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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目前世界上当属瑞典实施得最为彻底。早在250多年前，也就是1766年，瑞典就推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政务公开制度，并出台了更多与之配套的信息公开制度，让每个政府公务员都晾晒于民众的眼皮底下。凡在瑞典政府供职的公务员，每个人几乎都会发出这样的感触：“作为政府公职人员，最可怕的不是冬季的漫漫长夜，而是个人经济生活的毫无隐私，要想在政府部门供职，就得过一种‘赤裸的生活’。”
有许多人对瑞典当年做出的如此决定甚为不解，因为，当时瑞典还很贫穷，政府官员中还不会出现贪腐的既得利益者，可为什么要在全世界率先订立政府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呢？理由简单得只有一个，他们担心欧洲大陆正日益蔓延的贪腐之风，会使瑞典这块“净土”受到连累，还是采取措施及早预防的好。所以，政府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经出台，便立即赢得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叫好声。
既然法律赋予了公众监督政府公务员的大权，瑞典人则毫不客气地“照单全收”。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的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30克朗（瑞典克朗和我国人民币基本相当）的巧克力，恰巧被一位记者获悉，该记者认为自己必须对此事追查到底。于是，他不惜辛劳奔波于多家银行，终于查到了萨林所在的开户行，并理直气壮地调出了他的全部刷卡消费记录，然后义正词严地当面指责萨林，说他“挪用了公款，亵渎了一个政府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萨林表示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并哀求这位记者能够手下留情，但记者不但不留情，反而把他的“丑闻”报道了出去，一时间在全瑞典闹得沸沸扬扬，最终迫使萨林不得不引咎辞职，事情才算平息。
無独有偶。2006年，瑞典新任首相佩尔松提名了几位内阁大臣，并按照法律规定向民众进行“公示”。几天后，便有邻居、记者等举报出有3位官员未缴纳电视收视费、雇主费等“恶行”，舆论顿时一片哗然，虽然这几人都以最快速度补交了所欠的费用，但民众仍不依不饶。最终，这3位官员还是无奈地向首相递交了辞呈。
目前，在瑞典的政府部门或公共机关的书面公务资料、公函、财务报告中，只要不属国家机密，都必须无条件地向公众开放。任何一个瑞典公民，只要对某个公务员的财产存有疑义，都有权查阅他们所有的经济收支细目，甚至对于王室成员的资产和纳税情况，公民也可随时查阅和询问。
为了限制政府一些官员利用职权扩大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适时制定了《保密法》，详细列举哪些信息属于国家机密，从而让公众有了更多的知情权，最大限度避免了政府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而向公众隐瞒信息。
瑞典人认为，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原谅政府的无能，但绝不能容忍政府公务员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发生，哪怕他只多花了一个克朗，因为那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在瑞典人看来，政府公务员除了一些受到普遍尊重的生活隐私外，没有其他隐私可以向公众隐瞒，特别是经济隐私，更应该对公众毫不保留地全部予以公开，这是每一个政府公务员都必须付出的代价。
瑞典人爱管闲事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几百年来，这种风格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还不断推陈出新。他们已经把监督政府公务员作为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义务而乐此不疲，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爱管闲事”。
当然，对于一些恶意举报者，瑞典法律也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如果查出了恶意举报者，便会给其最低的信用记录，这样就会导致一个可怕的结果：恶意举报者将会在以后不可能从银行贷到款、也不可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这样的人在瑞典和一些有劣迹的公务员一样，同样是不受欢迎的人。此外，瑞典在银行、税务局及公开的互联网之间还建立起了一套非常庞杂、科技含量极高的信息查询系统，使得恶意举报者没有可乘之机。
时至今日，世界上虽然已有近百个国家仿效瑞典的“治官之术”，建立起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其中既包括美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泰国、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瑞典那样将对政府公务员的监督进行得如此彻底，使之成为民众的“生活习性”。难怪瑞典人谈起他们制度的成功经验时，总是露出骄傲的神色：“推行政府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表面上似乎很简单，但却涉及法制建设、信息化发达程度等方方面面。所以，瑞典的成功范例不太会轻而易举地被其他国家所复制。”
有许多人对瑞典当年做出的如此决定甚为不解，因为，当时瑞典还很贫穷，政府官员中还不会出现贪腐的既得利益者，可为什么要在全世界率先订立政府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呢？理由简单得只有一个，他们担心欧洲大陆正日益蔓延的贪腐之风，会使瑞典这块“净土”受到连累，还是采取措施及早预防的好。所以，政府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经出台，便立即赢得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叫好声。
既然法律赋予了公众监督政府公务员的大权，瑞典人则毫不客气地“照单全收”。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的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30克朗（瑞典克朗和我国人民币基本相当）的巧克力，恰巧被一位记者获悉，该记者认为自己必须对此事追查到底。于是，他不惜辛劳奔波于多家银行，终于查到了萨林所在的开户行，并理直气壮地调出了他的全部刷卡消费记录，然后义正词严地当面指责萨林，说他“挪用了公款，亵渎了一个政府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萨林表示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并哀求这位记者能够手下留情，但记者不但不留情，反而把他的“丑闻”报道了出去，一时间在全瑞典闹得沸沸扬扬，最终迫使萨林不得不引咎辞职，事情才算平息。
無独有偶。2006年，瑞典新任首相佩尔松提名了几位内阁大臣，并按照法律规定向民众进行“公示”。几天后，便有邻居、记者等举报出有3位官员未缴纳电视收视费、雇主费等“恶行”，舆论顿时一片哗然，虽然这几人都以最快速度补交了所欠的费用，但民众仍不依不饶。最终，这3位官员还是无奈地向首相递交了辞呈。
目前，在瑞典的政府部门或公共机关的书面公务资料、公函、财务报告中，只要不属国家机密，都必须无条件地向公众开放。任何一个瑞典公民，只要对某个公务员的财产存有疑义，都有权查阅他们所有的经济收支细目，甚至对于王室成员的资产和纳税情况，公民也可随时查阅和询问。
为了限制政府一些官员利用职权扩大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适时制定了《保密法》，详细列举哪些信息属于国家机密，从而让公众有了更多的知情权，最大限度避免了政府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而向公众隐瞒信息。
瑞典人认为，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原谅政府的无能，但绝不能容忍政府公务员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发生，哪怕他只多花了一个克朗，因为那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在瑞典人看来，政府公务员除了一些受到普遍尊重的生活隐私外，没有其他隐私可以向公众隐瞒，特别是经济隐私，更应该对公众毫不保留地全部予以公开，这是每一个政府公务员都必须付出的代价。
瑞典人爱管闲事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几百年来，这种风格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还不断推陈出新。他们已经把监督政府公务员作为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义务而乐此不疲，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爱管闲事”。
当然，对于一些恶意举报者，瑞典法律也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如果查出了恶意举报者，便会给其最低的信用记录，这样就会导致一个可怕的结果：恶意举报者将会在以后不可能从银行贷到款、也不可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这样的人在瑞典和一些有劣迹的公务员一样，同样是不受欢迎的人。此外，瑞典在银行、税务局及公开的互联网之间还建立起了一套非常庞杂、科技含量极高的信息查询系统，使得恶意举报者没有可乘之机。
时至今日，世界上虽然已有近百个国家仿效瑞典的“治官之术”，建立起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其中既包括美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泰国、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瑞典那样将对政府公务员的监督进行得如此彻底，使之成为民众的“生活习性”。难怪瑞典人谈起他们制度的成功经验时，总是露出骄傲的神色：“推行政府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表面上似乎很简单，但却涉及法制建设、信息化发达程度等方方面面。所以，瑞典的成功范例不太会轻而易举地被其他国家所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