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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登山者命殒山际，所留给他们亲友的惟有悲痛。人们总说：他死得其所。其实从那一刻起，他们的亲友：妻子、丈夫、子女、双亲及挚友们的苦难才真正开始。——摘自《Where the Mountain Casts Its Shadow》。
他们不忍告诉我乔已经死了，总之不是在第一时间，他们说：“他失踪了。”1982年5月17日傍晚，他在8200米高刀刃般冰山脊上失去踪影。那年我30岁，相识两年半的男友乔·塔斯克参加一支英国登山队，试图攀登珠峰东北山脊新路线。他34岁，是英国登山界后起之秀，曾开创数条喜马拉雅山脉新路线；包含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北山脊新路线及印度境内chagabang西壁新路线等。当天与他一起失踪的是曾于1975年由珠峰西南壁新路线登顶31岁的老伙伴彼得·博德曼。
5月15日清晨，乔和彼得由6400米前进营地出发攻顶。登山队领队克里斯·博宁顿与大本营总管安德瑞·古登用望远镜观察他们已经无氧攀登了两天。17日天光渐微，绕过一个山脊尖塔后他们消失在视野之外，从此失去踪影。
噩耗狂风般摧残我的生命，如碎叶四处飘零。数月间我日复一日踯躅踱步，全然无法接受乔的死讯，不相信他再也不会回家来了。那年9月，我和彼得的遗孀希拉里一起出发前往珠峰。
我们在卡车背上横越尘土飞扬的高原，循着他们经历的旅程步行十日，翻越珠峰东部Kharta与Karma山谷间高耸的鞍部。沿着二十公里的颠簸山路来到珠峰东北山脊下的前进营地。我们坐在营地收集着他们的遗物威士忌酒瓶、残留的胶卷盒和一本书的残简，那本书是行前我替乔准备的旅途读物。下山途中经过绒布克山谷，留下一些东西在乔与彼得的纪念石堆上，双手扒土在四周建了一座花园，移植了一些苔藓，埋下罂粟花种子，试着美化埋葬最挚爱的人的墓穴。
没有人能教你如何悲悼。登山可以事先准备，但一旦面对陡峭山坡谁也无法预期会发生什么事。珠峰行前我前往拜访克里斯·博宁顿和他的妻子温迪。克里斯耐心听我喋喋不休谈论着乔。站在一座山丘顶上，望着云影划过脚下绵延起伏的绿野，克里斯突然对我说：“我想你不能想像，有一天你会再恋爱的，让自己快乐一点吧。”
记得当时我很生气，认为他低估了我的悲恸。然而，最后证明他仍是对的，1986年，在一次交换教师活动里我认识了加拿大籍兽医达格·高英，与乔一样热爱探险，不同的是他愿意为我妥协探险的层次，让我能跟得上一起参与。
我们结婚了，十多年后某天，我们沿着奥地利多瑙河操舟而下，午后天空满布滚动的狂暴云团。靠岸后在一间咖啡屋中，达格看着菜单准备点餐，我来到电话亭打电话给英格兰家乡的母亲。她的声音不似平时欢愉轻松，而是语带抽泣。
“他们在珠峰上找到一具尸体”，她脱口而出。时间似乎停了下来，影像愈加鲜明。我斜倚着电话亭的玻璃门，凝视着斗大而完美的雨珠弹落在广场闪亮的平板石上。“新闻报道了”，母亲娓娓道来：“他们说应该是乔或彼得的尸体。”
我打电话给鲁斯·瑟费特，她是一位精神科医师，与伦敦一位神经学家兼登山队医师查理·克拉克结婚32载。她说一位哈萨克斯坦登山者在珠峰东北山脊看到一具尸体。他下山会把照片寄给博宁顿，得再等几个星期才能收到这些照片。
“一张照片，”我对达格说“如果那是乔，在珠峰山脊上躺了十二年，看来会是如何?应该会被完好地保存，永远地年轻．而我却已青春渐逝!”达格轻柔地提醒我，在永不休止的强风，酷寒与紫外线侵袭下，尸体无法保存得很好，甚至可能已无法辨识。
一个月后，克里斯·博宁顿收到那些照片，希拉里与她的婆婆从衣着上认出那是彼得。对希拉里来说，她一直相信自己的感觉，彼得当时并未坠落的想法获得确认。如果彼得摔得很凄惨的话，她一定会有所感应，她总是这么说。我开始担忧如果被发现的是乔，会从我心底曝露出什么呢?而我对看到在山上死去的遗体感到恐惧。
见到希拉里时她交给我一个棕色大信封套，轻轻抽出里面的黑白照片，原以为自己已准备好了，但亲眼目睹照片时却不禁放声大哭：脱了水的皮肤紧紧黏附在骨骼上、漂白了的头发、头颅曝露著，裸露的手空荡荡地摊在雪地上。除了残坏的身躯，荒凉渺无人迹的景象带给我相同的震撼。彼得的皮囊孤零零地靠在东北山脊一片雪坡的荒凉影像深植在脑海，当我对着照片大哭时，同时也是为乔哭泣，他消逝在如此遥远的地方，远离了温暖的生命。
“这是一个残酷的环境”，出事前几个星期，他从大本营写了封信给我，描述强风、酷寒与艰困地貌，如今我真实地目睹了他所说的一切。
“如果登山是全然的安全，那么就不再有如此大的魔力”，罗伊·罗宾斯如是说。他是美国大岩壁攀登运动先驱者之一。“起初你知道它有危险，然而讽刺的是，越是有人丧生的山，登顶所带来的成就感就越高。”
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如何准备，当你接到一通电话，或是有个人来敲你的门，告诉你发生暴风雪或是雪崩，你亲爱的人，妻子、丈夫、爸爸或是女儿，没办法回家来了。
这是真实的：对许多人而言．冒险是这项活动的要素之一。过去十年来愈来愈多的登山者愿意坦承道出高海拔攀登的黑暗面。“登山活动的本质就是它会杀了你”，英国登山家乔·辛普森这么说，他在著作《Touching the Void》中叙述在秘鲁安地斯山脉与死亡近距离接触的经验。“极少登山者愿意公开谈论关于死亡率的话题，毕竟一旦面对就像揭开棘手的潘多拉的盒子，人为什么要登山?相当脆弱的理由，面对仔细的检视，很难站得住脚，所以人们宁可避免探触这个话题。每每谈到这个题目，登山者就觉得不舒服。总想：不、不、不是这样子的。然而，你必须去面对这个事实。”
住在加德满都的登山史学家伊莉莎白·霍立收集了数十年来喜马拉雅山脉的登山记录，从1950年到2001年间到尼泊尔登山队的死亡率是1.9％。然而，她指出这是包含尼泊尔境内所有山峰登山队的统计数，如果缩小来看喜马拉雅高山的新路线攀登，那么这个比率将会急剧升高。
由查理·克拉克与高山医学指南作者安德鲁·波拉德合作的调查报告，统计了1968年至1987年间攀登海拔7000米以上83支英国登山队记录，在535位登山者中有23位丧生。如此死亡率就高达4.3％，每五支登山队就有一位死者。但这并未包含夏尔巴与协作的人数，因为很难得到精确数字。“这个数字与F1赛车手的失事率相比，意味着每25个赛车手就有一名丧生，那真是疯狂。”克拉克说，“这种运动的危险性简直令人无法承受。”
乔常说他死在山上和车祸丧生几率是一样的，许多登山者也抱持 相同论调。但是根据美国高速公路交管局统计，每年有42000名驾驶员在车祸中丧生，就2.81亿人口来说，约每6700人有一名身亡。当我询问犹他州Moab城登山者斯蒂芬·戴维斯，她有多少位朋友在山难中丧生．她说有八位；美国登山家马克·托沃特说他认识的朋友有43人罹难；乔·辛普森说过去十五年来平均每年就有一位朋友逝于山难。有多少人会在车祸残骸中死掉那么多朋友呢?
鲁斯·瑟费特认为：“危险对许多人来说，完全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许多登山者总以为别人遇到悲惨，是因为倒霉或是错误动作所致。他们说：“我很小心，我曾经历过这么多次登山考验，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遇到那种危险，万一撑不下去呢?这一向都是登山界的禁忌。许多登山者都乐于讨论他们登山的理由，恐惧、快乐、有目标的感觉等等。但如果问到那在家里等候他们安全回家的亲友时，语调马上改变。
一位热情洋溢的斯洛伐尼亚登山者汤姆·胡马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谈到这个问题时马上沉默下来，“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说。
英国登山家安迪·克瑞克帕特克是两个幼儿的父亲，触及这个话题，立刻变得自我防卫：“如果我是第一线的警察，那会有何不同吗?”
只有罗伊·罗宾斯毫不畏缩地面对这个问题：“必须记住。如果我们选择的是面对一些真实的危险，有时候难免要付出一些代价。”
“谁的代价呢?”我反问，“是那些留在家里等候的人吧?”
“是啊，那是最主要的代价。”他回答。
直到1980年代大部分登山精英都是男性。此后愈来愈多女性登山者出现，然而，巨峰上最艰难路线的殿堂仍由男性把持。那么他们的亲密伙伴是否也一起登山，应该明白其中危险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所认识的登山者中，只有极少数夫妻一起登山。只要提及生命以及死亡的风险，就可以感受到一堵高墙围绕着她们。她们并不抱怨甚或质疑，一种无可言喻的默契，接受或者离开他。
1979年，我与乔结识于一位朋友家中，乔正和朋友们叙述他和迪克·瑞舍如何攀登印度境内7066米的Dunagiri峰新路线，在断粮、缺乏燃料的情况下，历经五天艰险回到山下。乔是一个精瘦的汉子，蓝色的眼睛，饱受风霜的模样，穿着牛仔裤和渔夫毛线衣，前额布满皱纹，头发稀疏。如果在街上擦肩而过，我想我绝对不会多看这家伙一眼。
认识乔之前，我对登山者的世界已略有认识。我大哥米克也是登山者，而我与年轻登山者艾力斯·麦克英瑞合租房子。我曾看着他们的女友承受登山期间分离的巨大压力，这不是她们期待的生活。然而．乔掺杂着热情与危险的气质吸引了我，他丰富精采的生命使我这个高中老师倾慕不已。我发现置身于一群世界顶尖登山者中，他们不断旅行、计划未来的登山活动、离家到遥远山区挑战困难的新路线，然后带着精采狂野的故事回到世间。他们的生命没有静止的时刻，没有任何事是确定的。
做为一个新进者，我仰慕温迪·博宁顿，她曾经历一段很长的艰辛岁月。1966年，博宁顿攀登厄瓜多尔一座火山时，他们两岁的儿子溺死在小河中。一个星期后博宁顿才获知噩耗，又花了一个星期才赶到家。然而，温迪从未要求他不再登山。他们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博宁顿继续攀登K2、安纳普尔娜峰、珠峰等，终成英国最著名的登山家之一，温迪则一直待在家中。“爱对我而言就像一株大树，如果设下限制，就如同砍掉树的枝挂不让它滋长。人总有令人无法理解的部分，对我而言从不曾影响我是否爱他”，温迪说。
并非所有妻子都能如此支持丈夫的探险生涯。鲁斯·瑟费特说：“我不认为做一个登山者就需要被特别保护．或拥有全部的世界。更何况为何他们亲爱的忠诚的妻子就绝对不可以说些惊吓他们的言语。说实话有太多的疑问了。”每当查理登山远行鲁斯就成为单亲妈妈，一手抚养两个女儿，同时担当全职精神科医师。鲁斯又说：“我宁愿自己不是一个小妇人，需要扮演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角色。我清楚我在家中所承担的，远比他在山上所承受的职责要重得多。这几乎将我推到极限。我想，是的，我很了解我们两人间谁是真正的强者。”
然而，鲁斯同时强调她与查理是诚挚永远深爱着彼此。登山者不太会令人失望，他们从不感觉他们在浪费生命，他们去到那里，完成了些使命。鲁斯认为查理在山上能找到生命的元素，到了山上就变得更活泼、更有自信。就像大多数登山者，在高山荒野就活灵活现，这种感觉是居家生活无法提供的。
“博宁顿留下两个小孩给温迪照顾，而查理留给我两个孩子外加一份全职工作”，她说“他们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我是一个勇敢的登山者。经历难以想像的危险，而你不过是照顾房子与家庭，让我们试着来平分这些工作吧。”
“当他回到家，就变成个讨厌鬼，总是破坏甜蜜气氛，以为整个宇宙该以他为中心旋转，天啊!我讨厌他回家来时的样子，总是太自我。然而，每次登山结束后不久，我又无法满足他了。没有一个妻子可以供给他们在山上时所能获得的真实的爱与无与伦比的罗曼史。”
对许多登山者而言，回到平地才是困难的开始。乔·辛普森说，登山者在山上所面对的是最原始的恐惧，如坠落、雪崩中窒息等等；而回到平地，他们必须面对的却是无法控制的恐惧，例如：金钱孩子、事业、成功、爱情等日常生活所必须面对的难题，而这些问题总是挥之不去，而且无法全然解决。
当我跟克利斯·博宁顿谈到这个议题时，他理解地微笑着说：“简单的问题通常才是大问题，不是吗?这些小问题才困难，整理税单、修车、照顾小孩等细枝末节的事，其实比登山更为困难。生与死之间反而简单。”
如果你问鲁斯为何要嫁给个登山者，她会笑，因为她太忙以致于没有时间离他而去。其他人则喜欢分开的时间，45岁的艾琳就是如此，她与48岁的丈夫艾力克·辛普森经营了一个国际高山向导学校。1999年，艾力克率领一支珠峰登山队发现了1924年失踪的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的尸体。艾琳说：“艾力克暂时离家登山对我们的夫妻关系有利。就像一个持续更新的过程，每当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他就离开几个月，让我有时间重新回忆真正喜欢他的种种优点。”
“如果你把他抛在背后，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生活会比较轻松。”32岁的劳恩·索内特在2002年初时谈起她的感想。她嫁给马克·索内特共同生活了五年。一整年里有好几个月马克外出登山，劳伦则待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
1999年，马克和艾力斯·劳瓦攀登巴基斯坦境内的Great Trango后不到一个月，艾力斯·劳瓦就在希夏邦马峰遇难，这个意外让劳恩惊觉很可能成为寡妇。她跟我说：“这个噩耗真 都随风逝去。”
想像一具尸体碎成千万片、注视着棺木被放进墓穴、把花朵种植在石堆四周：这些仪式都是为了让人接受往生者消逝的事实。但是登山者如何遇难总是耐人寻味，哈洛德在傍晚时分独自一人攀登，而他的队友们却打道回府，乔与彼得完全了解他们的体力长期在高海拔攀登中已经削弱，而且如果万一在高处发生意外，他们这支登山队也没有能力上山救援，两人仍然选择在那个5月的早展出发。山难发生的经过至今仍是谜题，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彼此都未曾有机会开口“这真是疯狂，超过了我们的极限，我们下山吧。回家去拥抱我们的爱人吧!”
我常说对乔的过世并不感到愤怒，其他寡妇则承认她们无比的愤怒，有人踢翻房子四周的花篮，有人赏了一巴掌给前来通报死讯的人。我总是说：“至少乔死在他最挚爱的山上”，仿佛这件事对他或对我而言算不上是什么问题。
鲁斯总是坚持：“虽然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某种程度上你还是应该生气”，她说：“乔与彼得以及所有登山者，将对山的热情置于对家庭的责任之上。这真是一种错误，气愤总得找到出口。”
乔去世数周后一些遗物从珠峰送回。我发现一些写给另一个女人的情书，这才是最大的背叛，如果山没夺走他，或许我终究会失去他，那是我无法承受的悲恸。我把那些信烧了，将这个回忆埋葬了两年。当我终于愿意向一个朋友提及此事，才体会到自己强烈的愤怒，对于乔如何让我经历这些痛苦，我对他的期待，以及他所留给我的一切。我这才获得莫大的解脱得以继续向前走。
即便以为已经接受了事实，以为生活已经回到轨道，然而，潜意识却告诉你不然。偶然我梦见乔从珠峰归来，抱歉他所带来的痛苦，希望能再复合。这种忧伤的感觉像不曾结束的剧情，像一个盘旋而上的故事，起初紧紧束着看不到出口，如今只能望到模糊的地平线。有些旧伤它永远不会痊愈，但我总是疼爱、满怀感激地思念着他。
问登山者为什么登山，一致的回答就是：活在那一瞬间。如果问在山难中痛失亲人的人，悲剧是否带来任何正面的收获，他们通常会以登山者的情绪来回应，如果他们爱一个人的话，他们会让他知道；如果他们有一个礼物，他们就会给予，他们不求任何回报。
我可以领会这种情绪。乔的死剥夺了我对未来的生命欲望；我的生命只剩下过去与现在，从一个伤痛瞬间到另一个伤痛瞬间，一种活生生超现实的感觉，不具任何意义。而任何事也都可能发生。如今我终于理解这种强烈的感觉，正是乔留给我的遗物，驱使我遵循他的历程，取走我生命所需．尽管了解生命可能在一瞬间到达终点．没有任何警讯。乔的死震慑了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