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王昭（925年——975年）是高丽王朝的第四任君主，其在位期间，中原地区周围有众多的少數民族政权，因此中国同高丽的关系也显得尤为重要。高丽建国之初，政权松散，地方豪强势力林立，严重威胁到皇室统治，光宗王昭即位后力图改变这一局面，希望通过借助当时中国较为发达的政治体制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来加强自身王权，而中国也通过与其和平交往，稳定周边局势，提升自身地位，完善自身文化。
关键词：高丽王朝；光宗；中朝文化交流
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自古以来就十分频繁，作为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朝鲜半岛的历史变革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高丽时代（918年——1392年），是朝鲜半岛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共存在了475年。高丽历经34代君主。王昭（925年——975年），“字日华，定宗母弟，以太祖八年乙酉生，定宗四年三月丙辰受内禅即位。”949年—975年在位期间，为加强王权，大力同中国交往，“借天子之威，中华之制以改革高丽固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从而达到打击贵族勋旧势力，加强专制王权的目的”。光宗在位期间，中原历经了后周和北宋两王朝，其周围有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因此中国同高丽的关系也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华之制对光宗时期高丽王朝的影响
918年，太祖王建建国号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后，王室衰微，历经第二代高丽惠宗王武和第三代高丽定宗王尧两代君主后，地方豪强势力仍然庞大，王权很不稳定。为巩固王权，提高王室地位，光宗即位后，深知贵族豪强势力顽固，朝廷要职均被旧势力把持，其决定通过借助强大邻国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来改革高丽社会，力图改变王室衰微的局面。
光宗学习中华之制具体可以表现在推行奴婢按检法和科举制度两个方面。956年，光宗王昭颁布了《奴婢按检法》，使许多变成“奴婢”的农民恢复本来的“良民”身份即自由民的身份，这一做法大大打击了豪族势力，使其经济、军事实力得到了遏制，据《高丽史》卷八八记载：“光宗七年，命按检奴婢，辨其是非，奴背主者甚众，陵上之风大行，人皆嗟怨。”可见其改革之大刀阔斧，北宋以前，中国的奴婢制度就已经发展的十分完备，光宗很有可能受其影响，结合当时形势，从而制定出奴婢按检法，以巩固其根基。
科举制度在高丽光宗时期中朝两地的文化交流中更是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三国以前，未有科举之法。高丽太祖，首建学校，而科举取士未遑焉，光宗用双冀言，以科举选士，自此文风始兴。大抵其法，颇用唐制……”由此史料可以看出，光宗学习了中国的科举制度，首创科举。彼时，中国和高丽之间的人员往来十分频繁，高丽王朝有不少从中国来的官员，例如“周侍御双哲来拜为佐丞”。双冀之父双哲在其子得到重用后也来到高丽被拜为佐丞，“二十三年王融知贡举金同知贡举取进士赐杨演等四人及第”，此段史料中的时的翰林学士王融也可能来自吴越国。王昭对这些来到高丽王朝的汉人待遇十分优渥，《高丽史·徐弼传》记载：“时光宗厚待投化汉人，择取臣僚第宅及女与之。”可见王昭任用双冀、徐弼等中国人，一方面便于导入了中国制度为其扩大了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也起到牵制和削弱功臣、豪族势力的作用，足见中国制度对高丽王朝的发展影响之深刻。
二、封贡关系下的两地交流
封贡关系，是古代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外交体系，小国通过定期向大国进行朝贡，来换取大国对其政治地位的肯定。高丽太祖王建自建国伊始，就积极的开展同中原地区的外交，“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据此，高丽王朝与中原地区的封贡关系由来已久并已十分牢固。高丽光宗时期，王昭承袭旧制，同中国的封贡关系更加密切，与中原地区的外交更为频繁，为显示中国地位，光宗于即位第二年“冬十二月始行后周年号”，取消光德年号，依据中原形势来调节自身政治制度，以求维护同中国的良好外交关系。
受中朝两地封贡关系的影响，中原地区与高丽光宗王朝互通有无，使者往来次数很多。光宗时期多次向中原地区进贡，例如“（壬子）三年遣广评侍郞徐逢如周献方物”、“（乙卯）六年遣大相王融如周献方物”、“遣广评侍郞荀质如周贺卽位”，作为朝贡的回应，周王室也多次派遣使者前往高丽，如“（癸丑）四年，周遣卫尉卿王演、将作少监吕继赟来册王为特进、检校大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兼御史大夫、高丽国王”、“（丙辰）七年，周遣将作监薛文遇来加册王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可见，后周王室对于光宗的朝贡持满意态度，从而承认其政治地位。后周为统一中国，需要大量的铜来增强其军事实力，据史料记载，显德五年（958年），后周派水部员外郎韩彦卿、尚辇奉御金彦英带着数千匹帛来交换铜，为顺应中国国内形势，光宗王昭于翌年遣使献铜五万斤。据此表明，高丽光宗时期，使节的往来亦为中原和朝鲜半岛两地间交流的重要途径。
三、以佛教为纽带的两地往来
公元4世纪，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朝鲜半岛。太祖王建统一三国后，大力保护并宣传佛教，此举也成为高丽王室之传统，光宗即位后，继续遵循推崇佛教的王室传统，和中原地区进行了以佛教为纽带的文化交流。960年，“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之后王昭经常派遣僧侣入华求法，961年，王昭遣僧侣谛观奉诸教籍来到吴越，《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亦载：“师（延寿）居永明道场十五载……著《宗镜录》一百卷，诗偈赋咏凡千万言，播于海外。高丽国王览师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之礼，奉金线织成袈裟、紫水精数珠、金澡罐等。彼国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记，前后归本国，各化一方。”高丽和尚智宗等三十六人也先后来到吴越，亲承印记，归国后传播法眼宗。佛教是当时两地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纽带，高丽光宗时期中朝在相似的信仰背景下积极地开展着两国外交，对于古代东亚地区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具有着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朝）郑麟趾.《高丽史》.亚细亚文化出版社，1972年版.
[2]（元）脱脱等撰.《宋史·高丽传》.中华书局，1986年版.
[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
[4]（南宋）志磐.《佛祖统纪》.中华书局，2012年版.
[5]杨学明.《宋与高丽的法制对比研究——以《宋刑统》和《高丽史·刑法志》记载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张小雅（1994—），女，汉族，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明清）。
关键词：高丽王朝；光宗；中朝文化交流
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自古以来就十分频繁，作为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朝鲜半岛的历史变革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高丽时代（918年——1392年），是朝鲜半岛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共存在了475年。高丽历经34代君主。王昭（925年——975年），“字日华，定宗母弟，以太祖八年乙酉生，定宗四年三月丙辰受内禅即位。”949年—975年在位期间，为加强王权，大力同中国交往，“借天子之威，中华之制以改革高丽固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从而达到打击贵族勋旧势力，加强专制王权的目的”。光宗在位期间，中原历经了后周和北宋两王朝，其周围有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因此中国同高丽的关系也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华之制对光宗时期高丽王朝的影响
918年，太祖王建建国号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后，王室衰微，历经第二代高丽惠宗王武和第三代高丽定宗王尧两代君主后，地方豪强势力仍然庞大，王权很不稳定。为巩固王权，提高王室地位，光宗即位后，深知贵族豪强势力顽固，朝廷要职均被旧势力把持，其决定通过借助强大邻国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来改革高丽社会，力图改变王室衰微的局面。
光宗学习中华之制具体可以表现在推行奴婢按检法和科举制度两个方面。956年，光宗王昭颁布了《奴婢按检法》，使许多变成“奴婢”的农民恢复本来的“良民”身份即自由民的身份，这一做法大大打击了豪族势力，使其经济、军事实力得到了遏制，据《高丽史》卷八八记载：“光宗七年，命按检奴婢，辨其是非，奴背主者甚众，陵上之风大行，人皆嗟怨。”可见其改革之大刀阔斧，北宋以前，中国的奴婢制度就已经发展的十分完备，光宗很有可能受其影响，结合当时形势，从而制定出奴婢按检法，以巩固其根基。
科举制度在高丽光宗时期中朝两地的文化交流中更是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三国以前，未有科举之法。高丽太祖，首建学校，而科举取士未遑焉，光宗用双冀言，以科举选士，自此文风始兴。大抵其法，颇用唐制……”由此史料可以看出，光宗学习了中国的科举制度，首创科举。彼时，中国和高丽之间的人员往来十分频繁，高丽王朝有不少从中国来的官员，例如“周侍御双哲来拜为佐丞”。双冀之父双哲在其子得到重用后也来到高丽被拜为佐丞，“二十三年王融知贡举金同知贡举取进士赐杨演等四人及第”，此段史料中的时的翰林学士王融也可能来自吴越国。王昭对这些来到高丽王朝的汉人待遇十分优渥，《高丽史·徐弼传》记载：“时光宗厚待投化汉人，择取臣僚第宅及女与之。”可见王昭任用双冀、徐弼等中国人，一方面便于导入了中国制度为其扩大了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也起到牵制和削弱功臣、豪族势力的作用，足见中国制度对高丽王朝的发展影响之深刻。
二、封贡关系下的两地交流
封贡关系，是古代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外交体系，小国通过定期向大国进行朝贡，来换取大国对其政治地位的肯定。高丽太祖王建自建国伊始，就积极的开展同中原地区的外交，“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据此，高丽王朝与中原地区的封贡关系由来已久并已十分牢固。高丽光宗时期，王昭承袭旧制，同中国的封贡关系更加密切，与中原地区的外交更为频繁，为显示中国地位，光宗于即位第二年“冬十二月始行后周年号”，取消光德年号，依据中原形势来调节自身政治制度，以求维护同中国的良好外交关系。
受中朝两地封贡关系的影响，中原地区与高丽光宗王朝互通有无，使者往来次数很多。光宗时期多次向中原地区进贡，例如“（壬子）三年遣广评侍郞徐逢如周献方物”、“（乙卯）六年遣大相王融如周献方物”、“遣广评侍郞荀质如周贺卽位”，作为朝贡的回应，周王室也多次派遣使者前往高丽，如“（癸丑）四年，周遣卫尉卿王演、将作少监吕继赟来册王为特进、检校大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兼御史大夫、高丽国王”、“（丙辰）七年，周遣将作监薛文遇来加册王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可见，后周王室对于光宗的朝贡持满意态度，从而承认其政治地位。后周为统一中国，需要大量的铜来增强其军事实力，据史料记载，显德五年（958年），后周派水部员外郎韩彦卿、尚辇奉御金彦英带着数千匹帛来交换铜，为顺应中国国内形势，光宗王昭于翌年遣使献铜五万斤。据此表明，高丽光宗时期，使节的往来亦为中原和朝鲜半岛两地间交流的重要途径。
三、以佛教为纽带的两地往来
公元4世纪，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朝鲜半岛。太祖王建统一三国后，大力保护并宣传佛教，此举也成为高丽王室之传统，光宗即位后，继续遵循推崇佛教的王室传统，和中原地区进行了以佛教为纽带的文化交流。960年，“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之后王昭经常派遣僧侣入华求法，961年，王昭遣僧侣谛观奉诸教籍来到吴越，《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亦载：“师（延寿）居永明道场十五载……著《宗镜录》一百卷，诗偈赋咏凡千万言，播于海外。高丽国王览师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之礼，奉金线织成袈裟、紫水精数珠、金澡罐等。彼国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记，前后归本国，各化一方。”高丽和尚智宗等三十六人也先后来到吴越，亲承印记，归国后传播法眼宗。佛教是当时两地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纽带，高丽光宗时期中朝在相似的信仰背景下积极地开展着两国外交，对于古代东亚地区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具有着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朝）郑麟趾.《高丽史》.亚细亚文化出版社，1972年版.
[2]（元）脱脱等撰.《宋史·高丽传》.中华书局，1986年版.
[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
[4]（南宋）志磐.《佛祖统纪》.中华书局，2012年版.
[5]杨学明.《宋与高丽的法制对比研究——以《宋刑统》和《高丽史·刑法志》记载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张小雅（1994—），女，汉族，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