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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17日，瑞典大选结果揭晓，以温和党为首的中右联盟获得51%的选票胜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与左翼联盟以49%的选票落败，这次大选也是近30年来瑞典历史上最势均力敌的一次。社会民主党在本届大选中仅获得35.2%的选民支持，比上届下降4.7%，获得130个议席（上届144席），是过去80年中大选表现最差的一次。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党左翼党获得22个席位，环境党获得19个席位，由这三个政党组成的中左联盟共获得171个席位，席数未能过半。而中右联盟的温和党成了大选的一大赢家，该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26%的选票，比上次增加10.8%，取得96个议席（上届它仅获得55个席位），另三个联盟党:中央党、人民党与基督教民主党分别获得29、28和25个席位，中右联盟总计获得178个席位，以微弱优势获得对中左联盟的胜利。引人注目的是，这次执政的社民党落败，并不是由于瑞典社会经济处于糟糕的状态中;相反，社民党执政近30年来，瑞典经济发展良好，收支平衡，经济增长率一直超过欧盟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更是高达5.6%，大大超过欧盟国家平均增长率，为什么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使瑞典社民党保住执政地位呢？概括起来说，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社会党社会政策失去弹性。瑞典社民党在过去的74年，执政了65年，该党奉行平等、自由、团结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在几十年的努力下，社民党按自己的理念在瑞典建立起了福利社会。它通过充分就业与收入再分配政策，建立起包括失业救济、养老金、疾病保险、免费教育等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福利制度。
在社民党的领导下，瑞典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高度工业化、电气化和信息化的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瑞士）。几十年来，瑞典经济社会一直发展良好，贫富差距不大，社会稳定和谐，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家。但是，瑞典模式的成功实践，是社民党依仗独特的外部环境取得的：一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立使瑞典经济发展有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时能做到自立自主；另一方面，战后五十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瑞典顺应了这一发展潮流。
可是，推动社民党成功的外部环境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随着苏东剧变，经济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的发展，民族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深地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冷战后兴起的新一轮经济自由主义大潮使福利制度的基础受到冲击；而新兴产业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都给福利社会的发展带来挑战。尽管社民党针对这此变化作了一定调整，但是该党仍过于迷信其过去的成功经验，坚持高税收（其税收在欧盟国家是最高的）的现行政策，否认其缺陷，这种过份自信的心态与已变化的形势相冲突，从而使社会党的社会政策越来越疆硬，总体上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
第二，社民党官僚化倾向严重。由于社民党处于长期的执政党地位，滋生了一种优越感，久而久之出现了官僚化现象。在社民党统治时期，瑞典常常被描绘成“一党国家”，党政不分，社民党与劳工联盟和政府机构在许多方面融合在一起，权力机构经常被忠于社民党的人所控制。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社民党愈来愈被看作是瑞典的政治贵族，而那些居于社民党或劳工联盟高位的人尽管没有多大贡献，可常享受着高额工资。这次大选前，佩尔松首相任命其妻子为一大型国有公司的董事长，又不能让人怀疑他没有利用特权。另外，佩尔松执政的最近几年出现了与南亚海啸有关的政府丑闻，令社民党形象大受影响。2004年南亚海啸发生时，政府没有及时作出回应，致使500多瑞典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当时的外长拉.福来尔在发生灾难之日去剧院看戏，而卫生部部长维尔.琼森则在灾难不久后度假去了，政府在回答国会对此事的质询时所表现的犹豫与自相矛盾，又给人一种自满与不负责任的印象。这次大选前政府又爆出一桩丑闻，佩尔松最信任的顾问拉斯·丹尼斯被控有意误导海啸一事的调查而不得不辞职。
所有这些事件似乎表明社民党已成了疲乏、老化与腐败的政治巨头，它不再有以往的活力与成功了。尽管社民党以为国民提供了最高标准的生活质量为自己辩护，但年轻的瑞典人并不将此归于某个特定的政党，在他们看来这是作为执政党起码的工作，是他们自然而然应该享有的，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反对党也趁机抓住社民党的丑闻，猛烈批评它脱离民众，这是这次社民党败选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失业率居高不下。确实，佩尔松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经济成就而自豪，从1995年到2005年，瑞典生产能力以每年2.5%的速度提升，国民生产总值最近几年平均增长3%，在2006年的第二季度则创下历史记录，达5.6%；出口增长则更快，最近四年平均增长率达7%，而通胀率在最近三年一直在1%以下，2005年的公债跌至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下，十年来这是第一次，但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并没有使瑞典人放心，越来越多的瑞典人更关注劳工市场的发展。
但是，如此好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令人怀疑政府是否在统计数字上做了文章。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6%，但按联合阵线计算，将提前退休者、长期病假者以及正在接受培训的人员也算进来，失业者将达17%。而中右派指出，瑞典有高达200万人（即将近40%的劳动力），要么是领取某种社会福利金，要么就是被迫减少工作时间，瑞典已成为一个以高薪资高税赋的中产阶层为核心的社会。实际上，社民党在过去的几年，在就业方面更大程度上只是与失业统计数据作战而不是与失业现象开战，即使是年轻人常被归为无工作能力者或提前退休者，为的是不在公开发布的失业数据上统计进去。
众所周知，社民党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留下了许多积弊，这种政策缺乏对工作的激励机制，缺乏对创业精神的鼓励（瑞典人成了欧洲最不愿创业的人），许多人宁愿呆在家里依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也不愿出去工作。同时，政府还执行严格的移民政策，排斥新到这个国家的移民参加工作，缺乏安排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机制，只是鼓励移民享受政府的补贴而不要去工作，而这份补贴数额则超过了那些“不入流”的工种，如清洁工，手艺人或是民工的收入所得，从而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平等现象和新的矛盾。结果，社民党的就业政策一方面使社会出现一批不愿工作的懒汉，一方面使瑞典国际竞争力逐年下降，2000年瑞典国际竞争力排名第9，2000年降至11名，2005年是14名，这不能不使国民担心社民党能否继续维持瑞典的繁荣。
当然，瑞典的失业率在欧洲并不是特别高的，但几十年来瑞典人享受了充分就业，即使失业率在3%或2%，对他们来说都已过高了。而且，传统上，瑞典人支持社民党执政，是因为它将创造就业岗位放在首位，社民党本身也将此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近年来，虽然瑞典经济发展了，但就业形势不见好转，不能不令人失望。社民党在竞选过程中，曾指望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但当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非就业性回复”这一术语描绘当下的经济状况时，社民党也只能无可奈何。
第四，温和党成功的竞选策略。此次大选中，相比民社党，温和党成功的竞选策略也使导致最终结果的重要原因。一是重塑政党形象。新任温和党主席林费尔德在2003年10月当选后，立即对党的政策进行调整。鉴于上次大选因为大力主张减税遭到惨败的教训，温和党制定了温和的减税标准，林提出减少30亿欧元税收，主要针对低收入的工人，将失业福利从原来工作收入的80%减少到65%，好替年轻人与失业者制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林对党进行改革，将其更名为“新温和党”。林费尔德了解民众拥护现行福利体制的心理，一再声称他们不会根本改变现行模式，只是作些微调，他说:“我们希望表明我们喜欢瑞典现有的东西，但是也要传递在安全的步骤下有所改变的信息。”在林费尔德的领导下，温和党被塑造成“新的劳工政党”，结果它给人的印象是越来越像原来的社民党，而现在的社民党似乎越来越脱离民众了。
二是组建竞选统一战线。温和党与基督教民主党、中央党和人民党结成战略同盟，实现了自由主义党派在瑞典历史上的首次大联合。在竞选过程中，它们提出统一的纲领，并且就选举获胜后首相职务的安排达成协议，因而在行动中较易协调一致。反观中左联盟，社民党与环境党、左翼党则显得不那么团结，它们尚未在获胜后如何组织联合政府达成一致意见。佩尔松社民党的某些政策还受到另两个政党的反对，就是在社民党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中左联盟内部的不和谐现象影响了它们的竞选。
三是注重现实问题的选举策略。为了努力迎合各阶层民众，划清与社民党的界线，温和党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社会党的政策。针对社民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缺乏效率，温和党主张吸引和争取年轻选民、移民和其它选民；针对社民党承诺提升福利水平，温和党则明确指出：“社民党将政府救济放在首位，而我们将工作放在首位。”温和党还主张减少对民间企业的干预，释出大型企业官股等政见，也吸引了如爱立信公司总裁等商界领袖的支持。在确定竞选策略时，林费尔德紧紧抓住民众关心的经济与就业问题，并将失业问题置于竞选议题的首位，并且注意利用宣传媒体，对于对方的政治丑闻，不论大小，都给媒体提供炒料，批评社民党脱离人民，并称需新的工人政党。而佩尔松在制定竞选策略时，却没把民众关心的失业问题（及相关的劳工市场）放在首位，这是其一大失误。总之，温和党在制定竞选策略时更成功地抓住了民众关心的问题，赢得了不少选民的支持。
第五，佩尔松人格魅力指数降低。佩尔松和林费尔德是两位不同风格的领导人，他们的人格魅力也对竞选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较57岁的现任首相佩尔松，年轻的温和党主席林费尔德（年仅41岁）显得更有活力。林费尔德平时穿简便开领恤衫，自曝喜爱清洁家居，喜欢与三个孩子享天伦之乐，这令与外形威严，讲究生活享受的佩尔松形成鲜明的对比。佩尔松担任首相已有10年，此次又参加竞选，不免有恋栈权位之嫌，而且佩尔松政府几年来丑闻不断，选举前还违背环境立法修建豪华别墅受报界批评等等。这些都使他的形象大打折扣，在人格魅力上，温和党主席林费尔德就胜了一着。
（本文责任编辑：王栋）
第一，社会党社会政策失去弹性。瑞典社民党在过去的74年，执政了65年，该党奉行平等、自由、团结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在几十年的努力下，社民党按自己的理念在瑞典建立起了福利社会。它通过充分就业与收入再分配政策，建立起包括失业救济、养老金、疾病保险、免费教育等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福利制度。
在社民党的领导下，瑞典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高度工业化、电气化和信息化的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瑞士）。几十年来，瑞典经济社会一直发展良好，贫富差距不大，社会稳定和谐，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家。但是，瑞典模式的成功实践，是社民党依仗独特的外部环境取得的：一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立使瑞典经济发展有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时能做到自立自主；另一方面，战后五十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瑞典顺应了这一发展潮流。
可是，推动社民党成功的外部环境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随着苏东剧变，经济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的发展，民族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深地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冷战后兴起的新一轮经济自由主义大潮使福利制度的基础受到冲击；而新兴产业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都给福利社会的发展带来挑战。尽管社民党针对这此变化作了一定调整，但是该党仍过于迷信其过去的成功经验，坚持高税收（其税收在欧盟国家是最高的）的现行政策，否认其缺陷，这种过份自信的心态与已变化的形势相冲突，从而使社会党的社会政策越来越疆硬，总体上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
第二，社民党官僚化倾向严重。由于社民党处于长期的执政党地位，滋生了一种优越感，久而久之出现了官僚化现象。在社民党统治时期，瑞典常常被描绘成“一党国家”，党政不分，社民党与劳工联盟和政府机构在许多方面融合在一起，权力机构经常被忠于社民党的人所控制。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社民党愈来愈被看作是瑞典的政治贵族，而那些居于社民党或劳工联盟高位的人尽管没有多大贡献，可常享受着高额工资。这次大选前，佩尔松首相任命其妻子为一大型国有公司的董事长，又不能让人怀疑他没有利用特权。另外，佩尔松执政的最近几年出现了与南亚海啸有关的政府丑闻，令社民党形象大受影响。2004年南亚海啸发生时，政府没有及时作出回应，致使500多瑞典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当时的外长拉.福来尔在发生灾难之日去剧院看戏，而卫生部部长维尔.琼森则在灾难不久后度假去了，政府在回答国会对此事的质询时所表现的犹豫与自相矛盾，又给人一种自满与不负责任的印象。这次大选前政府又爆出一桩丑闻，佩尔松最信任的顾问拉斯·丹尼斯被控有意误导海啸一事的调查而不得不辞职。
所有这些事件似乎表明社民党已成了疲乏、老化与腐败的政治巨头，它不再有以往的活力与成功了。尽管社民党以为国民提供了最高标准的生活质量为自己辩护，但年轻的瑞典人并不将此归于某个特定的政党，在他们看来这是作为执政党起码的工作，是他们自然而然应该享有的，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反对党也趁机抓住社民党的丑闻，猛烈批评它脱离民众，这是这次社民党败选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失业率居高不下。确实，佩尔松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经济成就而自豪，从1995年到2005年，瑞典生产能力以每年2.5%的速度提升，国民生产总值最近几年平均增长3%，在2006年的第二季度则创下历史记录，达5.6%；出口增长则更快，最近四年平均增长率达7%，而通胀率在最近三年一直在1%以下，2005年的公债跌至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下，十年来这是第一次，但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并没有使瑞典人放心，越来越多的瑞典人更关注劳工市场的发展。
但是，如此好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令人怀疑政府是否在统计数字上做了文章。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6%，但按联合阵线计算，将提前退休者、长期病假者以及正在接受培训的人员也算进来，失业者将达17%。而中右派指出，瑞典有高达200万人（即将近40%的劳动力），要么是领取某种社会福利金，要么就是被迫减少工作时间，瑞典已成为一个以高薪资高税赋的中产阶层为核心的社会。实际上，社民党在过去的几年，在就业方面更大程度上只是与失业统计数据作战而不是与失业现象开战，即使是年轻人常被归为无工作能力者或提前退休者，为的是不在公开发布的失业数据上统计进去。
众所周知，社民党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留下了许多积弊，这种政策缺乏对工作的激励机制，缺乏对创业精神的鼓励（瑞典人成了欧洲最不愿创业的人），许多人宁愿呆在家里依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也不愿出去工作。同时，政府还执行严格的移民政策，排斥新到这个国家的移民参加工作，缺乏安排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机制，只是鼓励移民享受政府的补贴而不要去工作，而这份补贴数额则超过了那些“不入流”的工种，如清洁工，手艺人或是民工的收入所得，从而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平等现象和新的矛盾。结果，社民党的就业政策一方面使社会出现一批不愿工作的懒汉，一方面使瑞典国际竞争力逐年下降，2000年瑞典国际竞争力排名第9，2000年降至11名，2005年是14名，这不能不使国民担心社民党能否继续维持瑞典的繁荣。
当然，瑞典的失业率在欧洲并不是特别高的，但几十年来瑞典人享受了充分就业，即使失业率在3%或2%，对他们来说都已过高了。而且，传统上，瑞典人支持社民党执政，是因为它将创造就业岗位放在首位，社民党本身也将此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近年来，虽然瑞典经济发展了，但就业形势不见好转，不能不令人失望。社民党在竞选过程中，曾指望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但当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非就业性回复”这一术语描绘当下的经济状况时，社民党也只能无可奈何。
第四，温和党成功的竞选策略。此次大选中，相比民社党，温和党成功的竞选策略也使导致最终结果的重要原因。一是重塑政党形象。新任温和党主席林费尔德在2003年10月当选后，立即对党的政策进行调整。鉴于上次大选因为大力主张减税遭到惨败的教训，温和党制定了温和的减税标准，林提出减少30亿欧元税收，主要针对低收入的工人，将失业福利从原来工作收入的80%减少到65%，好替年轻人与失业者制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林对党进行改革，将其更名为“新温和党”。林费尔德了解民众拥护现行福利体制的心理，一再声称他们不会根本改变现行模式，只是作些微调，他说:“我们希望表明我们喜欢瑞典现有的东西，但是也要传递在安全的步骤下有所改变的信息。”在林费尔德的领导下，温和党被塑造成“新的劳工政党”，结果它给人的印象是越来越像原来的社民党，而现在的社民党似乎越来越脱离民众了。
二是组建竞选统一战线。温和党与基督教民主党、中央党和人民党结成战略同盟，实现了自由主义党派在瑞典历史上的首次大联合。在竞选过程中，它们提出统一的纲领，并且就选举获胜后首相职务的安排达成协议，因而在行动中较易协调一致。反观中左联盟，社民党与环境党、左翼党则显得不那么团结，它们尚未在获胜后如何组织联合政府达成一致意见。佩尔松社民党的某些政策还受到另两个政党的反对，就是在社民党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中左联盟内部的不和谐现象影响了它们的竞选。
三是注重现实问题的选举策略。为了努力迎合各阶层民众，划清与社民党的界线，温和党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社会党的政策。针对社民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缺乏效率，温和党主张吸引和争取年轻选民、移民和其它选民；针对社民党承诺提升福利水平，温和党则明确指出：“社民党将政府救济放在首位，而我们将工作放在首位。”温和党还主张减少对民间企业的干预，释出大型企业官股等政见，也吸引了如爱立信公司总裁等商界领袖的支持。在确定竞选策略时，林费尔德紧紧抓住民众关心的经济与就业问题，并将失业问题置于竞选议题的首位，并且注意利用宣传媒体，对于对方的政治丑闻，不论大小，都给媒体提供炒料，批评社民党脱离人民，并称需新的工人政党。而佩尔松在制定竞选策略时，却没把民众关心的失业问题（及相关的劳工市场）放在首位，这是其一大失误。总之，温和党在制定竞选策略时更成功地抓住了民众关心的问题，赢得了不少选民的支持。
第五，佩尔松人格魅力指数降低。佩尔松和林费尔德是两位不同风格的领导人，他们的人格魅力也对竞选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较57岁的现任首相佩尔松，年轻的温和党主席林费尔德（年仅41岁）显得更有活力。林费尔德平时穿简便开领恤衫，自曝喜爱清洁家居，喜欢与三个孩子享天伦之乐，这令与外形威严，讲究生活享受的佩尔松形成鲜明的对比。佩尔松担任首相已有10年，此次又参加竞选，不免有恋栈权位之嫌，而且佩尔松政府几年来丑闻不断，选举前还违背环境立法修建豪华别墅受报界批评等等。这些都使他的形象大打折扣，在人格魅力上，温和党主席林费尔德就胜了一着。
（本文责任编辑：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