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激励与行为变异:中国环境污染迷思及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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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环境污染的产生既有市场因素,也有政府方面的因素。政府因素造成的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政府环境管制动力不足与环保支出过低。在经济增长型激励下,地方官员为获得GDP政绩、财税收入和私人收益而追求经济增长,与中央政府和污染企业形成“利益铁三角”,不仅具有放松环境管制的内在动力,而且对于环境污染治理也缺乏充分的积极性,从而产生环境污染;而“以官治官”下的地方道德风险及标尺竞争则使环境污染成为被过度滥用的“公共池”而进一步恶化。未来的改革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地方政府的视角,必须从中央政府层面对环境污染治理进行“顶层设计”,通过更加科学、更加有效的制度设计实现地方官员的激励相容,从而在和谐包容的发展中重现碧水蓝天。
  关键词环境污染增长型激励增长亲和APEC蓝
  〔中图分类号〕F061.3;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9-0050-08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重。例如,2014年入秋以来北京、上海、济南等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出现雾霾问题,再一次为我们敲响了环境恶化的警钟。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有效治理环境污染,保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既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内在要求。
  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首先,环境污染恶化会引发各种疾病,有害于民众身心健康;其次,环境污染会产生强烈的负外部性,造成污染企业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从而造成污染产品的过度生产和结构失衡,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再次,环境污染不断恶化容易引发多种社会冲突,影响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如果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由此而引发的多种社会矛盾便会循环累积,从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重不利影响。环境污染这种“一体多面”的特征说明,追求清洁环境并不只是为了“清洁”本身,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其与个人、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因此,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成了社会需要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干预(见图1)。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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