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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年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的鸦片商就像在冰冷的海水中追逐血腥味的鲨鱼那样毫无人性，使得中国各主要城市郊外的垃圾场，成了吸食鸦片致死者的“墓地”。
1932年日本人统治下的奉天（今沈阳）
2021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90周年。韩国《东亚周刊》的专题报道指出，在从1931年到1945年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帝国重要的“生财之道”就是种植罂粟，对华贩卖鸦片。
在近代日本，从政府到民众都知道鸦片对人体的危害。1858年，德川幕府同英国交涉，签署条约，禁止鸦片流入日本。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欧美列强和日本都严防国民“鸦片中毒”。1912年，各国在海牙签署了《国际鸦片公约》;1925年，国际联盟（从1920年到1946年存在的国际组织）成员国在日内瓦签署了修订后的《国际鸦片公约》。
这些国家严防鸦片对本国国民造成伤害，却为了经济利益，将祸水引向中国。日本加入这个行列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伴随着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深入，日本在中国的“鸦片生意”日益做大。
1926年裕仁天皇即位时，日本国内保持着良好的“控毒纪录”。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美国每3000人中有1人长期服用含鸦片成分的药物;与之相比，日本每1.7万人中只有1人长期服用同类药物。
虽然日本国内的鸦片需求量极小，但仍然大量种植罂粟、生产鸦片，主要用于对华出口，牟取利益。
大阪府三岛郡福井村（今茨木市）的二反长音藏，是日本对华倾销鸦片的主要推动者。他向日本帝国政府建议，大面积种植罂粟，向中国出口鸦片，以缩减日本的贸易赤字。在日本内务省官员后藤新平的支持下，二反长率先在他的老家福井村培植罂粟。之后，二反长与星一（日本“星制药”的创立者）合作，成功培育出吗啡含量较高的“三岛种罂粟”，并在大阪府、京都府、和歌山县、冈山县、福冈县等地作为医药原料作物推广种植。
二反长音藏不但在日本种植罂粟，还把培育出的“三岛种罂粟”带到中国东北、内蒙古以及朝鲜半岛等日本的殖民地，并在当地直接制成鸦片贩卖，帮日本军部增加收入。为此，日本政府竟然称赞他为“日本鸦片之王”。他还写了一本《罂粟的栽培及鸦片制造法》，作为罂粟种植园主和鸦片销售商的“工作手册”。
随着鸦片产能不断提升，日本陆海军特务机关利用治外法权，公然在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东北地区和上海租界贩卖鸦片。当时日本陆军参谋部向帝国政府提交的报告宣称：可以将鸦片用作针对中国的“经济武器”，既能获取暴利，又能“全面降低中国国民的体质”，中日力量将此消彼长。
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的鸦片销售商开始加大在中国东北的推销力度，试图逐步消除东北人对鸦片的排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已将中国东北视为重点侵略目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奉天（今沈阳），控制了中国东北。后据国际联盟公布的统计数据：1931年，每120个中国东北人中有1个人吸食鸦片;到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的1937年，每40个中国东北人中就有1个人吸食鸦片。由此可见日本在中国东北倾销鸦片的力度之大。
为配合日本在中国东北倾销鸦片，伪满洲国政府给轮种大豆、罂粟的农民发放补助;将有吗啡、可卡因及海洛因服用史的人员登记在册，作为“潜在客户”，用“先发货后收钱”的方式为这些人配给鸦片;大力推动鸦片馆的设立，以极低的租金向瘾君子们提供舒适的场所。这些鸦片馆设在中国东北主要城市的平民区，每个城市的鸦片馆数量都达到3位数。瘾君子们通过口吸或皮下注射等方式，体会“腾云驾雾”的滋味。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人开设的鸦片馆，向十几岁的中国少年提供5%的“折扣价”！
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政府摆出一副“负责任”的姿态，声称为需要药物治疗的人登记，由“医疗馆”（实为鸦片馆）根据“患者的医疗记录”提供其所需的药物。实际上，鸦片馆对任何人都开放，“只要付钱，就是客人”。
日本鸦片商就像在冰冷的海水中追逐血腥味的鲨鱼那样毫无人性。他们涌入中国，使得主要城市郊外的垃圾场变成了“墓地”——每天早晨都有鸦片成瘾者的尸体在那里被发现。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的鸦片市场规模很大，远超虎门销烟之前的英国对华鸦片贸易规模。为了向中国出口鸦片，仅在朝鲜半岛，日本就组织了约8万人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种植面积超过8000公顷，年产鸦片超过4万吨。日本财阀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还从德国、伊朗、土耳其和新加坡采购鸦片，用船运往中国。据日军档案记载，1938年4月，三井物产把3万吨鸦片从伊朗运到中国;1939年1月，三菱商事把7万吨鸦片从新加坡运到中国。
日本天皇与他那个忠实的臣子——东条英机首相，利用鸦片这种“经济武器”获得了天文数字般的利润。这些钱大部分进了日本皇室的腰包。天皇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赏赐给日本军部，供各级军官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作为他们继续参与侵略战争的动力。
日本在中国肆无忌惮地贩卖鸦片，成为严峻的国际问题。国际联盟常设的委员会专门讨論了此事。曾到中国走访的埃及代表拉塞尔·巴萨指出：“中国境内的日本租界，被称为全球‘海洛因中心’和‘鸦片中心’。如此‘闻名于世’，日本应该感到羞耻！在中国，以洋行或外国商会的名义经营的鸦片、海洛因吸食场所达上千家，还有公然叫卖毒品的旅馆……人们使用很脏的注射器，针头不更换、不消毒，甚至不清洗！梅毒等传染病就这样从一个人身上蔓延到更多人身上。我曾见到几个吸毒者，他们身上到处都是针孔，像勉强维持生命的活尸……” 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日本帝国政府无动于衷。事实上，当时的日本通过国际清算银行到西方国家采购了大量军需物资，这些国家希望能够不断地赚日本的钱。控制国际清算银行的国际金融同盟，暗地里也不想日本结束侵略战争。
《东亚周刊》揭露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销售鸦片的“黑色产业链”。
无论是获得许可证的鸦片馆，还是没有许可证的所谓“鸦片窟”，全都被日本野寇崽团体（暴力团的前身，即黑社会组织）操控的黑市垄断。替日本陆海军从事贩卖鸦片业务的代理商，包括笹川良一、儿玉誉士夫那样的黑道人物。
除了经营鸦片产业，日本黑帮还与伪满洲国的日本宪兵勾结，巧立名目，通过收取各种费用敛财。例如中国人办红白喜事、清扫大街、更换街牌门牌、从江中取冰、租房、清扫烟囱等等，一应事务都要向日本黑帮缴费。中国人到银行办理财务事项，经常要拿出所涉款项的30%交给日本黑帮。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东北人早晨啃窝头，中午喝西北风，晚上抽鸦片——挣来的钱都归了日本人。
黑帮分子只是小喽啰，在他们背后还有大老板。
为了在中国做大鸦片生意，日本帝国政府在1938年1月设立厚生省，由裕仁天皇的亲信木户幸一担任大臣，负责推进“鸦片贸易政策”。同年12月，日本政府设立了所谓“兴亚院”，统管鸦片事务。翌年，日本“土药公司”成立，统管日本本土、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境内的罂粟种植业。
裕仁天皇在“多重御帘”之后隐藏得非常好。除了政府机构的人员以外，还有160多名幕后人士帮助天皇打理“战争生意”，他们被称为“天皇密使”。这些人大多是皇亲国戚，以及天皇的亲信。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裕仁天皇的侍从长——入江贯一。他被派往伪满洲国，担任伪满政权的“宫内大臣”，专司监控日本在伪满洲国的“黑市生意”。
正是这些“天皇密使”决定了哪些日本黑帮分子有资格到中国经营各类生意。他们甚至在日本东京搞地下拍卖会，让日本黑帮竞拍“赴华经营权”。那些通过逢迎侵略决策者拿到经营权的黑帮分子，到中国后还要向日本驻华宪兵行贿，以维持经营。因此，他们拼命压榨中国老百姓，否则别说赚取收益，可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天皇密使”攫取大量财富后，投资于日本的武器研究机构和兵工厂，通过侵略战争进一步大发其财。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派驻中国哈尔滨的间谍阿姆特莱·韦士柏在二战后回忆：“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经济侵略政策，建立并运行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高效产业链。”1932年夏，韦士柏接触了一名“天皇密使”。他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是日本皇室成員。这个人对韦士柏说：“日本陆军每天的花费高达五六百万日元。以后这笔钱就由（伪）满洲国来出了！”
编辑：姚志刚
2021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90周年。韩国《东亚周刊》的专题报道指出，在从1931年到1945年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帝国重要的“生财之道”就是种植罂粟，对华贩卖鸦片。
在近代日本，从政府到民众都知道鸦片对人体的危害。1858年，德川幕府同英国交涉，签署条约，禁止鸦片流入日本。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欧美列强和日本都严防国民“鸦片中毒”。1912年，各国在海牙签署了《国际鸦片公约》;1925年，国际联盟（从1920年到1946年存在的国际组织）成员国在日内瓦签署了修订后的《国际鸦片公约》。
这些国家严防鸦片对本国国民造成伤害，却为了经济利益，将祸水引向中国。日本加入这个行列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伴随着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深入，日本在中国的“鸦片生意”日益做大。
“日本鸦片之王”
1926年裕仁天皇即位时，日本国内保持着良好的“控毒纪录”。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美国每3000人中有1人长期服用含鸦片成分的药物;与之相比，日本每1.7万人中只有1人长期服用同类药物。
虽然日本国内的鸦片需求量极小，但仍然大量种植罂粟、生产鸦片，主要用于对华出口，牟取利益。
大阪府三岛郡福井村（今茨木市）的二反长音藏，是日本对华倾销鸦片的主要推动者。他向日本帝国政府建议，大面积种植罂粟，向中国出口鸦片，以缩减日本的贸易赤字。在日本内务省官员后藤新平的支持下，二反长率先在他的老家福井村培植罂粟。之后，二反长与星一（日本“星制药”的创立者）合作，成功培育出吗啡含量较高的“三岛种罂粟”，并在大阪府、京都府、和歌山县、冈山县、福冈县等地作为医药原料作物推广种植。
二反长音藏不但在日本种植罂粟，还把培育出的“三岛种罂粟”带到中国东北、内蒙古以及朝鲜半岛等日本的殖民地，并在当地直接制成鸦片贩卖，帮日本军部增加收入。为此，日本政府竟然称赞他为“日本鸦片之王”。他还写了一本《罂粟的栽培及鸦片制造法》，作为罂粟种植园主和鸦片销售商的“工作手册”。
随着鸦片产能不断提升，日本陆海军特务机关利用治外法权，公然在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东北地区和上海租界贩卖鸦片。当时日本陆军参谋部向帝国政府提交的报告宣称：可以将鸦片用作针对中国的“经济武器”，既能获取暴利，又能“全面降低中国国民的体质”，中日力量将此消彼长。
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的鸦片销售商开始加大在中国东北的推销力度，试图逐步消除东北人对鸦片的排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已将中国东北视为重点侵略目标。
先发货后收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奉天（今沈阳），控制了中国东北。后据国际联盟公布的统计数据：1931年，每120个中国东北人中有1个人吸食鸦片;到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的1937年，每40个中国东北人中就有1个人吸食鸦片。由此可见日本在中国东北倾销鸦片的力度之大。
为配合日本在中国东北倾销鸦片，伪满洲国政府给轮种大豆、罂粟的农民发放补助;将有吗啡、可卡因及海洛因服用史的人员登记在册，作为“潜在客户”，用“先发货后收钱”的方式为这些人配给鸦片;大力推动鸦片馆的设立，以极低的租金向瘾君子们提供舒适的场所。这些鸦片馆设在中国东北主要城市的平民区，每个城市的鸦片馆数量都达到3位数。瘾君子们通过口吸或皮下注射等方式，体会“腾云驾雾”的滋味。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人开设的鸦片馆，向十几岁的中国少年提供5%的“折扣价”！
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政府摆出一副“负责任”的姿态，声称为需要药物治疗的人登记，由“医疗馆”（实为鸦片馆）根据“患者的医疗记录”提供其所需的药物。实际上，鸦片馆对任何人都开放，“只要付钱，就是客人”。
日本鸦片商就像在冰冷的海水中追逐血腥味的鲨鱼那样毫无人性。他们涌入中国，使得主要城市郊外的垃圾场变成了“墓地”——每天早晨都有鸦片成瘾者的尸体在那里被发现。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的鸦片市场规模很大，远超虎门销烟之前的英国对华鸦片贸易规模。为了向中国出口鸦片，仅在朝鲜半岛，日本就组织了约8万人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种植面积超过8000公顷，年产鸦片超过4万吨。日本财阀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还从德国、伊朗、土耳其和新加坡采购鸦片，用船运往中国。据日军档案记载，1938年4月，三井物产把3万吨鸦片从伊朗运到中国;1939年1月，三菱商事把7万吨鸦片从新加坡运到中国。
日本天皇与他那个忠实的臣子——东条英机首相，利用鸦片这种“经济武器”获得了天文数字般的利润。这些钱大部分进了日本皇室的腰包。天皇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赏赐给日本军部，供各级军官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作为他们继续参与侵略战争的动力。
日本在中国肆无忌惮地贩卖鸦片，成为严峻的国际问题。国际联盟常设的委员会专门讨論了此事。曾到中国走访的埃及代表拉塞尔·巴萨指出：“中国境内的日本租界，被称为全球‘海洛因中心’和‘鸦片中心’。如此‘闻名于世’，日本应该感到羞耻！在中国，以洋行或外国商会的名义经营的鸦片、海洛因吸食场所达上千家，还有公然叫卖毒品的旅馆……人们使用很脏的注射器，针头不更换、不消毒，甚至不清洗！梅毒等传染病就这样从一个人身上蔓延到更多人身上。我曾见到几个吸毒者，他们身上到处都是针孔，像勉强维持生命的活尸……” 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日本帝国政府无动于衷。事实上，当时的日本通过国际清算银行到西方国家采购了大量军需物资，这些国家希望能够不断地赚日本的钱。控制国际清算银行的国际金融同盟，暗地里也不想日本结束侵略战争。
幕后老板——“天皇密使”
《东亚周刊》揭露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销售鸦片的“黑色产业链”。
无论是获得许可证的鸦片馆，还是没有许可证的所谓“鸦片窟”，全都被日本野寇崽团体（暴力团的前身，即黑社会组织）操控的黑市垄断。替日本陆海军从事贩卖鸦片业务的代理商，包括笹川良一、儿玉誉士夫那样的黑道人物。
除了经营鸦片产业，日本黑帮还与伪满洲国的日本宪兵勾结，巧立名目，通过收取各种费用敛财。例如中国人办红白喜事、清扫大街、更换街牌门牌、从江中取冰、租房、清扫烟囱等等，一应事务都要向日本黑帮缴费。中国人到银行办理财务事项，经常要拿出所涉款项的30%交给日本黑帮。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东北人早晨啃窝头，中午喝西北风，晚上抽鸦片——挣来的钱都归了日本人。
黑帮分子只是小喽啰，在他们背后还有大老板。
为了在中国做大鸦片生意，日本帝国政府在1938年1月设立厚生省，由裕仁天皇的亲信木户幸一担任大臣，负责推进“鸦片贸易政策”。同年12月，日本政府设立了所谓“兴亚院”，统管鸦片事务。翌年，日本“土药公司”成立，统管日本本土、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境内的罂粟种植业。
裕仁天皇在“多重御帘”之后隐藏得非常好。除了政府机构的人员以外，还有160多名幕后人士帮助天皇打理“战争生意”，他们被称为“天皇密使”。这些人大多是皇亲国戚，以及天皇的亲信。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裕仁天皇的侍从长——入江贯一。他被派往伪满洲国，担任伪满政权的“宫内大臣”，专司监控日本在伪满洲国的“黑市生意”。
正是这些“天皇密使”决定了哪些日本黑帮分子有资格到中国经营各类生意。他们甚至在日本东京搞地下拍卖会，让日本黑帮竞拍“赴华经营权”。那些通过逢迎侵略决策者拿到经营权的黑帮分子，到中国后还要向日本驻华宪兵行贿，以维持经营。因此，他们拼命压榨中国老百姓，否则别说赚取收益，可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天皇密使”攫取大量财富后，投资于日本的武器研究机构和兵工厂，通过侵略战争进一步大发其财。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派驻中国哈尔滨的间谍阿姆特莱·韦士柏在二战后回忆：“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经济侵略政策，建立并运行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高效产业链。”1932年夏，韦士柏接触了一名“天皇密使”。他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是日本皇室成員。这个人对韦士柏说：“日本陆军每天的花费高达五六百万日元。以后这笔钱就由（伪）满洲国来出了！”
编辑：姚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