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治理雾霾“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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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霾,又见雾霾。这几年来,雾霾屡屡现身神州大地,而今年的雾霾和往年不大一样。以往雾霾只是集中在淮河以北区域,但是今年雾霾大举南下,从11月中旬以来,上海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明显比北京高。事实上,不只是上海受到雾霾的笼罩,一直被视为空气治理典范的香港在入冬以来也出现了雾霾天气,而这是以往所难以想象的。
  如何治理雾霾?加强监管,减少污染源是大家经常提及的。不过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目前这样的状态估计得持续好几年,因为环境保护是一连串事件,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很有可能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前半段——污染程度随国民收入增加而逐步严重。
  1991年,经济学家格鲁斯曼和克鲁格对多个国家的不同地区进行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其中包括14种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物近12年排放量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关系的变化,发现这样一个特点:污染程度首先会随着国民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变得逐步严重,然后在国民收入平均值超过某个水平的时候,环境污染程度会开始下降,与库兹涅茨曲线类似,会出现一个倒U形曲线,而其“峰值大约位于中等收入阶段”。
  远水不解近渴,在环境未得到根本改善之前,个人能够做些什么?购买供个人使用的空气净化设备可能比政府监管更有效,更能够保护自己的健康。
  美国的职业安全与卫生管制(OSHA)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学者认为美国的OSHA管制过于僵硬,它的规制成本比它的收益还大,比如说,在面对工作场所的噪音规制时,现有法律太过于僵硬,要求工厂购买更为昂贵的降低噪音的设备,却不允许工厂让员工购买保护耳朵的耳塞——尽管这个办法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而且其成本却远比OSHA的规制要低。如果员工戴了耳塞,尽管工作场所的噪音还在,但是因为有了耳塞的保护,噪音已经不会对员工的健康产生损害。
  空气净化器和防护口罩也是这个道理——尽管雾霾天还是存在,不过有了这些防护设备,雾霾也不会对个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方式可能是更有效率的。购买一台能够净化20平方米的空气净化器需要2500元人民币,能够防止PM2.5的口罩也就是10元左右——如果一个口罩用3天,一年的雾霾天为60天,那么其防治成本就是200元。如果在家里用上空气净化器,外出戴口罩,那么雾霾天对个人的健康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以上海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例,全市2300万人口共有825万户家庭户,其他的300万人口洒落在集体户中,大约有300万个单个户。如果每户家庭都购买一台空气净化器,那么共需要1125万台空气净化器,以每台2500元计算,购买空气净化器的成本大约是280亿。如果2300万人每人都需要200元的口罩设备支出,那么总共需要46亿元。更为重要的是,买了空气净化器和口罩,就能够或多或少减缓了雾霾对个人健康的影响;而大量的政府投入并不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缺乏对公共财政投入监督的当下中国,更是如此。多年前中央投入近千亿资金耗费6年时间治理辽河、海河、淮河、太湖、巢湖、滇池水污染防治工程,但最终无功而返。
  仔细算下来,如果要在家庭和外出时免受雾霾的不利影响,全市共需要支出326亿元。这样的成本尽管看起来很大,但是折合到每个家庭却也不算多—— 因为空气净化设备并不是一年支出,而是可以使用多年,如果以十年计,那么这个数字比政府方面宣布的空气污染治理成本要低。
  当然,很多家庭可能对空气非常在意且有足够的资金,就可能会购买更多的空气净化器;而有些家庭则因为收入限制不得不放弃空气净化器。不过,还是会有很多人会指责这种做法:这种私人应对空气污染的方式是不是忽视了低收入阶层—— 也就是那些买不起空气净化器的群体?可行的办法是由政府对低收入阶层提供基本的防护设施。如果私人真的能够行动起来,那么雾霾天也影响不了个人的健康。在不能够根治阴霾天之前,这是一条成本较低且更为可行的方式。换句话说,这也算是另一种“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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