微薄，以及农民工在二三产业被资本雇佣时所得的极低工资支付。两相背离的长期结果，使得农村资金短缺，农信社陷入流动性危机。
比较一下中国对于劳动力支付的工资报酬可以看到，中国不仅和美国有35倍的工资差距，还和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巴西、墨西哥存在4倍的差距（见图2）。劳动分配的不足，以及社会保障的缺乏，使得中国居民的最终消费不断下降。
2007年11月，中国社科院出版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显示，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开始告别微利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成本超常压缩是盈利增长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数据显示，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同期企业营业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提高了7.7个百分点。
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差异，使得受资本雇佣的劳动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工资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有关统计表明，近30年来，内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除垄断国企外的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当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且贫富差距拉大时，整个社会要想扩大内需就十分困难了。可见，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是劳动与资本的结构性失衡所致，阻碍了内需的扩大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见表3）。
中国的劳工成本上升呈现出明显的结构不平衡。相对于高素质劳动力而言，接受较少教育与培训的2.12亿农民工，还只能得到“地板”价格的工资支付。
由利润侵蚀工资的具体事实，再来看资本雇佣劳动的结果，就能做出判断：全球性的资本雇佣劳动，带来了以资本剥夺劳动、劳动消费与资本产出配比的结构失衡为主要特征的流动资本过剩。这种资本雇佣劳动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在中国表现尤甚，导致了中国在低收入水平条件下，广大人民基本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的生产过剩危机。不着手解决尊重劳动、尊重农民、尊重农村基本经济特征的背景问题，内需就无法启动，相对过剩的生产危机仍然会持续，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解决之道，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扶植内生于农村的金融机构
我们一直没能认清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特点，停留在市场能彻底解决农村融资问题的误区。笔者认为，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经济，不能将农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农村经济机体上，资金离农仍是必然。否则，就只能得到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术含量比较强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决农村融资的根本难题。市场金融“嫌贫爱富”是必然的，充其量只能满足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的一部分融资需求。绝不能不顾农村基本融资规律，企图空降一些制度解决农村金融问题。
当前，绝大部分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都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场化主体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以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但当一个个外生于农村社区的市场金融主体发放小额贷款时，他们又把农村本已微薄的产业利润吸出农村，使农村进一步患上“败血症”。当前农村所需要的，是将农村储蓄留在农村，并且将产业利润与金融利润都留在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农村以外的金融组织需将资金批发给农村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只有这样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才能对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有所帮助。
此外，还应改变农村发展的市场条件，进而改变农村资金利用上的高风险、低利润格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难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