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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前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还不够协调，一方面，大量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游离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复、粗放的投资行为持续发生，这些劳动密集型项目，对技术升级和结构转型形成反向锁定效应，无助于推动城镇化发展。同时，我国工业投资和城市可开发空间日益受到限制，大城市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进入瓶颈期，而传统农业在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农民将继续脱离土地向城市和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以现有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如何完成几亿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任务？我国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城镇化道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是什么？我们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7次年会”上有幸听取了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王辉龙副教授关于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看法，现将要点加以整理以访谈形式刊出，以飨广大读者。
记者：“城镇化”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请您谈谈，在我国“城镇化”指的是什么？
王辉龙：无论是城镇化、城市化还是都市化，在英文中都是指urbanization一个单词。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习惯译为都市化，我國内地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将其译为城市化，在党的重要文件中多使用“城镇化”概念{1}。这是因为我国除了有4个直辖市、284个地级市外，还有369个县级市、1456个县、117个自治县，更有19683个建制镇{2}。在如此复杂的行政区划结构中，要完成由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并不是将所有农村富余劳动力都转入大中城市，而是要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城镇——而不仅仅是城市——将承担起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担。另外，我国的户籍制度是按照“城镇”和“乡村”两个类别来划分的。因此，使用“城镇化”更符合我国的国情。
（特别说明：本文对所引用文献中原有的表述方式不做变更，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城镇化”、“城市化”和“都市化”具有同等含义。）
记者：一般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王辉龙：是的，工业化对于推动城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弗农·亨德森，2011），是工业化的地理学概念，无论秩序如何混乱，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关于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观点，从技术视角看，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推动着劳动力由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Lewis，1955），同时，农业部门自身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加剧这种流动（Fei & Ranis，1964）。从结构视角看，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转变和升级，带动城镇化（钱纳里等，1989）。一般认为，结构转变的动因分为需求和供给两类，前者着重从满足恩格尔定律的非位似偏好来解释部门间结构转变，后者强调结构的转变是由经济部门之间不同的生产率所导致（刘雅南、邵宜航，2013）。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的技术因素对城镇化带动力更强一些；进入工业化更高阶段，城镇化率的提高则主要由经济服务化导致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结构因素带动（郭克莎，2002）。近年来，基于新经济地理学（NEG）的研究开始从聚集经济效应和交易效率的视角探讨城镇化的动力机制（Krugman，1997；Fujita & Thisse， 2002）。认为工业生产的不可分性，要求制造业生产活动聚集在某一区域范围内，这种聚集带动了城镇化。同时，受益于规模经济降低空间交易费用，城镇化可以产出更低价的商品和服务，并扩大市场规模和范围，推动了工业化（郭熙保，2002）。
记者：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
王辉龙：技术进步、市场需求与发育、基础条件以及政府导向等因素都会影响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景普秋、张复明，2004）。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驱动着人口从乡村到城镇、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转移，这种由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在早期因没有解决好交通、住房和其它社会保障问题，曾出现了城市贫民窟现象。部分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则出现了城镇化快于工业化的局面，表现为城市人口扩张与城市产业长期萧条并存，高失业率导致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1980～1994年的15年间，拉美贫困人口由1.359亿增加到2.093亿，净增7340万，其中城市贫困人口增加7250万，而农村贫困人口增加了90万{3}。
记者：如您所言，工业的发展为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了条件。当工业化完成之后，结构的转变以及集聚经济效应成为城镇化继续发展的另一驱动力。在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否协调发展？
王辉龙：当前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还不够协调。一方面，大量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游离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种所谓的“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使社会对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难以形成支撑新型工业化发展所需的知识、技术和人才积累。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复、粗放的投资行为持续发生，这些劳动密集型项目依赖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对技术升级和结构转型形成反向锁定效应，无助于推动城镇化发展。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我国城镇化目前还处于质量低、环境成本高、科技含量少的发展阶段。在资源约束持续收紧、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国际竞争转向知识和技术领域的背景下，我国工业投资和城市可开发空间日益受到限制，大城市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进入瓶颈期。同时，传统农业在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农民将继续脱离土地向城市和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
记者：当前我国城镇化道路中还面临着哪些问题？
王辉龙：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在这一点上，学者持两种态度。大部分文献（钟水映、李晶，2002；耿海青，2003；黄毅，2006）认为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而李扬（2013）认为这恰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精髓所在：“产业发展—就业增加—人口集中—城市发展”的路径，保证了流动人口基本都能获得就业，从而在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背景下还能保持社会长期稳定。 另一种观点是，中国存在过度城市化问题（董黎明，1999；李强，2006）。该观点主要是指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加速度。蔡继明等（2013）比较了城镇与农村人均建设用地增加幅度指标，发现我国空间城市化过快，人口城市化相对滞后，二者呈比较严重的非协调发展。其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基于成本收益考量，推进空间城市化的动力巨大，而在人口城市化方面则几乎没有动力。根本原因则是现行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和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使然。弗农·亨德森（2011）认为，世界各地都担心城市过度扩张对农地的占用，但中国目前的机制却激励市长们把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然后把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卖给开发商。这间接导致了我国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事实（蔡昉，2010），不能否认，我国城市化加速过程伴随着土地市场的利益冲突（周其仁，2004）。
记者：您以上的谈话中触及了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您认为我国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城镇化道路呢？
王辉龙：未来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将以推进城镇经济发展为取向，并根据城镇经济的发展而展开，经济发展方式将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推动力转变为工业经济和城镇经济共同推动（王国刚，2010）。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所要推进的是新型城镇化，即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的城镇化，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生态文明理念和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与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所进行的城市化有本质的区别。
城镇化首先是一个人口问题，它要求人口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逐步实现由农业劳动者到工业劳动者的职业转变，由农村到城镇的生活场所转移，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过分强调城市建设而忽视农村转移人口的发展，就会脱离城镇化的本意。研究发现，长期扶持特定城市的政策容易带来人口过度集中、房价上涨、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都无益于人的发展，如果不加以解决，反过来又会阻碍城镇化的健康发展（Ades和Glaeser，1995；Henderson，2003）。同时，城镇化又是一个发展问题，农业人口的“转变”、“转移”和“转换”离不开城市的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可以说，城市建设是人口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城镇化无论如何定义，投资都是必要条件，只是与工业化投资不同，城镇化投资对象要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产品（李扬，2013）。预估全国每年在城镇化上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达3～4万亿元，我国新型工业化正面临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对人力资本和知识等无形资本的投资也需要大量资金（洪银兴，2010）。这些投资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筹措{4}。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一半以上要靠土地市场来筹措{5}。于是，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房地产和土地市场已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房地产业“虹吸效应”导致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偏差（刘志彪，2010），阻碍了工业化的正常进程，过高的房价也成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主要阻力。毫无疑问，推进城镇化需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有文献认为房地产业发展对其它产业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王国军、刘水杏，2005；张晓晶、孙涛，2006）。但张清勇、郑环环（2012）的近期研究发现，无论是1985～2009年的全時段，还是1998年大规模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的分时段数据，都不支持住宅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论点。房地产业发展对实体经济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实证结果则因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而存在差异（Boléat & Coles，1987，P.134-135；Green，1997；Kim，2002）。赫尔普曼（Helpman，1998）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研究发现住房价格过高会抑制劳动力的空间集聚和实体产业发展。同样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标准模型，高波等（2012）的研究发现，城市房价上升诱使劳动力流出，对低附加值产业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引发产业升级。但任由房价上涨，而不主动促进产业升级则可能出现城市产业空心化。黄少安等（2012）的研究则认为，来自房地产业的租金增加将以产业领域税收减少的形式得到平衡，结果不利于产业发展。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还是从经济结构的转变来看，已有文献都不支持通过房地产开发来推进城镇化的观点。
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打破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城镇化的钱来自于土地市场，为了筹钱就要卖地，为了卖地就必须发展房地产市场。于是，城镇化就变成了房地产开发。要破解这一困境，首先要明确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然后从主体的行为选择上寻找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是由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等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忽视这一基本出发点去论证城镇化滞后的原因，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理论研究的意义，甚至可能误导城镇化发展战略（钟水映、李晶，2002）。
记者：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存在着高成本、低质量的弊端。突出地表现在建设用地投入产出比较高、环境污染严重、农村转移人口各项收益提高缓慢等，这些弊端影响着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请您谈谈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约束条件是什么？
王辉龙：就新型城镇化的约束条件，我想从五个方面谈。
第一，资源约束。1979～1996年我国城镇化率的增长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保持大致相同的走势，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驱动特征明显，1993年甚至高达61.8%{6}。无论从要素资源还是从环境容量来看，这一时期尚可以支撑城镇化所需的投入和消耗。1997年之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20%左右，而城镇化率仍以年均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加。从二者走势上来看，单靠投资已无力继续支撑城镇化。截至2008年底，我国耕地面积还有18.258亿亩{7}，离18亿亩红线仅一步之遥。这就意味着，原来以高速投资来为每年逾千万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居住场所和其它基础设施的路径将难以为继。
第二，人力资本约束。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当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时，还要保持农业产量继续增长；当人口向城镇集中，能源消耗增加、生活垃圾大量排放时，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就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首先需要的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在我国每年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的是简单劳动。他们还不具有创新型经济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素质，一方面无法支撑城镇经济向创新转型，另一方面，为了给新转入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还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简单劳动岗位。这就使得新型城镇化的创新型特征较难显现出来。如果人力资本约束无法解决，我国的城镇化可能还会走向资源消耗型的老路。 第三，土地财政“路径依赖”约束。2011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52547.11亿元，而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费用11527.3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22%{8}，这其中还不包括来自房地产市场的税收。相对于发展实体经济还存在退税、补贴等支出而言，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一方面，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赚钱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形成了依靠房地产业发展经济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国民经济中出现了泛房地产化趋势，部分地区的国民经济结构甚至围绕房地产市场展开。这就使得推进新型城镇化遇到了两方面约束：一是房地产业挤压实体经济，从而使城镇就业吸纳能力下降；另一方面，高房价增加了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困难。
可以说，房地产业的资本虹吸效应扭曲了工业化的正常轨迹。在利润导向下，工业领域积累的产业资本不断向房地产业转移，银行资本、其他风险资本也透过各种渠道进入房地产市场。这种局面动摇了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物质基础，产业不能升级使得制造业资本报酬加速递减，又强化了产业资本向房地产领域转移的动力。“制造业产业低端化利润微薄—资本流出制造业—蓄水于房地产业—推高房价、形成超额利润—进一步吸引产业资本进入”形成了恶性循环。我国经济体系的这种“泛房地产化”异化了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当城镇化以土地、资本被“劫掠”进房地产领域的方式“机械化”推进时，工业化与城镇化将难以同步发展。
第四，户籍和土地制度约束。中国有2.6亿农民工，按常住人口统计他们是城市人，但他们几乎不能享受城市化的成果。在我国52.6%的城镇人口中，有近17%的人口没有市民化。户籍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约束条件之一。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将大大增加农村转移人口的成本。同时，由户籍制度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和人口政策短时间内很难取消。因此，研究中国的城镇化，户籍制度是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之一。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还存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城市居民可以通过购买或者福利分房时代的“房改”来获得土地使用权，并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而农村土地虽然归集体所有，但农民几乎无法享受土地增值收益。如果农民进入城镇居住，一方面要承受高房价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很难将土地使用价值变现。
第五，国际环境新变化的约束。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世界秩序几乎完全控制在他们手中，因此，他们可以通过掠夺资源、压榨其他国家和民族来成就自己的工业化。当前国际环境非但不可能允许我国像发达国家那样完成工业化，而且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还产生了新的阻力。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一方面口头上支持我国的城镇化战略，目的是想依靠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消化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实行新知识、新技术封锁，意图使进入城镇的农业劳动者永远是他们生产线上的工人，使中国的城镇永远仅仅是他们全球价值链上的利润贡献点。
记者：在您看来，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王辉龙：分析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是谁。所谓城镇化，就是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才是提高生产率、扩大消费需求等经济效应。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依靠的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因此，这部分转移人口才是城镇化的主体。虽然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几乎所有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但城镇化的质量和动力最终取决于农村转移人口。
第一，城镇化是市场交易主体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作出的效用最大化选择。转移人口的自选择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动力。
根据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核定理（Economic Core Theorem）：只要给人们充分多的自由选择，且容许或能够自由竞争、自愿合作和交换，即使不事先考虑任何制度安排，在人们自利行为驱动下，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结果效率最优。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是人口转移的收益大于成本。世界主要大都市几乎都存在拥挤、生活成本高等问题，但人口依然在向大都市流动，根本原因就是人口的集聚收益大于其成本。即使没有享受市民待遇，我国农民也愿意进城打工，其动力便是生活在城市的综合效用大于农村。
农民作出迁移决策的前提条件可能包括：（1）资源约束收紧、工业品价格上升直接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分散的农业生产者因没有规模优势而不具有价格{9}谈判力。（2）当前大部分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不具有從事现代规模农业生产的能力，但农业规模化生产又在挤压着小农生产的空间。（3）政府的政策导向是鼓励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依靠科技提高农业生产力。（4）目前在大部分城市取得户籍、享受市民待遇还并不容易，医疗、子女就业等问题都是农民在作出迁移决策时面临的既定约束条件。（5）进入城镇对工作岗位的选择面可能比较狭窄，需要忍受单一、枯燥的生活节奏。
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农民究竟如何选择，完全取决于他们在以上约束条件{10}下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收益中，城镇与农村工资比可能仅仅是一个方面，生活的舒适、个人及其子女的发展空间以及他们对未来的预期，都是他们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作为服务者的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包括制度供给和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如果在农民的迁移收益小于其成本的情况下仍强行推进城镇化，则这种不适合的外来干预将影响迁移人口效用最大化的实现路径，降低城镇化质量。因为城镇化的质量首先应该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当然，除了关注迁移人口，还应该关注迁入地人口的生活水平，实现总人口的帕累托改进。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推出，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人的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
第二，推进城镇化不再有廉价的环境和资源供给，在世界走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背景下，创新驱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应为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新型工业化、经济转型是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
大部分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按照国际上通用的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测度，中国的IU比高于世界一般水平，这说明我国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力不够。一般情况下，IU比在发展早期大于1，随着工业化推进，服务经济成分提高，第三产业开始大量吸收非农化劳动力，IU比逐步降低，城市发展动力的重心由工业变为服务业。虽然我国工业化发展较快，但它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不大。其原因，一是我们所进行的工业化还是传统的工业化，以资本和要素为驱动力，以创造财富为目的。其代价是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牺牲进城务工人员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这样的工业化不仅自身难以为继，更不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二是我国经济转型缓慢，服务业发展滞后，低端加工制造业微薄的利润，无法为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供能够在城市安家的工资水平。因此，新型工业化和经济转型这两个城镇化的驱动力都没有发挥作用。 第三，推进城镇化的外在力量包括：市场力量，如美国模式；政府力量，如前苏联模式；市场+政府力量，如欧洲和日本模式。我国东北三省的城镇化率较高，也与曾经的政府力量推动有关。1996年之后我国城镇化推进迅速，这还是与政府“看得见的手”有关。基本路径是在城郊大建开发区，强行赶农民上楼；在城市搞房地产开发，扩大城市空间范围，但是，空间城市化并没有相应带来人口城市化。
在世界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信息化、互联网将与分布式能源供给充分结合（杰里米·里夫金，2012）。城市无序膨胀、水资源短缺、土地与粮食安全、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提供、资金）、就业压力加剧（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三大高峰）、地区和城乡差距扩大、城市贫困、农民工非市民化、社会冲突增加等等，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中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依靠科技创新，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转型。
总之，城镇化是市场交易主体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根据成本—收益分析进行自选择的结果。因此，新型城镇化应坚持以人为本。在当前资源约束收紧，全社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既不能走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掠夺资源、破坏环境进行发展的老路，又不能走我们以前所经历的通过“价格剪刀差”牺牲农民利益支援城市发展的旧路，而必须走生态文明的新路。要做到以上两点，只有依靠人力资本积累，依靠知识、技术和制度创新。
记者：要做到以人为本和生态文明，您认为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中，还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王辉龙：早期欧洲的城市化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新兴机器工业集中到都市，农村濒于破产，农民涌进城市。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是以城市的膨胀和城市贫困为代价的，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产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城市化无序而低质。我国的城市化必须走均衡发展之路。所谓的均衡发展，一是农民和市民享有同等的发展权益和发展机会；二是综合使用各种要素资源，通过知识、技术和管理创新，平衡能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三是城乡统筹发展，通过农业部门技术进步，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减少农村人口转移的成本，提高其收益。
第一，注重新型城镇化的人力资本投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需要配套的住房、道路和其他公共设施相应增加，投资仍然是必须的。但要特别注意人力资本的投资。城镇化是城市文明向乡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是人的素质提高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通过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反过来又促进产业结构转变、经济转型、城乡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这一正反馈过程能否实现，则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能否及时提高，从而支撑这一转变过程。
第二，逐步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制度障碍。改革户籍制度，把捆绑在户籍上的公共服务释放出来，逐步做到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的均等化。同时，做好土地确权工作，使农民可以通过农地使用权转让获得进城资本。要尽量减少政府“帮”农民做选择的情况，政府只要提供公共服务，农民自然会根据成本-收益分析，作出个体最优决策。如果农民在非市场力量作用下被“安排”进城，被“强迫”上楼，则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后续问题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一一显现出来。没有产业支撑的、没有市场容量的城镇化都不是健康的城镇化。
第三，遵循生态文明理念，适度发展，避免城市过度拥挤。我国城市形态和特点千差万别，各地应根据自身要素资源禀赋，规模适度、各具特色地推进城镇化。在城市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挖掘可供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营造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达到城市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的有机统一。
记者：您的谈话使我们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有了新的认识。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既不能走早期资本主義国家依靠掠夺资源、破坏环境进行发展的老路，又不能走我们以前所经历的通过“价格剪刀差”牺牲农民利益支援城市发展的旧路，而必须走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的新路。通过人才积累、科技创新、经济转型、户籍土地制度改革等措施，才能使我们国家走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创新驱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注释：
{1}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最早使用“城镇化”一词见于《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中的“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十六大以来的党的文件中都使用“城镇化”。
{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1-1全国行政区划，截至2011年底。
{3}数据来源：http：//www.china.com.cn/chinese/WISI/126107.htm
{4}数据来源于人民日报：房价过高上涨过快阻碍了城镇化进程，2013年1月27日。
{5}审计署数据显示，2012年底，4个省本级、17个省会城市本级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7746.97亿元，占这些地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的54.64%。http：//www.audit.gov.cn
{6}按当年价计算。
{7}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8}土地购置费用为预算收入。
{9}包括购买要素价格和销售农产品价格。
{10}可能约束条件不限于以上几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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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郑钊）
记者：“城镇化”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请您谈谈，在我国“城镇化”指的是什么？
王辉龙：无论是城镇化、城市化还是都市化，在英文中都是指urbanization一个单词。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习惯译为都市化，我國内地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将其译为城市化，在党的重要文件中多使用“城镇化”概念{1}。这是因为我国除了有4个直辖市、284个地级市外，还有369个县级市、1456个县、117个自治县，更有19683个建制镇{2}。在如此复杂的行政区划结构中，要完成由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并不是将所有农村富余劳动力都转入大中城市，而是要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城镇——而不仅仅是城市——将承担起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担。另外，我国的户籍制度是按照“城镇”和“乡村”两个类别来划分的。因此，使用“城镇化”更符合我国的国情。
（特别说明：本文对所引用文献中原有的表述方式不做变更，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城镇化”、“城市化”和“都市化”具有同等含义。）
记者：一般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王辉龙：是的，工业化对于推动城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弗农·亨德森，2011），是工业化的地理学概念，无论秩序如何混乱，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关于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观点，从技术视角看，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推动着劳动力由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Lewis，1955），同时，农业部门自身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加剧这种流动（Fei & Ranis，1964）。从结构视角看，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转变和升级，带动城镇化（钱纳里等，1989）。一般认为，结构转变的动因分为需求和供给两类，前者着重从满足恩格尔定律的非位似偏好来解释部门间结构转变，后者强调结构的转变是由经济部门之间不同的生产率所导致（刘雅南、邵宜航，2013）。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的技术因素对城镇化带动力更强一些；进入工业化更高阶段，城镇化率的提高则主要由经济服务化导致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结构因素带动（郭克莎，2002）。近年来，基于新经济地理学（NEG）的研究开始从聚集经济效应和交易效率的视角探讨城镇化的动力机制（Krugman，1997；Fujita & Thisse， 2002）。认为工业生产的不可分性，要求制造业生产活动聚集在某一区域范围内，这种聚集带动了城镇化。同时，受益于规模经济降低空间交易费用，城镇化可以产出更低价的商品和服务，并扩大市场规模和范围，推动了工业化（郭熙保，2002）。
记者：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
王辉龙：技术进步、市场需求与发育、基础条件以及政府导向等因素都会影响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景普秋、张复明，2004）。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驱动着人口从乡村到城镇、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转移，这种由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在早期因没有解决好交通、住房和其它社会保障问题，曾出现了城市贫民窟现象。部分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则出现了城镇化快于工业化的局面，表现为城市人口扩张与城市产业长期萧条并存，高失业率导致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1980～1994年的15年间，拉美贫困人口由1.359亿增加到2.093亿，净增7340万，其中城市贫困人口增加7250万，而农村贫困人口增加了90万{3}。
记者：如您所言，工业的发展为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了条件。当工业化完成之后，结构的转变以及集聚经济效应成为城镇化继续发展的另一驱动力。在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否协调发展？
王辉龙：当前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还不够协调。一方面，大量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游离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种所谓的“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使社会对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难以形成支撑新型工业化发展所需的知识、技术和人才积累。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复、粗放的投资行为持续发生，这些劳动密集型项目依赖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对技术升级和结构转型形成反向锁定效应，无助于推动城镇化发展。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我国城镇化目前还处于质量低、环境成本高、科技含量少的发展阶段。在资源约束持续收紧、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国际竞争转向知识和技术领域的背景下，我国工业投资和城市可开发空间日益受到限制，大城市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进入瓶颈期。同时，传统农业在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农民将继续脱离土地向城市和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
记者：当前我国城镇化道路中还面临着哪些问题？
王辉龙：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在这一点上，学者持两种态度。大部分文献（钟水映、李晶，2002；耿海青，2003；黄毅，2006）认为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而李扬（2013）认为这恰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精髓所在：“产业发展—就业增加—人口集中—城市发展”的路径，保证了流动人口基本都能获得就业，从而在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背景下还能保持社会长期稳定。 另一种观点是，中国存在过度城市化问题（董黎明，1999；李强，2006）。该观点主要是指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加速度。蔡继明等（2013）比较了城镇与农村人均建设用地增加幅度指标，发现我国空间城市化过快，人口城市化相对滞后，二者呈比较严重的非协调发展。其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基于成本收益考量，推进空间城市化的动力巨大，而在人口城市化方面则几乎没有动力。根本原因则是现行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和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使然。弗农·亨德森（2011）认为，世界各地都担心城市过度扩张对农地的占用，但中国目前的机制却激励市长们把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然后把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卖给开发商。这间接导致了我国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事实（蔡昉，2010），不能否认，我国城市化加速过程伴随着土地市场的利益冲突（周其仁，2004）。
记者：您以上的谈话中触及了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您认为我国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城镇化道路呢？
王辉龙：未来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将以推进城镇经济发展为取向，并根据城镇经济的发展而展开，经济发展方式将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推动力转变为工业经济和城镇经济共同推动（王国刚，2010）。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所要推进的是新型城镇化，即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的城镇化，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生态文明理念和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与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所进行的城市化有本质的区别。
城镇化首先是一个人口问题，它要求人口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逐步实现由农业劳动者到工业劳动者的职业转变，由农村到城镇的生活场所转移，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过分强调城市建设而忽视农村转移人口的发展，就会脱离城镇化的本意。研究发现，长期扶持特定城市的政策容易带来人口过度集中、房价上涨、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都无益于人的发展，如果不加以解决，反过来又会阻碍城镇化的健康发展（Ades和Glaeser，1995；Henderson，2003）。同时，城镇化又是一个发展问题，农业人口的“转变”、“转移”和“转换”离不开城市的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可以说，城市建设是人口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城镇化无论如何定义，投资都是必要条件，只是与工业化投资不同，城镇化投资对象要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产品（李扬，2013）。预估全国每年在城镇化上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达3～4万亿元，我国新型工业化正面临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对人力资本和知识等无形资本的投资也需要大量资金（洪银兴，2010）。这些投资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筹措{4}。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一半以上要靠土地市场来筹措{5}。于是，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房地产和土地市场已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房地产业“虹吸效应”导致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偏差（刘志彪，2010），阻碍了工业化的正常进程，过高的房价也成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主要阻力。毫无疑问，推进城镇化需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有文献认为房地产业发展对其它产业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王国军、刘水杏，2005；张晓晶、孙涛，2006）。但张清勇、郑环环（2012）的近期研究发现，无论是1985～2009年的全時段，还是1998年大规模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的分时段数据，都不支持住宅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论点。房地产业发展对实体经济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实证结果则因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而存在差异（Boléat & Coles，1987，P.134-135；Green，1997；Kim，2002）。赫尔普曼（Helpman，1998）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研究发现住房价格过高会抑制劳动力的空间集聚和实体产业发展。同样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标准模型，高波等（2012）的研究发现，城市房价上升诱使劳动力流出，对低附加值产业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引发产业升级。但任由房价上涨，而不主动促进产业升级则可能出现城市产业空心化。黄少安等（2012）的研究则认为，来自房地产业的租金增加将以产业领域税收减少的形式得到平衡，结果不利于产业发展。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还是从经济结构的转变来看，已有文献都不支持通过房地产开发来推进城镇化的观点。
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打破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城镇化的钱来自于土地市场，为了筹钱就要卖地，为了卖地就必须发展房地产市场。于是，城镇化就变成了房地产开发。要破解这一困境，首先要明确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然后从主体的行为选择上寻找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是由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等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忽视这一基本出发点去论证城镇化滞后的原因，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理论研究的意义，甚至可能误导城镇化发展战略（钟水映、李晶，2002）。
记者：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存在着高成本、低质量的弊端。突出地表现在建设用地投入产出比较高、环境污染严重、农村转移人口各项收益提高缓慢等，这些弊端影响着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请您谈谈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约束条件是什么？
王辉龙：就新型城镇化的约束条件，我想从五个方面谈。
第一，资源约束。1979～1996年我国城镇化率的增长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保持大致相同的走势，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驱动特征明显，1993年甚至高达61.8%{6}。无论从要素资源还是从环境容量来看，这一时期尚可以支撑城镇化所需的投入和消耗。1997年之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20%左右，而城镇化率仍以年均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加。从二者走势上来看，单靠投资已无力继续支撑城镇化。截至2008年底，我国耕地面积还有18.258亿亩{7}，离18亿亩红线仅一步之遥。这就意味着，原来以高速投资来为每年逾千万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居住场所和其它基础设施的路径将难以为继。
第二，人力资本约束。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当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时，还要保持农业产量继续增长；当人口向城镇集中，能源消耗增加、生活垃圾大量排放时，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就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首先需要的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在我国每年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的是简单劳动。他们还不具有创新型经济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素质，一方面无法支撑城镇经济向创新转型，另一方面，为了给新转入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还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简单劳动岗位。这就使得新型城镇化的创新型特征较难显现出来。如果人力资本约束无法解决，我国的城镇化可能还会走向资源消耗型的老路。 第三，土地财政“路径依赖”约束。2011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52547.11亿元，而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费用11527.3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22%{8}，这其中还不包括来自房地产市场的税收。相对于发展实体经济还存在退税、补贴等支出而言，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一方面，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赚钱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形成了依靠房地产业发展经济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国民经济中出现了泛房地产化趋势，部分地区的国民经济结构甚至围绕房地产市场展开。这就使得推进新型城镇化遇到了两方面约束：一是房地产业挤压实体经济，从而使城镇就业吸纳能力下降；另一方面，高房价增加了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困难。
可以说，房地产业的资本虹吸效应扭曲了工业化的正常轨迹。在利润导向下，工业领域积累的产业资本不断向房地产业转移，银行资本、其他风险资本也透过各种渠道进入房地产市场。这种局面动摇了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物质基础，产业不能升级使得制造业资本报酬加速递减，又强化了产业资本向房地产领域转移的动力。“制造业产业低端化利润微薄—资本流出制造业—蓄水于房地产业—推高房价、形成超额利润—进一步吸引产业资本进入”形成了恶性循环。我国经济体系的这种“泛房地产化”异化了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当城镇化以土地、资本被“劫掠”进房地产领域的方式“机械化”推进时，工业化与城镇化将难以同步发展。
第四，户籍和土地制度约束。中国有2.6亿农民工，按常住人口统计他们是城市人，但他们几乎不能享受城市化的成果。在我国52.6%的城镇人口中，有近17%的人口没有市民化。户籍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约束条件之一。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将大大增加农村转移人口的成本。同时，由户籍制度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和人口政策短时间内很难取消。因此，研究中国的城镇化，户籍制度是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之一。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还存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城市居民可以通过购买或者福利分房时代的“房改”来获得土地使用权，并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而农村土地虽然归集体所有，但农民几乎无法享受土地增值收益。如果农民进入城镇居住，一方面要承受高房价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很难将土地使用价值变现。
第五，国际环境新变化的约束。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世界秩序几乎完全控制在他们手中，因此，他们可以通过掠夺资源、压榨其他国家和民族来成就自己的工业化。当前国际环境非但不可能允许我国像发达国家那样完成工业化，而且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还产生了新的阻力。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一方面口头上支持我国的城镇化战略，目的是想依靠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消化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又对我们实行新知识、新技术封锁，意图使进入城镇的农业劳动者永远是他们生产线上的工人，使中国的城镇永远仅仅是他们全球价值链上的利润贡献点。
记者：在您看来，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王辉龙：分析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是谁。所谓城镇化，就是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才是提高生产率、扩大消费需求等经济效应。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依靠的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因此，这部分转移人口才是城镇化的主体。虽然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几乎所有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但城镇化的质量和动力最终取决于农村转移人口。
第一，城镇化是市场交易主体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作出的效用最大化选择。转移人口的自选择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动力。
根据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核定理（Economic Core Theorem）：只要给人们充分多的自由选择，且容许或能够自由竞争、自愿合作和交换，即使不事先考虑任何制度安排，在人们自利行为驱动下，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结果效率最优。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是人口转移的收益大于成本。世界主要大都市几乎都存在拥挤、生活成本高等问题，但人口依然在向大都市流动，根本原因就是人口的集聚收益大于其成本。即使没有享受市民待遇，我国农民也愿意进城打工，其动力便是生活在城市的综合效用大于农村。
农民作出迁移决策的前提条件可能包括：（1）资源约束收紧、工业品价格上升直接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分散的农业生产者因没有规模优势而不具有价格{9}谈判力。（2）当前大部分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不具有從事现代规模农业生产的能力，但农业规模化生产又在挤压着小农生产的空间。（3）政府的政策导向是鼓励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依靠科技提高农业生产力。（4）目前在大部分城市取得户籍、享受市民待遇还并不容易，医疗、子女就业等问题都是农民在作出迁移决策时面临的既定约束条件。（5）进入城镇对工作岗位的选择面可能比较狭窄，需要忍受单一、枯燥的生活节奏。
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农民究竟如何选择，完全取决于他们在以上约束条件{10}下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收益中，城镇与农村工资比可能仅仅是一个方面，生活的舒适、个人及其子女的发展空间以及他们对未来的预期，都是他们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作为服务者的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包括制度供给和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如果在农民的迁移收益小于其成本的情况下仍强行推进城镇化，则这种不适合的外来干预将影响迁移人口效用最大化的实现路径，降低城镇化质量。因为城镇化的质量首先应该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当然，除了关注迁移人口，还应该关注迁入地人口的生活水平，实现总人口的帕累托改进。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推出，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人的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
第二，推进城镇化不再有廉价的环境和资源供给，在世界走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背景下，创新驱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应为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新型工业化、经济转型是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
大部分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按照国际上通用的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测度，中国的IU比高于世界一般水平，这说明我国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力不够。一般情况下，IU比在发展早期大于1，随着工业化推进，服务经济成分提高，第三产业开始大量吸收非农化劳动力，IU比逐步降低，城市发展动力的重心由工业变为服务业。虽然我国工业化发展较快，但它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不大。其原因，一是我们所进行的工业化还是传统的工业化，以资本和要素为驱动力，以创造财富为目的。其代价是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牺牲进城务工人员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这样的工业化不仅自身难以为继，更不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二是我国经济转型缓慢，服务业发展滞后，低端加工制造业微薄的利润，无法为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供能够在城市安家的工资水平。因此，新型工业化和经济转型这两个城镇化的驱动力都没有发挥作用。 第三，推进城镇化的外在力量包括：市场力量，如美国模式；政府力量，如前苏联模式；市场+政府力量，如欧洲和日本模式。我国东北三省的城镇化率较高，也与曾经的政府力量推动有关。1996年之后我国城镇化推进迅速，这还是与政府“看得见的手”有关。基本路径是在城郊大建开发区，强行赶农民上楼；在城市搞房地产开发，扩大城市空间范围，但是，空间城市化并没有相应带来人口城市化。
在世界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信息化、互联网将与分布式能源供给充分结合（杰里米·里夫金，2012）。城市无序膨胀、水资源短缺、土地与粮食安全、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提供、资金）、就业压力加剧（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三大高峰）、地区和城乡差距扩大、城市贫困、农民工非市民化、社会冲突增加等等，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中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依靠科技创新，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转型。
总之，城镇化是市场交易主体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根据成本—收益分析进行自选择的结果。因此，新型城镇化应坚持以人为本。在当前资源约束收紧，全社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既不能走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掠夺资源、破坏环境进行发展的老路，又不能走我们以前所经历的通过“价格剪刀差”牺牲农民利益支援城市发展的旧路，而必须走生态文明的新路。要做到以上两点，只有依靠人力资本积累，依靠知识、技术和制度创新。
记者：要做到以人为本和生态文明，您认为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中，还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王辉龙：早期欧洲的城市化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新兴机器工业集中到都市，农村濒于破产，农民涌进城市。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是以城市的膨胀和城市贫困为代价的，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产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城市化无序而低质。我国的城市化必须走均衡发展之路。所谓的均衡发展，一是农民和市民享有同等的发展权益和发展机会；二是综合使用各种要素资源，通过知识、技术和管理创新，平衡能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三是城乡统筹发展，通过农业部门技术进步，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减少农村人口转移的成本，提高其收益。
第一，注重新型城镇化的人力资本投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需要配套的住房、道路和其他公共设施相应增加，投资仍然是必须的。但要特别注意人力资本的投资。城镇化是城市文明向乡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是人的素质提高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通过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反过来又促进产业结构转变、经济转型、城乡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这一正反馈过程能否实现，则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能否及时提高，从而支撑这一转变过程。
第二，逐步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制度障碍。改革户籍制度，把捆绑在户籍上的公共服务释放出来，逐步做到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的均等化。同时，做好土地确权工作，使农民可以通过农地使用权转让获得进城资本。要尽量减少政府“帮”农民做选择的情况，政府只要提供公共服务，农民自然会根据成本-收益分析，作出个体最优决策。如果农民在非市场力量作用下被“安排”进城，被“强迫”上楼，则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后续问题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一一显现出来。没有产业支撑的、没有市场容量的城镇化都不是健康的城镇化。
第三，遵循生态文明理念，适度发展，避免城市过度拥挤。我国城市形态和特点千差万别，各地应根据自身要素资源禀赋，规模适度、各具特色地推进城镇化。在城市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挖掘可供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营造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达到城市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的有机统一。
记者：您的谈话使我们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有了新的认识。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既不能走早期资本主義国家依靠掠夺资源、破坏环境进行发展的老路，又不能走我们以前所经历的通过“价格剪刀差”牺牲农民利益支援城市发展的旧路，而必须走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的新路。通过人才积累、科技创新、经济转型、户籍土地制度改革等措施，才能使我们国家走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创新驱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注释：
{1}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最早使用“城镇化”一词见于《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中的“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十六大以来的党的文件中都使用“城镇化”。
{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1-1全国行政区划，截至2011年底。
{3}数据来源：http：//www.china.com.cn/chinese/WISI/126107.htm
{4}数据来源于人民日报：房价过高上涨过快阻碍了城镇化进程，2013年1月27日。
{5}审计署数据显示，2012年底，4个省本级、17个省会城市本级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7746.97亿元，占这些地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的54.64%。http：//www.audit.gov.cn
{6}按当年价计算。
{7}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8}土地购置费用为预算收入。
{9}包括购买要素价格和销售农产品价格。
{10}可能约束条件不限于以上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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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郑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