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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王小波的作品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小说中有很多故事情节会反复重新开始，故事被重写一遍，也就是出现“推倒重来，循环反复，将几个人物反复变形”的叙事技术，本文将之命名为“沙盘诗学”。《青铜时代》中的传奇故事都发生在过去的时间，王小波用“沙盘诗学”的形式结构故事，推动故事，一次次推倒重来，再讲一遍，从而让故事的演示取得了叠加的印象效果。王小波既是一名作家，同时我们考察他的杂文和书信，可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个编程高手。他甚至能用电脑编程给自己制作写作软件。熟练掌握编程技术的王小波，他的小说创作必然也受到影响。在王小波的小说创作中，“沙盘诗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而形成了非常鲜明的风格。
作为“时代三部曲”之一，《青铜时代》收录了王小波的三部长篇：《万寿寺》《红拂夜奔》和《寻找无双》。在花城出版社1997年王小波去世前夕出版的“时代三部曲”中，这三部长篇在《青铜时代》的顺序便是《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经咨询时任花城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钟洁玲女士后得知，这样一个顺序也是王小波自己定的，编辑并没有进行改动。另根据黄平教授在《王小波与文学史》一文中梳理的发表和创作时间，《万寿寺》应该完成于1996年夏天，同年冬天王小波与花城出版社签订“时代三部曲”的出版合同。所以《青铜时代》里面三部长篇的顺序是逆着创作时间排序的，最大的可能是就王小波认为刚完成的《万寿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所以放在前面。
一、作为原始数据的《红线传》
《万寿寺》作为一本畅销的长篇小说，被多个出版社以不同的编排方式出版，有的尊重王小波的意愿将之放在《青铜时代》中，也有单独成书，以《万寿寺》为书名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单独成书的版本不少于五个。但是搜索这五个版本的《万寿寺》图书资料，却发现没有一个图书简介能够将《万寿寺》的故事概述清楚。为了图书宣传，出版社的编辑会加上“诡异荒诞”“古今交錯”这样的词语，或者干脆就摘取书中的某一段作为简介。而如果查阅与《万寿寺》相关的论文，则会发现为了解释清楚整本书的故事梗概，需要比较长的篇幅梳理线索，罗列人物和情节。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复述的故事，因为它一直在讲故事，但本身好像就没有故事。既然如此，为了弄清楚它的故事，我们通常需要从书名入手。书名《万寿寺》是一座寺院的名字，这座寺院现在还在，位于北京海淀区。在《青铜时代》编定之后，王小波还为它加了一则说明，把《红线传》《虬髯客》《无双传》的出处都罗列了一下，然后说：“读者自会发现，我的这三篇小说，和它们也有一些关系。”这话说得很幽默俏皮，也很有分寸，它的言下之意是，只存在一些关系，并不完全是故事新编。我们如果仔细阅读，也会认可这样的说明;原来的故事确实已经被肢解，重新组合了。但至少《红拂夜奔》和《寻找无双》这两个书名，与唐代传奇故事有点关系，而《万寿寺》这样—个书名则与《红线传》完全无关了。
但其实，王小波第一次对唐代传奇《红线传》进行“沙盘诗学”创作时，还是用了一个与之相关的小说标题，叫《红线盗盒》。那么为什么不继续采用这个名字呢？因为《红线传》里面“红线盗盒”这个关键情节，在两次“沙盘诗学”之后，几乎改写不见了。在《红线盗盒》这个大约一万六千字的故事中，“红线盗盒”这个故事就已经被处理为一个五百字左右的小段落;到了《万寿寺》这部17万字的长篇中，红线盗盒的故事就只剩下一句话：“看过了《甘泽谣》的人都知道红线盗盒的故事是怎么结束的：薛嵩用尽了浑身的解数，也收拾不了田承嗣。最后是红线亲自出马，偷走了田承嗣起卧不离身的一个盒子，才把他吓跑了。”
《红线传》中“红线盗盒”的核心情节被完全作为次要情节处理，那么，什么情节被留了下来？
这个故事第一次被重写时，《红线盗盒》保留了：1.基本人物关系：节度使薛嵩，妻妾红线。2.敌对势力：田承嗣和他的刺客，即三千“外宅男”。3.主人公的困难：被行剌威胁。4.解决问题的方式：红线盗盒，解决了困难。
那么，有哪些东西被扩写或增加：1.增加了说书人“王二”，他以小子自称，还透露出有个妻子姓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它让文本呈现双线结构，多了一条时间线：“现在”。2.主人公薛嵩和红线的身份和性格被具体化了，文明的迂腐和野蛮的洒脱形成对立，两人的对话和关系成为小说的主体。红线被赋予山寨大小姐的身份。3.敌对势力由刺客来执行，行刺的过程被具体化，重复的行刺成为故事的主体部分。这些刺客在唐人故事中只是一句带过，但在《红线盗盒》中刺客行刺的情节被扩写。4.变化故事发生的地点，闷热潮湿的环境被具体化了。5.次要人物官兵和刀枪等道具被具体化了。
于是，《红线盗盒》的故事成了：节度使薛嵩屡遭刺客行刺，被逼赤身裸体带着红线逃跑到后山（隐隐让人想起《黄金时代》），府第被烧，手下散去，以遗书感动红线。红线搬来救兵，后又只身盗盒，才挽回失地和颜面。故事由说书人进行讲述，讲述的依据是薛氏秘籍之类的版本。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有起承转合的故事，符合传统故事的各种要素。也可以看到唐代故事如何作为原始数据被保留在故事中，然后作者又对故事中的各种要素进行赋值，丰富人物的性格，让主人公之间形成情感矛盾（喜欢与不喜欢的转换），增加故事的质感，渲染故事的画面，从而输出一个双线程的完整故事。
而与《万寿寺》相比，这样的故事就像一台低版本的计算机，只能进行简单的运算。到了《万寿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台奔腾起来的机器，具有强大的运算能力。“红线盗盒”的故事在这里被分解还原了，故事变成：晚唐时薛嵩变卖万贯家财，带着一队慵懒散漫的雇佣兵离开长安，来到湘西，建设了凤凰寨，随后发生的故事可以概括为薛嵩抢红线、建造囚车、刺客行刺、高塔救人、长安情感戏等几个部分。这其中薛嵩抢亲、囚车建造、刺客行刺等部分，被一次次进行“沙盘诗学”，以此提供了各种可能性。比如刺客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行刺的对象有可能是薛嵩，也有可能是红线，刺客一遍遍被杀掉，随着各种赋值的不同，出现的情景也不同;又比如囚车的建造被一遍又一遍进行描写，每次囚车的功能都各不相同。 这样的“沙盘诗学”带来的新问题，则是情节支离破碎，各部分的设置前后矛盾，拼合在一起之后，整套程序无法运行，也无法给读者提供阅读的逻辑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小波自然而然想到双线叙事。在王小波最早的小说《绿毛水怪》中，已经出现讲故事和听故事这种最原始的套盒结构。可以说，《绿毛水怪》中的两层叙述，其实就是“双线结构”的先声。而且在他早期一系列的短篇小说中，都运用了双线结构。于是，王小波为《万寿寺》植入了另外一条故事线，或者说，他放大了原来在《红线盗盒》中的“说书人王二”这个角色，给他重新赋值：在北京，他多年连助教都评不上，他在写各种朝代的《精神文明建设考》，他去万寿寺修理堵塞的下水道，他跟一个白衣女人谈过一场恋爱。然后，王小波又为他安排了一条寻找记忆的故事线：他失去记忆，认不出自己的妻子，也不认识同事和表弟，对自己创作的小说书稿也完全陌生，充满怀疑。然后记忆慢慢回来了，白衣女人跟妻子重合，他也开始动手改写之前的故事。
由于这条故事线的放大和植入，薛嵩凤凰寨的故事就成为“中国套盒”结构中的里层，而外面用一个“失去记忆—找回记忆”的基本故事框架将之装起来，所以内部无论如何运算，输入任何结果，解释前后矛盾也不会让系统崩溃，而只是诸多运算的子线程之一。正是因为情节的沙盘被不断推倒重来，所以小说需要一个更为兼容的逻辑外壳，需要一条可以连接读者和小说原始数据的故事线，所以我们看到《青铜时代》中三部长篇，都不约而同采用双线叙事：有一条紧贴现实的故事线，为可以抹除重来的重写线，提供必要的支持。前者为后者因为重复所产生的“不统一性”提供了“统一性”的支持。而沟通两条故事线之间的管道，被称为“连通管”。《万寿寺》之中的“连通管”，是通过“古今如一”的思维进行迁移的，也则是古代也会发生当下的故事，当下的问题也可以追溯到古代。共同的问题，共同的事物，共同的人物关系，这些都可以成为在两条线索之间跳转的条件，比如“表弟的出现”，小说中是这样说的：“在薛嵩的故事里出现了一个表弟，使我深为不快。如你所知，我也有一个表弟，而且我不喜欢和薛嵩搞得太相像。”在这里，时空出现了含混，假定的现实和虚构出现了隐约相似的人物和关系，于是可以通过“表弟”这样一个“连通管”来实现在两条故事线之间的自由跳跃。
至此，王小波的整部《万寿寺》终于具有了一套成熟的程序运行结构，能够将《红线传》中的人物和事件处理为原始的数据进行调用，并通过重新赋值，让它们可以吸纳王小波恣肆汪洋的想象力，呈现为五彩斑斓的画面。薛嵩故事线的每一次“沙盘诗学”，最后都返回到主线程中，也就是回到现实，回到灰蒙蒙的北京城里，回到庸俗的现实之中。这样一来，运算不论结果如何，都能够为现实生活提供含混的寓意空间。而北京城里的故事一遍遍盘旋出现的原因，则归结于记忆的混乱无序;这条故事线以记忆的逐渐清晰作为最终解，这个答案找到了，故事也就结束了。
二、重复与重置
“沙盘诗学”所造成的不断重复，让原始数据的赋值和抹除成为必然动作。那么，在《万寿寺》中这样一个动作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技术来完成的呢？王小波采用了“开始”作为他的句法结构。非常容易就可以在小说中找到以下的句子：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第一章·第一节）
随手打开一卷，恰恰是故事的开始。（第一章·第一节）
所以这个故事又重新开始道：晚唐时节，薛嵩曾住在长安城里。（第一章·第一节）
这样，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灰色的开始，这种色调和中古这个时代一致。（第一章·第一节）
这样，这个故事从灰色开始，现在又变成红色的了。（第一章·第一节）
假如我的故事如此开始，那天下午薛嵩没有回到自己家里，而是走到寨心去了。（第一章·第二节）
我的故事又重新开始道：晚唐时节，薛嵩是个纨绔子弟，住在灰色、窒息的长安城里。（第一章·第三节）
我的故事还有一种开始，这个开始写在另一沓稿纸上。（第二章·第一节）
这个故事暂时也这样放着吧。这样我就有了兩个开始，这两个开头互相补充，并不矛盾。（第二章·第一节）
一切变得越来越不明白了。因为我的故事又有了另一个开始。（第二章·第二节）
假设这才是故事真正的开始，则在此以前的文字都可以删去。（第二章·第二节）
看来，我的故事写了很多年还没有写完，我找来找去，找到的都是开始，并无结束。（第二章·第三节）
如前所述，这个刺客还有可能是个亮丽的女人。（第二章·第三节）
砍头的情形是这样的：（第三章·第一节）
我的故事又到了重新开始的时刻，面对着一件不愿想到的事，那就是黎明。（第三章·第二节）
“早晨，薛嵩醒来时，看到一片白色的雾”，我的故事又一次地开始了。（第三章·第三节）
我的故事重新开始的时候，薛嵩已经不是个纨绔子弟，成了一位能工巧匠。（第四章·第一节）
与此同时，他开始画图，设计那座关红线的囚车……我喜欢这样来写。（第四章·第一节）
在故事开始时，我提到有个刺客（一个亮丽的女人）来刺杀薛嵩。（第四章·第二节）
这个故事因此又要重新开始了。（第四章·第二节）
我的故事从红线面对那个女刺客时重新开始。（第四章·第二节）
还有一件需要补充的事，就是对于让自己被杀掉一事，那个女刺客没有平常心。（第四章·第二节）
在这个女刺客被红线逮住的事情上，我恐怕没有穷尽一切可能性。（第四章·第二节）
我的故事重新开始时，一切如前所述。（第五章·第一节）
我的故事重新开始时，老妓女既不老，也不难看，只是有点神神叨叨的;或者说，有点二百五。（第六章·第一节）
如前所述，那个刺客头子也是学院刺客，我既决定对学院派抱有善意，就不能厚此薄彼，只好对他也抱有善意。（第六章·第一节） 在薛嵩的故事里出现了一个表弟，使我深为不快。（第七章·第二节）
从那位表弟的眼里看来，那天晚上的景象就大不相同。（第七章·第二节）
这些语句以及与它类似的其他语句一起，构成了“沙盘诗学”的启动模式，它或者将讲述过的故事再重新复述一遍，或者将呈现过的情景再一次进行赋值并重新描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语句在前面的章节比较密集，而到了后面的章节则逐步减少。究其原因，是越到后面的章节，北京城的故事线占比就越来越多，薛嵩凤凰寨的故事线逐渐减少。故事的重复少了，关于颜色的意象重复也呈现了由火热的红色到单调的灰白之间的变化。
我们以小说中“白色”这个意象为例，小说中有许多白色的事物，比如：白皮松、白蚁、白色的霜、白云、白色的纸门、白纱手绢、白纸、白胡子、白马、白色衣裙、白鸽、白色的雾、白兰瓜、白茫茫的雪地、白色的睡袍……小说中的女主角白衣女子，就连妓女也是皮肤白皙。而这样的白色，是在“灰蒙蒙”的衬托之下才显得纯洁而富有诗意，同时也多解地指向苍白无聊。而在湘西凤凰寨，阳光是红的，土地是红的，刺客的血是红的，红线系着红色的丝巾，皮肤也是红的。激动起来脖子是红的，兴奋起来身体也是红的，这些代表活力的红色不断重复出现，最后又被代表了庸俗无聊的灰色和代表固定回忆的白色所取代。更为具体地说，这样一部小说，从朝阳初升开始（小说中不断提及早晨），到日落西山薄暮冥冥的黑白两色，喻指想象和青春不断流失，而—切终将走向庸俗无聊。
由颜色的不断重复谱写而成的情感流动在小说中弥漫，这成为小说基调和内在逻辑的一部分。意象的重复与“沙盘诗学”所造成的纷繁蒸腾的意象一起指向生命的勃勃生机，也与“沙盘诗学”所依附的现实一起凝固成灰蒙蒙白茫茫的大地，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是在用故事的反复谱写完成他的小说诗学的建构。
三、诗意对故事的拯救
通过以上的层层推论，我们大概能够明白为什么《万寿寺》虽然被视为王小波长篇写作的集大成之作，却很难被很好地概括，也很难被很好地理解。因为对读者而言，故事总是想要容易被读懂并理解背后的寓意，而《万寿寺》这样一本小说，它在意的不是故事的完整，而是诗意的完成。
在这部小说的结尾，王小波留下了这样三句话：“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将这三句话连起来看，我们就大概明白这样一部小说的荒凉所在。
我们开始以为王小波通过层层运算希望获得的解，是记忆失而复得的欣喜;但最后却发现艰难的运算之后得到的正解是：诗意，记忆的回归就是现实的凝固，飞扬的想象所产生的诗意之美就这样“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庸俗的灰色大地上有“戴蓝布制帽，穿蓝布制服”的领导，还有写不完的各朝代“精神文明建设考”，以及万寿寺重复堵塞的下水道，这些都是沉重的肉身，在一次次盘旋之后，诗意终将凝固并失去。
王小波在1997年2-4月写给朋友刘晓阳的电子邮件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年轻时是自由人，后来成了家庭的囚犯，最后成为待决的死囚。”这样的感慨距离《万寿寺》完成之后不久，也可以理解为王小波当时现实生活的脚注。将《万寿寺》理解为一首生命的长诗，这样的解读对《万寿寺》来说并非是一种窄化，而是更贴近作家创作的本意。王小波曾说他早年写诗，希望自己能当个诗人;他最爱的赞美是“你真是一个诗人”;他完成第一个长篇之后，发出的感慨是“吾诗已成”;他在回顾师承时致敬的翻译家查良铮和王道乾也是诗人。相比于其他两部长篇《红拂夜奔》和《寻找无双》，《万寿寺》无疑更为圆熟。它成熟的标志在于，在这部长篇中，王小波终于不需要具体的批判对象来确立它作品的意义了;王小波直接面對的是一个更为庞大的存在，更为接近生存本质的庞然大物。《万寿寺》应该是作为王小波新的创作的开始，而不应该成为他的句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的去世显得那么残忍，它中断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让它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未完成的王小波已经在它的小说中创造出飞花摘叶皆可成诗的世界，如果他能继续再写下去，那该是多么伟大的景观。
生命终将消失，诗意也终将消失，但是诗意依然非常重要，这么重要的诗意就是独立于此生此世逻辑线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可以被还原到最初的状态，变成原始数据。要进行“沙盘诗学”，要进行意象重复，则首先需要对描写对象进行必要的还原。那么，在王小波看来，最初的设置又是什么呢？在《黄金时代》中，王小波将原始数据还原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此来对抗荒唐的批斗;而在《万寿寺》中，这份原始数据则还原为一个人，赤身裸体，挑着扁担，用竹篾将生殖器挂在肚脐前面。接着这样一个原始的生命，他将遭逢爱情和性，也将见证死亡和虐恋。他将死亡与性进行了组合，从而创造了氛围暖昧的囚车和刑场;他将美好的生命形态遍历其中，于是产生了诗。而这些诗意，是身处北京郊外寓所之中的王小波内心深处对青年时代插队生活的一次次反刍。穿越时光的反顾让他深感现实的寂寞，也感到了回忆的温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万寿寺》是饱含深情的一次诗意之旅，它是四十四岁的王小波对二十岁的王小波的一次次深夜探访。这样的探访不可能产生一个具有完美意义的故事，只能是支离破碎的记忆，一遍遍在薛嵩身上重现，从而反照着北京城里的失忆之人（既是作者，也是小说中的写书人）。
综上所述，《万寿寺》中王小波调用的既是历史故事，也是青春勃发的记忆，穿越时间而产生的诗意，完成了一次对支离破碎故事的拯救，让整部小说涌动着生命的律动，也发出一声深秋的叹息。
作为“时代三部曲”之一，《青铜时代》收录了王小波的三部长篇：《万寿寺》《红拂夜奔》和《寻找无双》。在花城出版社1997年王小波去世前夕出版的“时代三部曲”中，这三部长篇在《青铜时代》的顺序便是《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经咨询时任花城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钟洁玲女士后得知，这样一个顺序也是王小波自己定的，编辑并没有进行改动。另根据黄平教授在《王小波与文学史》一文中梳理的发表和创作时间，《万寿寺》应该完成于1996年夏天，同年冬天王小波与花城出版社签订“时代三部曲”的出版合同。所以《青铜时代》里面三部长篇的顺序是逆着创作时间排序的，最大的可能是就王小波认为刚完成的《万寿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所以放在前面。
一、作为原始数据的《红线传》
《万寿寺》作为一本畅销的长篇小说，被多个出版社以不同的编排方式出版，有的尊重王小波的意愿将之放在《青铜时代》中，也有单独成书，以《万寿寺》为书名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单独成书的版本不少于五个。但是搜索这五个版本的《万寿寺》图书资料，却发现没有一个图书简介能够将《万寿寺》的故事概述清楚。为了图书宣传，出版社的编辑会加上“诡异荒诞”“古今交錯”这样的词语，或者干脆就摘取书中的某一段作为简介。而如果查阅与《万寿寺》相关的论文，则会发现为了解释清楚整本书的故事梗概，需要比较长的篇幅梳理线索，罗列人物和情节。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复述的故事，因为它一直在讲故事，但本身好像就没有故事。既然如此，为了弄清楚它的故事，我们通常需要从书名入手。书名《万寿寺》是一座寺院的名字，这座寺院现在还在，位于北京海淀区。在《青铜时代》编定之后，王小波还为它加了一则说明，把《红线传》《虬髯客》《无双传》的出处都罗列了一下，然后说：“读者自会发现，我的这三篇小说，和它们也有一些关系。”这话说得很幽默俏皮，也很有分寸，它的言下之意是，只存在一些关系，并不完全是故事新编。我们如果仔细阅读，也会认可这样的说明;原来的故事确实已经被肢解，重新组合了。但至少《红拂夜奔》和《寻找无双》这两个书名，与唐代传奇故事有点关系，而《万寿寺》这样—个书名则与《红线传》完全无关了。
但其实，王小波第一次对唐代传奇《红线传》进行“沙盘诗学”创作时，还是用了一个与之相关的小说标题，叫《红线盗盒》。那么为什么不继续采用这个名字呢？因为《红线传》里面“红线盗盒”这个关键情节，在两次“沙盘诗学”之后，几乎改写不见了。在《红线盗盒》这个大约一万六千字的故事中，“红线盗盒”这个故事就已经被处理为一个五百字左右的小段落;到了《万寿寺》这部17万字的长篇中，红线盗盒的故事就只剩下一句话：“看过了《甘泽谣》的人都知道红线盗盒的故事是怎么结束的：薛嵩用尽了浑身的解数，也收拾不了田承嗣。最后是红线亲自出马，偷走了田承嗣起卧不离身的一个盒子，才把他吓跑了。”
《红线传》中“红线盗盒”的核心情节被完全作为次要情节处理，那么，什么情节被留了下来？
这个故事第一次被重写时，《红线盗盒》保留了：1.基本人物关系：节度使薛嵩，妻妾红线。2.敌对势力：田承嗣和他的刺客，即三千“外宅男”。3.主人公的困难：被行剌威胁。4.解决问题的方式：红线盗盒，解决了困难。
那么，有哪些东西被扩写或增加：1.增加了说书人“王二”，他以小子自称，还透露出有个妻子姓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它让文本呈现双线结构，多了一条时间线：“现在”。2.主人公薛嵩和红线的身份和性格被具体化了，文明的迂腐和野蛮的洒脱形成对立，两人的对话和关系成为小说的主体。红线被赋予山寨大小姐的身份。3.敌对势力由刺客来执行，行刺的过程被具体化，重复的行刺成为故事的主体部分。这些刺客在唐人故事中只是一句带过，但在《红线盗盒》中刺客行刺的情节被扩写。4.变化故事发生的地点，闷热潮湿的环境被具体化了。5.次要人物官兵和刀枪等道具被具体化了。
于是，《红线盗盒》的故事成了：节度使薛嵩屡遭刺客行刺，被逼赤身裸体带着红线逃跑到后山（隐隐让人想起《黄金时代》），府第被烧，手下散去，以遗书感动红线。红线搬来救兵，后又只身盗盒，才挽回失地和颜面。故事由说书人进行讲述，讲述的依据是薛氏秘籍之类的版本。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有起承转合的故事，符合传统故事的各种要素。也可以看到唐代故事如何作为原始数据被保留在故事中，然后作者又对故事中的各种要素进行赋值，丰富人物的性格，让主人公之间形成情感矛盾（喜欢与不喜欢的转换），增加故事的质感，渲染故事的画面，从而输出一个双线程的完整故事。
而与《万寿寺》相比，这样的故事就像一台低版本的计算机，只能进行简单的运算。到了《万寿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台奔腾起来的机器，具有强大的运算能力。“红线盗盒”的故事在这里被分解还原了，故事变成：晚唐时薛嵩变卖万贯家财，带着一队慵懒散漫的雇佣兵离开长安，来到湘西，建设了凤凰寨，随后发生的故事可以概括为薛嵩抢红线、建造囚车、刺客行刺、高塔救人、长安情感戏等几个部分。这其中薛嵩抢亲、囚车建造、刺客行刺等部分，被一次次进行“沙盘诗学”，以此提供了各种可能性。比如刺客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行刺的对象有可能是薛嵩，也有可能是红线，刺客一遍遍被杀掉，随着各种赋值的不同，出现的情景也不同;又比如囚车的建造被一遍又一遍进行描写，每次囚车的功能都各不相同。 这样的“沙盘诗学”带来的新问题，则是情节支离破碎，各部分的设置前后矛盾，拼合在一起之后，整套程序无法运行，也无法给读者提供阅读的逻辑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小波自然而然想到双线叙事。在王小波最早的小说《绿毛水怪》中，已经出现讲故事和听故事这种最原始的套盒结构。可以说，《绿毛水怪》中的两层叙述，其实就是“双线结构”的先声。而且在他早期一系列的短篇小说中，都运用了双线结构。于是，王小波为《万寿寺》植入了另外一条故事线，或者说，他放大了原来在《红线盗盒》中的“说书人王二”这个角色，给他重新赋值：在北京，他多年连助教都评不上，他在写各种朝代的《精神文明建设考》，他去万寿寺修理堵塞的下水道，他跟一个白衣女人谈过一场恋爱。然后，王小波又为他安排了一条寻找记忆的故事线：他失去记忆，认不出自己的妻子，也不认识同事和表弟，对自己创作的小说书稿也完全陌生，充满怀疑。然后记忆慢慢回来了，白衣女人跟妻子重合，他也开始动手改写之前的故事。
由于这条故事线的放大和植入，薛嵩凤凰寨的故事就成为“中国套盒”结构中的里层，而外面用一个“失去记忆—找回记忆”的基本故事框架将之装起来，所以内部无论如何运算，输入任何结果，解释前后矛盾也不会让系统崩溃，而只是诸多运算的子线程之一。正是因为情节的沙盘被不断推倒重来，所以小说需要一个更为兼容的逻辑外壳，需要一条可以连接读者和小说原始数据的故事线，所以我们看到《青铜时代》中三部长篇，都不约而同采用双线叙事：有一条紧贴现实的故事线，为可以抹除重来的重写线，提供必要的支持。前者为后者因为重复所产生的“不统一性”提供了“统一性”的支持。而沟通两条故事线之间的管道，被称为“连通管”。《万寿寺》之中的“连通管”，是通过“古今如一”的思维进行迁移的，也则是古代也会发生当下的故事，当下的问题也可以追溯到古代。共同的问题，共同的事物，共同的人物关系，这些都可以成为在两条线索之间跳转的条件，比如“表弟的出现”，小说中是这样说的：“在薛嵩的故事里出现了一个表弟，使我深为不快。如你所知，我也有一个表弟，而且我不喜欢和薛嵩搞得太相像。”在这里，时空出现了含混，假定的现实和虚构出现了隐约相似的人物和关系，于是可以通过“表弟”这样一个“连通管”来实现在两条故事线之间的自由跳跃。
至此，王小波的整部《万寿寺》终于具有了一套成熟的程序运行结构，能够将《红线传》中的人物和事件处理为原始的数据进行调用，并通过重新赋值，让它们可以吸纳王小波恣肆汪洋的想象力，呈现为五彩斑斓的画面。薛嵩故事线的每一次“沙盘诗学”，最后都返回到主线程中，也就是回到现实，回到灰蒙蒙的北京城里，回到庸俗的现实之中。这样一来，运算不论结果如何，都能够为现实生活提供含混的寓意空间。而北京城里的故事一遍遍盘旋出现的原因，则归结于记忆的混乱无序;这条故事线以记忆的逐渐清晰作为最终解，这个答案找到了，故事也就结束了。
二、重复与重置
“沙盘诗学”所造成的不断重复，让原始数据的赋值和抹除成为必然动作。那么，在《万寿寺》中这样一个动作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技术来完成的呢？王小波采用了“开始”作为他的句法结构。非常容易就可以在小说中找到以下的句子：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第一章·第一节）
随手打开一卷，恰恰是故事的开始。（第一章·第一节）
所以这个故事又重新开始道：晚唐时节，薛嵩曾住在长安城里。（第一章·第一节）
这样，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灰色的开始，这种色调和中古这个时代一致。（第一章·第一节）
这样，这个故事从灰色开始，现在又变成红色的了。（第一章·第一节）
假如我的故事如此开始，那天下午薛嵩没有回到自己家里，而是走到寨心去了。（第一章·第二节）
我的故事又重新开始道：晚唐时节，薛嵩是个纨绔子弟，住在灰色、窒息的长安城里。（第一章·第三节）
我的故事还有一种开始，这个开始写在另一沓稿纸上。（第二章·第一节）
这个故事暂时也这样放着吧。这样我就有了兩个开始，这两个开头互相补充，并不矛盾。（第二章·第一节）
一切变得越来越不明白了。因为我的故事又有了另一个开始。（第二章·第二节）
假设这才是故事真正的开始，则在此以前的文字都可以删去。（第二章·第二节）
看来，我的故事写了很多年还没有写完，我找来找去，找到的都是开始，并无结束。（第二章·第三节）
如前所述，这个刺客还有可能是个亮丽的女人。（第二章·第三节）
砍头的情形是这样的：（第三章·第一节）
我的故事又到了重新开始的时刻，面对着一件不愿想到的事，那就是黎明。（第三章·第二节）
“早晨，薛嵩醒来时，看到一片白色的雾”，我的故事又一次地开始了。（第三章·第三节）
我的故事重新开始的时候，薛嵩已经不是个纨绔子弟，成了一位能工巧匠。（第四章·第一节）
与此同时，他开始画图，设计那座关红线的囚车……我喜欢这样来写。（第四章·第一节）
在故事开始时，我提到有个刺客（一个亮丽的女人）来刺杀薛嵩。（第四章·第二节）
这个故事因此又要重新开始了。（第四章·第二节）
我的故事从红线面对那个女刺客时重新开始。（第四章·第二节）
还有一件需要补充的事，就是对于让自己被杀掉一事，那个女刺客没有平常心。（第四章·第二节）
在这个女刺客被红线逮住的事情上，我恐怕没有穷尽一切可能性。（第四章·第二节）
我的故事重新开始时，一切如前所述。（第五章·第一节）
我的故事重新开始时，老妓女既不老，也不难看，只是有点神神叨叨的;或者说，有点二百五。（第六章·第一节）
如前所述，那个刺客头子也是学院刺客，我既决定对学院派抱有善意，就不能厚此薄彼，只好对他也抱有善意。（第六章·第一节） 在薛嵩的故事里出现了一个表弟，使我深为不快。（第七章·第二节）
从那位表弟的眼里看来，那天晚上的景象就大不相同。（第七章·第二节）
这些语句以及与它类似的其他语句一起，构成了“沙盘诗学”的启动模式，它或者将讲述过的故事再重新复述一遍，或者将呈现过的情景再一次进行赋值并重新描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语句在前面的章节比较密集，而到了后面的章节则逐步减少。究其原因，是越到后面的章节，北京城的故事线占比就越来越多，薛嵩凤凰寨的故事线逐渐减少。故事的重复少了，关于颜色的意象重复也呈现了由火热的红色到单调的灰白之间的变化。
我们以小说中“白色”这个意象为例，小说中有许多白色的事物，比如：白皮松、白蚁、白色的霜、白云、白色的纸门、白纱手绢、白纸、白胡子、白马、白色衣裙、白鸽、白色的雾、白兰瓜、白茫茫的雪地、白色的睡袍……小说中的女主角白衣女子，就连妓女也是皮肤白皙。而这样的白色，是在“灰蒙蒙”的衬托之下才显得纯洁而富有诗意，同时也多解地指向苍白无聊。而在湘西凤凰寨，阳光是红的，土地是红的，刺客的血是红的，红线系着红色的丝巾，皮肤也是红的。激动起来脖子是红的，兴奋起来身体也是红的，这些代表活力的红色不断重复出现，最后又被代表了庸俗无聊的灰色和代表固定回忆的白色所取代。更为具体地说，这样一部小说，从朝阳初升开始（小说中不断提及早晨），到日落西山薄暮冥冥的黑白两色，喻指想象和青春不断流失，而—切终将走向庸俗无聊。
由颜色的不断重复谱写而成的情感流动在小说中弥漫，这成为小说基调和内在逻辑的一部分。意象的重复与“沙盘诗学”所造成的纷繁蒸腾的意象一起指向生命的勃勃生机，也与“沙盘诗学”所依附的现实一起凝固成灰蒙蒙白茫茫的大地，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是在用故事的反复谱写完成他的小说诗学的建构。
三、诗意对故事的拯救
通过以上的层层推论，我们大概能够明白为什么《万寿寺》虽然被视为王小波长篇写作的集大成之作，却很难被很好地概括，也很难被很好地理解。因为对读者而言，故事总是想要容易被读懂并理解背后的寓意，而《万寿寺》这样一本小说，它在意的不是故事的完整，而是诗意的完成。
在这部小说的结尾，王小波留下了这样三句话：“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将这三句话连起来看，我们就大概明白这样一部小说的荒凉所在。
我们开始以为王小波通过层层运算希望获得的解，是记忆失而复得的欣喜;但最后却发现艰难的运算之后得到的正解是：诗意，记忆的回归就是现实的凝固，飞扬的想象所产生的诗意之美就这样“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庸俗的灰色大地上有“戴蓝布制帽，穿蓝布制服”的领导，还有写不完的各朝代“精神文明建设考”，以及万寿寺重复堵塞的下水道，这些都是沉重的肉身，在一次次盘旋之后，诗意终将凝固并失去。
王小波在1997年2-4月写给朋友刘晓阳的电子邮件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年轻时是自由人，后来成了家庭的囚犯，最后成为待决的死囚。”这样的感慨距离《万寿寺》完成之后不久，也可以理解为王小波当时现实生活的脚注。将《万寿寺》理解为一首生命的长诗，这样的解读对《万寿寺》来说并非是一种窄化，而是更贴近作家创作的本意。王小波曾说他早年写诗，希望自己能当个诗人;他最爱的赞美是“你真是一个诗人”;他完成第一个长篇之后，发出的感慨是“吾诗已成”;他在回顾师承时致敬的翻译家查良铮和王道乾也是诗人。相比于其他两部长篇《红拂夜奔》和《寻找无双》，《万寿寺》无疑更为圆熟。它成熟的标志在于，在这部长篇中，王小波终于不需要具体的批判对象来确立它作品的意义了;王小波直接面對的是一个更为庞大的存在，更为接近生存本质的庞然大物。《万寿寺》应该是作为王小波新的创作的开始，而不应该成为他的句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的去世显得那么残忍，它中断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让它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未完成的王小波已经在它的小说中创造出飞花摘叶皆可成诗的世界，如果他能继续再写下去，那该是多么伟大的景观。
生命终将消失，诗意也终将消失，但是诗意依然非常重要，这么重要的诗意就是独立于此生此世逻辑线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可以被还原到最初的状态，变成原始数据。要进行“沙盘诗学”，要进行意象重复，则首先需要对描写对象进行必要的还原。那么，在王小波看来，最初的设置又是什么呢？在《黄金时代》中，王小波将原始数据还原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此来对抗荒唐的批斗;而在《万寿寺》中，这份原始数据则还原为一个人，赤身裸体，挑着扁担，用竹篾将生殖器挂在肚脐前面。接着这样一个原始的生命，他将遭逢爱情和性，也将见证死亡和虐恋。他将死亡与性进行了组合，从而创造了氛围暖昧的囚车和刑场;他将美好的生命形态遍历其中，于是产生了诗。而这些诗意，是身处北京郊外寓所之中的王小波内心深处对青年时代插队生活的一次次反刍。穿越时光的反顾让他深感现实的寂寞，也感到了回忆的温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万寿寺》是饱含深情的一次诗意之旅，它是四十四岁的王小波对二十岁的王小波的一次次深夜探访。这样的探访不可能产生一个具有完美意义的故事，只能是支离破碎的记忆，一遍遍在薛嵩身上重现，从而反照着北京城里的失忆之人（既是作者，也是小说中的写书人）。
综上所述，《万寿寺》中王小波调用的既是历史故事，也是青春勃发的记忆，穿越时间而产生的诗意，完成了一次对支离破碎故事的拯救，让整部小说涌动着生命的律动，也发出一声深秋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