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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颇多的深刻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突出表现之一是长期拒绝改革。
以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为例来阐述这一问题。集体农庄制度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尽管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推行集体农庄的过程中就遭受了农民反抗，但是，苏联政府还是通过强制手段推行了这一制度。由于集体农庄里的农民既无权决定生产什么，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怎样分配，且生活困顿，所以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低落，农村和农业潜藏着严重危机，广大农民期盼集体农庄能被解散，自己能自主地拥有生产资料。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以及战争结束初期，广大民众期盼改变现状、解散集体农庄的愿望愈发强烈，因为千千万万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走出国门亲自领略了其他国家农民们的生活状况，对比这些国家农民和市民的生活水平所形成的心理落差使得广大红军官兵思变的愿望愈加炽烈。一些苏联公民甚至直接向苏共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当时苏联集体农庄的真实状况。比如，斯摩棱斯克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梅尼希科夫就在给马林科夫的信中写道：“1945—1946年间我就地碰到了许多情况，考察了布良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州一些集体农庄的生活情况。我所看到的事情迫使我给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写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非常难受地听到集体农庄庄员在谈论这样的问题：‘您知道集体农庄不久就要解散吗？’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无力再生活下去’。确实，在一些集体农庄生活坏得已不能忍受，如在（布良斯克州的）‘新生活’集体农庄，几乎有一半庄员已经2—3个月没有面包了。部分人连土豆都没有。该地区其他集体农庄有一半情况也不好。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这个地区。”
苏联将军们在私下交谈时对集体农庄制度提出了抨击。1946年12月，瓦·尼·戈尔多夫上将对自己的副职菲·特·雷巴利琴科少将说，使他改变对生活看法的原因是：“我相信，如果今天取消集体农庄，明天就会秩序井然，就会出现市场，就会什么都有。应该让人们活下去，他们有权活下去。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用生命保卫的！”雷巴利琴科少将则回应说：“集体农庄的粮食被搞走了，什么也不剩，连种子也吃光了……应该直截了当地说，集体农庄庄员痛恨斯大林，都等待他完蛋。”
然而，斯大林无意于改革，他认为苏联之所以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具有优越性，战争胜利是苏联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1946年2月9日，他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他还用回忆的方式对党内曾经反对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政策的人给予批判：这些人“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他们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坚持着党内主导力量的立场”。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集体化政策和集体农庄制度是正确的，因而是不容改变的，这样一来，二战后对包括集体农庄制度在内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就被彻底排除，变革之门被紧紧封闭，苏联丧失了一次改革契机。
随着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随后波匈事件的发生，苏联农民期盼解散集体农庄的愿望再次彰显出来。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了解苏联农民对于集体农庄制度的态度，可是，他只是对苏联农业政策的细枝末节进行修修补补，采取一些措施调整集体农庄庄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从而使苏联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实质。虽然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52—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但是，国家收购各种谷物和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仍旧由政府决定，而不是由集体农庄庄员自己来决定，更不是由市场来决定，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存在市场经济，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活动过程和生产活动内容，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这一本质没有变化，他们对国家的依附地位没有改变。因此，当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指标时，赫鲁晓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集体农庄庄员花在集体农庄里的劳动时间太少，而花在自己宅旁园地里的劳动时间太多，于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集体农庄庄员的主要精力花在集体农庄上，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他还声称“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亲切的家”。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并没有从根本和实质上触及集体农庄制度，也就无从谈起去突破这一制度了。
一直至苏联解体，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虽曾在形式上略有变化，但是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安排自己的生产，更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长期受遏制的基本状况不曾发生改变，这导致了苏联农业长期落后并且直接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发出警告：“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85年8月在会见津巴布韦客人时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拒绝、拖延改革，就意味着僵化，僵化则意味着活力和生命力的丧失，因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实际上是早就注定了的。
（选自《学习时报》2013年12月9日）
以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为例来阐述这一问题。集体农庄制度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尽管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推行集体农庄的过程中就遭受了农民反抗，但是，苏联政府还是通过强制手段推行了这一制度。由于集体农庄里的农民既无权决定生产什么，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怎样分配，且生活困顿，所以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低落，农村和农业潜藏着严重危机，广大农民期盼集体农庄能被解散，自己能自主地拥有生产资料。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以及战争结束初期，广大民众期盼改变现状、解散集体农庄的愿望愈发强烈，因为千千万万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走出国门亲自领略了其他国家农民们的生活状况，对比这些国家农民和市民的生活水平所形成的心理落差使得广大红军官兵思变的愿望愈加炽烈。一些苏联公民甚至直接向苏共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当时苏联集体农庄的真实状况。比如，斯摩棱斯克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梅尼希科夫就在给马林科夫的信中写道：“1945—1946年间我就地碰到了许多情况，考察了布良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州一些集体农庄的生活情况。我所看到的事情迫使我给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写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非常难受地听到集体农庄庄员在谈论这样的问题：‘您知道集体农庄不久就要解散吗？’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无力再生活下去’。确实，在一些集体农庄生活坏得已不能忍受，如在（布良斯克州的）‘新生活’集体农庄，几乎有一半庄员已经2—3个月没有面包了。部分人连土豆都没有。该地区其他集体农庄有一半情况也不好。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这个地区。”
苏联将军们在私下交谈时对集体农庄制度提出了抨击。1946年12月，瓦·尼·戈尔多夫上将对自己的副职菲·特·雷巴利琴科少将说，使他改变对生活看法的原因是：“我相信，如果今天取消集体农庄，明天就会秩序井然，就会出现市场，就会什么都有。应该让人们活下去，他们有权活下去。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用生命保卫的！”雷巴利琴科少将则回应说：“集体农庄的粮食被搞走了，什么也不剩，连种子也吃光了……应该直截了当地说，集体农庄庄员痛恨斯大林，都等待他完蛋。”
然而，斯大林无意于改革，他认为苏联之所以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具有优越性，战争胜利是苏联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1946年2月9日，他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他还用回忆的方式对党内曾经反对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政策的人给予批判：这些人“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他们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坚持着党内主导力量的立场”。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集体化政策和集体农庄制度是正确的，因而是不容改变的，这样一来，二战后对包括集体农庄制度在内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就被彻底排除，变革之门被紧紧封闭，苏联丧失了一次改革契机。
随着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随后波匈事件的发生，苏联农民期盼解散集体农庄的愿望再次彰显出来。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了解苏联农民对于集体农庄制度的态度，可是，他只是对苏联农业政策的细枝末节进行修修补补，采取一些措施调整集体农庄庄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从而使苏联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实质。虽然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52—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但是，国家收购各种谷物和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仍旧由政府决定，而不是由集体农庄庄员自己来决定，更不是由市场来决定，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存在市场经济，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活动过程和生产活动内容，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这一本质没有变化，他们对国家的依附地位没有改变。因此，当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指标时，赫鲁晓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集体农庄庄员花在集体农庄里的劳动时间太少，而花在自己宅旁园地里的劳动时间太多，于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集体农庄庄员的主要精力花在集体农庄上，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他还声称“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亲切的家”。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并没有从根本和实质上触及集体农庄制度，也就无从谈起去突破这一制度了。
一直至苏联解体，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虽曾在形式上略有变化，但是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安排自己的生产，更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长期受遏制的基本状况不曾发生改变，这导致了苏联农业长期落后并且直接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发出警告：“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85年8月在会见津巴布韦客人时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拒绝、拖延改革，就意味着僵化，僵化则意味着活力和生命力的丧失，因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实际上是早就注定了的。
（选自《学习时报》2013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