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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走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变化已经从2003年4月20日的这个下午开始。
这是中国首份非典报告《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起草后的第90天。这一天本应负责发布信息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并没有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工作人员急匆匆把桌牌上他的名字换成了高强。随后，这位副部长向记者们了发布消息：“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
在此后诸多有关非典的记述中，这一天的发布会都被视为抗击非典的“分水岭”；而在中国政治变革中，这一天也成为了此后10年中国官员问责制度的开始。
有记者问，未到场的卫生部部长是否已经提出辞职？5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还只有37例。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还曾向中外记者宣布，北京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果然，那位记者提问几分钟后， 直播现场的电视屏幕上就打出了滚动字幕：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这两项人事任免很快成为世界瞩目的新闻，也让中国政府因未能有效控制非典而造成的被动局面得以扭转。当时，法新社报道，在停止隐瞒SARS疫情方面，中国领导层采取了引人注目的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更为直接：中国在行动；英国《卫报》的标题是“为SARS中国解雇部长”。
中国式隐瞒
对于履新仅93天的孟学农来说，这是此后10年坎坷仕途的开始。两天后，他请辞北京市市长，成为共和国成立以来这座城市任期最短的一任市长。
很多北京人都为孟学农的仕途惋惜。1983年，34岁的孟学农已经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官居副厅。十年后，他出任北京市副市长。那时候他频繁出现在街头，并因为 “菜篮子”工程中的亲民表现，在京城留下了不错的口碑。
2003年，又一个“十年后”，孟学农在履新北京市长的记者见面会上踌躇满志：“新一届政府一定要做一个敢于负责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与此同时，63岁的张文康则刚刚在卫生部部长位置上取得连任。部长同样表下决心：“一不当太平官，二不当糊涂官，三不当贪官赃官，四不当‘面团官’。”
只是事与愿违，市长和部长许下决心一个月后，“广东发现SARS”的消息已经开始在坊间流传。2003年2月11日，广东成为第一个公布真相的省份，承认省内当时已发现305例非典型肺炎病人，并有5例死亡。
不过，在北京，当网上关于“非典”的消息开始传得满城风雨，两会的报道仍占据着媒体的版面。中国政府正完成换届，3月6日，北京市接到第一例非典病例的时候，正是朱镕基作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
流言中最为精确的信息甚至已经指明了收治SARS患者的医院；传说中可以预防非典的中药制剂也在北京市民间流行。北京的一所中学的课堂上，清热药物产生的副作用让学生们一个个举手“要去厕所”；北京的大街上，口罩成了抢手货。
电视机里，中国官员们仍旧延续着中国式的官场语言。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出席新闻发布会，把“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这句话重复了好几次。而当时媒体的统计数据显示：那时，中国发生疫情的省份已达26个。
国际上的反应同样不像部长和市长的表态那样轻松：原定于4月中旬在京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峰会已经推迟；英国滚石乐队在京演唱计划被迫取消；世界卫生组织把北京重新定为疫区。
官方的态度终于开始改变。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南下考察，他来到广东疾控中心，用到了一个词——揪心。细心的媒体注意到，4月20日之后，官方用词已经从“完全有能力控制非典”，变为“决定打一场硬仗”。
从风暴到制度
这是几十年里中国第一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如此大规模罢免失职官员。仅在孟学农、张文康被免职后的一个月里，因抗击SARS不利而被免职的官员超过一百二十人——当时媒体称这场大规模免职为“问责风暴”。
在随后的一年里，更多的官员被卷入这场“问责风暴”——中石油原总经理马富才因开县井喷事故引咎辞职；密云县县长张文因北京密云灯会发生特大死伤事故而引咎辞职；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因特大火灾引咎辞职、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县副县长彭仲华因矿难引咎辞职……《中国新闻周刊》评论道：这场风暴有可能导致一场影响深远的体制革命，也有可能只是另一次过眼云烟式的“运动”，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同时也成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时机。对于新一届领导人来说，接下来要做的是，是如何将一场运动式的风暴，在制度层面延续下来。
在此之前，《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已经在2001年4月21日开始实施。其中第十五条规定：“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2004年，非典后的一年里，中央政治局会议很快审议通过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其中列出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9种情形，包括在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等等。
2005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问责制的相关内容作了规定。一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也就是在这一年，广东省梅州兴宁市大兴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23人死亡。梅州市常务副市长、兴宁市市长被撤职。这一年问责最高的领导，是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他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引咎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