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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开门，《经济》记者便被“锵”的京剧鼓点声所吸引。李纯博正伫立于办公室的电视前，电视里回放着剪辑过的“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戏曲片段。他似乎丝毫没有发觉客人的来访，安静从容地站着，清秀分明的脸庞，消瘦颀长的身躯，如果再配上中式立领的长衫和烟斗，倒真像是一名民国时期的文艺青年。随着一段曲目的结束，李纯博这才抬起头发现了记者，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从山积般的书堆中走了过来。
不疯魔不成活
李纯博，北京人，今年50岁。诗画印棋无一不通的他更是秉承家学，拉得一手行云流水的京胡。
他出生于梨园世家，父亲7岁即入科于京剧大师尚小云创办的荣春社。那时候学戏去的地方不叫“戏校”，而是“科班”。他说，电影《霸王别姬》中的“不疯魔不成活”足以适用于当时每一个学戏的孩子身上。
戏剧，是演员的哲学。“单就纯粹的‘戏剧’概念而论，各式各样的戏剧中最吸引人的不是情节，不是对白，不是隐喻，不是社会批判力，而是表演。”李纯博尤为强调“努力”在艺术道路上所占据的地位。早年戏班文武场里打鼓的先生，必要把场上的其他行当都学会了，方能打出一手好鼓，这在梨园叫“六场通透”。而工业文明开始后，一切以效率为先的“泰勒主义”大行其道，分工似乎就成为势不可挡的“滚滚车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对于一部戏来说，剧本是有情节，有对白的，但表演只能是由当时在现场的演员用自己的身体、表情、语言来表现。同一个剧本，不同的演员演来很可能是不同的味道。“就这个意义上说，演员是戏剧的中心。”李纯博说。
书法，是个人的艺术。纸、墨、笔、砚，清清朗朗地摆在案上，不用呼朋唤友，亦不用运筹帷幄，落笔就是一个大千世界。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道：“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而如今，这门艺术似乎有一些变味了。它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变成了一个充满商业气息的‘市场’。这不仅是对书法艺术的打击，更动摇了一些书法人的心性。”李纯博告诉记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只有一个书学研究会，不定期举办展览。展览作品的征集并没有规定截止日期和作品要求，愿意写对联、横批、中堂都可以，什么时候作品齐了，展览就开始，一切随意而率性。最有意思的一次，大家都找不到邓散木先生的作品；后来一看，一个展柜、一个射灯、一张比手掌还小的纸，用放大镜才能看见一堆蝇头小楷，但这是精品。
李纯博的书法也可谓“精品”。1988年，一部古装剧《红楼梦》红透大江南北，在这部被反复播出千余次的剧中，那时的字幕皆为毛笔手书。其纯正娴熟的技法，雅静俊朗的风格，更为这部经典名著增添一抹艺术气氛。而如此功力深厚的楷书则出自时年23岁的李纯博之手。如今二十多年已过去，“曾有10年远离书坛。说清高也好，言作态也罢，只有自己最清楚，其实抽身的只是名利场里的喧闹和浮躁，对于书法，我从未远离。”李纯博叹言。
中国梦也是文化梦
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写照，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精气神，是这个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和团结力的象征，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归宿和价值依托。同时，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也是这个民族最深远、最精髓的影响力。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区别不同民族的最本质的东西，是民族性格最本质的体现。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重现我们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舞台上的卓越贡献和重要地位，更深层次则是需要我们用‘民族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坦然和自信的文化气质，这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谈及“中国梦”这个词的文化内涵，李纯博认为，无论是书法、京剧，还是绘画、诗词，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以信仰、教人向善、启迪心智。他主张书法家应该注重基本功的练习和自身精神品质的铸造，须有高尚之品德、宏远之抱负、超越之见识、厚重渊博之学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名中国人的“文化梦”。
谈及如何成就国学大师，李纯博说了工作中的一个故事。有一回欧阳中石先生出镜，在剪辑完的片子里，工作人员给先生打的字幕是“书法家”，当时他看到后建议同事换个说法，因为在李纯博心目中，用“书法家”是远远无法概括欧阳先生的渊博学识的。中国自古讲究书画同源，而如今的社会把“书”和“画”分得那么细，动辄把“书法家”这个称呼当做一种名头、一种职业，不光形容今人，更以此定义古代文化大家。在李纯博看来，这是造成当今社会国学大师少之又少的根本原因。
从“二王”到颜、柳、欧、赵，从褚遂良到苏轼、黄庭坚，直至现当代的林散之、启功、沙孟海，没有哪位大师是只钻研书法、只精通书艺的“偏才”，因此李纯博认为，要成为书法“家”，首先必须是文化“大家”。
李纯博回忆道，小时候大人给他讲神话故事时，说造字的仓颉有四只眼睛，能洞穿天地，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来。又有故事说，蔡邕在嵩山学书时，夜晚于朦胧之中，有人传授给他一本《九势》，之后此人便在顷刻间消失无踪。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在国人心目中，书法不光是艺术那么简单，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内中藏有天地精神、宇宙玄妙。因此要想能看到寥寥几笔中的气象万千，胸中没有丘壑，定是无法参透的。
戏曲亦然。“包括现在的戏校也一样，分工过细。比如说某天排练，弹月琴的没来，找个学生帮忙给弹一下，学生却很坦然地说不会。或者小锣手今天有事没来找人帮忙给打一下，也没人会。学生认为，如果他是学京胡的，那么他只需要会京胡就行了。” 李纯博听老一辈人说，如果学生想学京胡，師傅一定会说那你先得把其他的都学会了。“学完了小锣学大锣，学完了大锣学铙钹。然后大阮、中阮、月琴等，等学生全都学会了师傅才会让他开始学二胡。二胡学完甚至还要学习演唱才学京胡。这样的学生学出来的京胡有了前期的积淀和各种乐器的熏陶，跟现在的学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今我们过于将艺术分门别类，会导致每一类的含金量都大打折扣。”
从一开始分管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到现在分管新媒体化的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李纯博一直没有丢弃对国学的传承。刚一接手音乐频道，他就去《礼记》里翻看音乐的定义。“《礼记》第十九篇里对于什么叫乐，什么叫音，什么叫声都是有讲究的。音乐是通过声音来表现情的，情则来自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些内容，现在却已经没人看了。”李纯博以此反观过往这几十年的文化建设，他发现很多人对浩浩汤汤的中国传统文化视而不见，一味开新直至“弃本”，这种行为导致当前文化生态失衡，民族传统文化常常被“戏说”，高雅、精英文化市场日渐萎缩，感性娱乐文化大行其道，文化领域出现低俗化倾向，无底线娱乐狂欢正在侵蚀大众文化的健康，在娱乐化消费中，人们对历史、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少了一份坚守与敬畏之情。
李纯博四言诗鉴赏
戊子新春贺语兼颂社会和谐
卿云郁郁 紫气翔集 琴欢瑟喜 燕语莺啼
翁劝柏叶 稚试新衣 载德奕世 福地鸿基
八音谐作 九牧雍熙 寿国有道 惠民无极
长空溢彩 大化归一 天和地靖 万物昌吉
不疯魔不成活
李纯博，北京人，今年50岁。诗画印棋无一不通的他更是秉承家学，拉得一手行云流水的京胡。
他出生于梨园世家，父亲7岁即入科于京剧大师尚小云创办的荣春社。那时候学戏去的地方不叫“戏校”，而是“科班”。他说，电影《霸王别姬》中的“不疯魔不成活”足以适用于当时每一个学戏的孩子身上。
戏剧，是演员的哲学。“单就纯粹的‘戏剧’概念而论，各式各样的戏剧中最吸引人的不是情节，不是对白，不是隐喻，不是社会批判力，而是表演。”李纯博尤为强调“努力”在艺术道路上所占据的地位。早年戏班文武场里打鼓的先生，必要把场上的其他行当都学会了，方能打出一手好鼓，这在梨园叫“六场通透”。而工业文明开始后，一切以效率为先的“泰勒主义”大行其道，分工似乎就成为势不可挡的“滚滚车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对于一部戏来说，剧本是有情节，有对白的，但表演只能是由当时在现场的演员用自己的身体、表情、语言来表现。同一个剧本，不同的演员演来很可能是不同的味道。“就这个意义上说，演员是戏剧的中心。”李纯博说。
书法，是个人的艺术。纸、墨、笔、砚，清清朗朗地摆在案上，不用呼朋唤友，亦不用运筹帷幄，落笔就是一个大千世界。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道：“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而如今，这门艺术似乎有一些变味了。它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变成了一个充满商业气息的‘市场’。这不仅是对书法艺术的打击，更动摇了一些书法人的心性。”李纯博告诉记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只有一个书学研究会，不定期举办展览。展览作品的征集并没有规定截止日期和作品要求，愿意写对联、横批、中堂都可以，什么时候作品齐了，展览就开始，一切随意而率性。最有意思的一次，大家都找不到邓散木先生的作品；后来一看，一个展柜、一个射灯、一张比手掌还小的纸，用放大镜才能看见一堆蝇头小楷，但这是精品。
李纯博的书法也可谓“精品”。1988年，一部古装剧《红楼梦》红透大江南北，在这部被反复播出千余次的剧中，那时的字幕皆为毛笔手书。其纯正娴熟的技法，雅静俊朗的风格，更为这部经典名著增添一抹艺术气氛。而如此功力深厚的楷书则出自时年23岁的李纯博之手。如今二十多年已过去，“曾有10年远离书坛。说清高也好，言作态也罢，只有自己最清楚，其实抽身的只是名利场里的喧闹和浮躁，对于书法，我从未远离。”李纯博叹言。
中国梦也是文化梦
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写照，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精气神，是这个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和团结力的象征，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归宿和价值依托。同时，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也是这个民族最深远、最精髓的影响力。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区别不同民族的最本质的东西，是民族性格最本质的体现。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重现我们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舞台上的卓越贡献和重要地位，更深层次则是需要我们用‘民族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坦然和自信的文化气质，这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谈及“中国梦”这个词的文化内涵，李纯博认为，无论是书法、京剧，还是绘画、诗词，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以信仰、教人向善、启迪心智。他主张书法家应该注重基本功的练习和自身精神品质的铸造，须有高尚之品德、宏远之抱负、超越之见识、厚重渊博之学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名中国人的“文化梦”。
谈及如何成就国学大师，李纯博说了工作中的一个故事。有一回欧阳中石先生出镜，在剪辑完的片子里，工作人员给先生打的字幕是“书法家”，当时他看到后建议同事换个说法，因为在李纯博心目中，用“书法家”是远远无法概括欧阳先生的渊博学识的。中国自古讲究书画同源，而如今的社会把“书”和“画”分得那么细，动辄把“书法家”这个称呼当做一种名头、一种职业，不光形容今人，更以此定义古代文化大家。在李纯博看来，这是造成当今社会国学大师少之又少的根本原因。
从“二王”到颜、柳、欧、赵，从褚遂良到苏轼、黄庭坚，直至现当代的林散之、启功、沙孟海，没有哪位大师是只钻研书法、只精通书艺的“偏才”，因此李纯博认为，要成为书法“家”，首先必须是文化“大家”。
李纯博回忆道，小时候大人给他讲神话故事时，说造字的仓颉有四只眼睛，能洞穿天地，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来。又有故事说，蔡邕在嵩山学书时，夜晚于朦胧之中，有人传授给他一本《九势》，之后此人便在顷刻间消失无踪。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在国人心目中，书法不光是艺术那么简单，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内中藏有天地精神、宇宙玄妙。因此要想能看到寥寥几笔中的气象万千，胸中没有丘壑，定是无法参透的。
戏曲亦然。“包括现在的戏校也一样，分工过细。比如说某天排练，弹月琴的没来，找个学生帮忙给弹一下，学生却很坦然地说不会。或者小锣手今天有事没来找人帮忙给打一下，也没人会。学生认为，如果他是学京胡的，那么他只需要会京胡就行了。” 李纯博听老一辈人说，如果学生想学京胡，師傅一定会说那你先得把其他的都学会了。“学完了小锣学大锣，学完了大锣学铙钹。然后大阮、中阮、月琴等，等学生全都学会了师傅才会让他开始学二胡。二胡学完甚至还要学习演唱才学京胡。这样的学生学出来的京胡有了前期的积淀和各种乐器的熏陶，跟现在的学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今我们过于将艺术分门别类，会导致每一类的含金量都大打折扣。”
从一开始分管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到现在分管新媒体化的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李纯博一直没有丢弃对国学的传承。刚一接手音乐频道，他就去《礼记》里翻看音乐的定义。“《礼记》第十九篇里对于什么叫乐，什么叫音，什么叫声都是有讲究的。音乐是通过声音来表现情的，情则来自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些内容，现在却已经没人看了。”李纯博以此反观过往这几十年的文化建设，他发现很多人对浩浩汤汤的中国传统文化视而不见，一味开新直至“弃本”，这种行为导致当前文化生态失衡，民族传统文化常常被“戏说”，高雅、精英文化市场日渐萎缩，感性娱乐文化大行其道，文化领域出现低俗化倾向，无底线娱乐狂欢正在侵蚀大众文化的健康，在娱乐化消费中，人们对历史、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少了一份坚守与敬畏之情。
李纯博四言诗鉴赏
戊子新春贺语兼颂社会和谐
卿云郁郁 紫气翔集 琴欢瑟喜 燕语莺啼
翁劝柏叶 稚试新衣 载德奕世 福地鸿基
八音谐作 九牧雍熙 寿国有道 惠民无极
长空溢彩 大化归一 天和地靖 万物昌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