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守仁（l472一1528），明代重要哲学家，集宋明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建立心学。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中，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立德”、“立言”又有“立功”的士大夫之一，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东亚地区的读书人。他的思想不仅在我国明清时代有深刻影响，更是在日本广为流传。先生仙逝数百年，从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到维新派主要人物梁启超，国学大师胡适、再到早年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毛泽东，他们对阳明先生均推崇备至。梁启超先生著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他的思想受传统儒学“陆王心学”特别是王阳明学说的影响极大。在他看来，只有“心”才是实有的，他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纪，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自由书·惟心》又说：“人世间一切之境界，无非人心所自造”，《新民说·论尚武》：“思想者，事实之母”，这显然是王阳明“心外无事”、“心外无物”的另一种说法而已。陈独秀也写下《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对于今天的教育依然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他说：“只知道教儿童念书做文章，不训练他的品行，还有捆打辱骂种种野蛮的法子，以至儿童看学堂合监牢一般，看先生合仇人一般，像这样不但学生万不能得益，而且廉耻丧尽，养成一种诡诈庸劣的下流性质哩。”此语，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当详察之。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因受 “知行合一 ”学说影响，毅然改名陶行知，郭沫若先生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著有《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和《王阳明礼赞》等文。另据王元化先生的说法，早年毛泽东的很多思想本来就同王阳明比较接近。他年轻时曾服膺王阳明，或许同他早年师从杨昌济先生有关，“求是 ”的思想，原本典出王阳明。《明史-诸列传》之中，《王守仁传》的篇字数颇多，亦可见其历史地位。
对于王阳明思想的哲学范畴研究已经非常普遍，且在学术上也相当透彻，尤是在日本。佐藤一斋、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都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著名的洋学家，同时又是阳明学者。他们以阳明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打破了朱子学固守了儒学的孤陋习气，开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开港倒幕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佐久间象山的门生中，如攘夷倒幕的活动家吉田松荫，胜海舟等，都是信奉王学的。明治初期启蒙运动中的骨干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藏树等也出自象山门下。吉田松荫是维新运动时期先驱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松荫回忆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在阳明学的影响和鼓舞下，他积极主张尊王攘夷，致力于倒幕运动。吉田松荫以其叔父的名义在家乡创建了松下村塾，据说其学生八十，竟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做出了杰出贡献。明治维新前后叱坼风云、雄飞庙堂的许多俊杰之辈，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久阪玄瑞等，皆出自松阴门下。吉田松阴的高徒，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高杉晋作（公元1839-1867年），在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也作诗云：“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义皇以上人。” 萨摩藩的倒幕领袖西乡隆盛（公元1827-1877年）也是一位倾心王学的政治家。他以阳明学的即知即行思想为理论武器，积极参与幕政改革和勤王运动；为奉还大政于天皇，他亲自担任总督府参谋之职，征讨幕府将军；为改革旧制，他首倡废封建改郡县之议；因此，他成为日本勤王运动中的第一功臣。正是以上这些信奉或倾向阳明学的杰出人物，以阳明学为理论武器，倡导尊王攘夷或开国倒幕，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实现，瓦解了日本封建体制，由此而开启了日本社会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而受阳明学影响的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则直接提倡民权、民主、废藩置县，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这些论断都是符合日本的历史的。日本战国时期大将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盛是好友（虽然明治维新后分道扬镳），曾同时师事吉田松荫门下。大久保利通精通阳明心学和禅学，其父便是阳明学、禅学学者，自小便受熏陶。西乡隆盛平生最信服阳明心学，随身携带阳明的书籍，从不遗忘，后师事吉田松荫。号称日本“军神”的东乡平八郎随身带有腰牌，从不离身，上书七字：一生俯首拜阳明。日本第8、17任首相大隈重信（创办早稻田大学）就精通儒学、阳明学。在王学思想研究领域占据了及其重要的位置，在政治领域的研究也是相当丰富的，譬如《阳明学述要》，钱穆先生把王阳明置于理学发展史中加以考察，以精炼的笔法，勾勒王学之大纲与流变，指出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贡献了独特的“良知”理论。钱先生讲王学，尤提醒读者“脱弃训诂和条理的眼光，直透大义，反向自心”，以求得王学之“真着精神处”。
解放以后，我国广大哲学史工作者用马列主义观点对王守仁哲学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50年代至60年代，主要讨论了王守仁的政治思想、哲学体系的核心和教育思想等问题。70年代至80年代，主要从范畴.和命题的逻辑关系上进一步探讨了王守仁哲学体系的核心和内在矛盾，并采用了中外析学比较的方法探讨了王守仁的泛神沦、知行观和教育思想。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对于王阳明思想的哲学范畴研究已经非常普遍，且在学术上也相当透彻，尤是在日本。佐藤一斋、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都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著名的洋学家，同时又是阳明学者。他们以阳明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打破了朱子学固守了儒学的孤陋习气，开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开港倒幕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佐久间象山的门生中，如攘夷倒幕的活动家吉田松荫，胜海舟等，都是信奉王学的。明治初期启蒙运动中的骨干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藏树等也出自象山门下。吉田松荫是维新运动时期先驱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松荫回忆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在阳明学的影响和鼓舞下，他积极主张尊王攘夷，致力于倒幕运动。吉田松荫以其叔父的名义在家乡创建了松下村塾，据说其学生八十，竟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做出了杰出贡献。明治维新前后叱坼风云、雄飞庙堂的许多俊杰之辈，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久阪玄瑞等，皆出自松阴门下。吉田松阴的高徒，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高杉晋作（公元1839-1867年），在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也作诗云：“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义皇以上人。” 萨摩藩的倒幕领袖西乡隆盛（公元1827-1877年）也是一位倾心王学的政治家。他以阳明学的即知即行思想为理论武器，积极参与幕政改革和勤王运动；为奉还大政于天皇，他亲自担任总督府参谋之职，征讨幕府将军；为改革旧制，他首倡废封建改郡县之议；因此，他成为日本勤王运动中的第一功臣。正是以上这些信奉或倾向阳明学的杰出人物，以阳明学为理论武器，倡导尊王攘夷或开国倒幕，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实现，瓦解了日本封建体制，由此而开启了日本社会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而受阳明学影响的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则直接提倡民权、民主、废藩置县，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这些论断都是符合日本的历史的。日本战国时期大将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盛是好友（虽然明治维新后分道扬镳），曾同时师事吉田松荫门下。大久保利通精通阳明心学和禅学，其父便是阳明学、禅学学者，自小便受熏陶。西乡隆盛平生最信服阳明心学，随身携带阳明的书籍，从不遗忘，后师事吉田松荫。号称日本“军神”的东乡平八郎随身带有腰牌，从不离身，上书七字：一生俯首拜阳明。日本第8、17任首相大隈重信（创办早稻田大学）就精通儒学、阳明学。在王学思想研究领域占据了及其重要的位置，在政治领域的研究也是相当丰富的，譬如《阳明学述要》，钱穆先生把王阳明置于理学发展史中加以考察，以精炼的笔法，勾勒王学之大纲与流变，指出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贡献了独特的“良知”理论。钱先生讲王学，尤提醒读者“脱弃训诂和条理的眼光，直透大义，反向自心”，以求得王学之“真着精神处”。
解放以后，我国广大哲学史工作者用马列主义观点对王守仁哲学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50年代至60年代，主要讨论了王守仁的政治思想、哲学体系的核心和教育思想等问题。70年代至80年代，主要从范畴.和命题的逻辑关系上进一步探讨了王守仁哲学体系的核心和内在矛盾，并采用了中外析学比较的方法探讨了王守仁的泛神沦、知行观和教育思想。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