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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看，这些无伤大雅、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所谓违法活动，其实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
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下滑期，将持续多长时间，何时复苏，无人知道。政府很着急，想了很多办法。但有一个办法，似乎没有被更多提及。其实，这是政府自己就可以做的，而且，也许能够立竿见影地产生推动经济复苏的良好效果，那就是重新探讨一下“城管”制度。
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呢？关系很密切。
现在很多专家想当然地给政府出了很多刺激消费的主意。意思好像是，民众很有钱，但不愿花。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中国，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的苦恼，恐怕是无钱可花。尤其是在经济衰退中，他们所受冲击最大，比如，几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立刻就丧失了基本收入。由此，几千万农民家庭的生活就会出现困难。其实在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收入下降，有人会失业。这个时候，刺激消费的政策毫无意义。
要正确地应对经济下滑，首先要搞清楚下滑的本质。哪怕是凯恩斯爵士也承认，经济衰退的本质是社会的经济活动减少，所以，他所提出的方案是政府通过赤字财政增加公共开支，以刺激经济体系恢复正常的生产、交换。从伦理与政治角度看，赤字财政是有问题的，但推动社会的经济活动增加，却是实现经济复苏的必由之路。为此，关于城管制度的重新审视便具有了必要性，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诸多正常经济活动构成了障碍。
梁漱溟先生也早就指出过，中国人向来就不习惯过集团生活，因而其集团观念十分薄弱，这包括，缺乏国家意识，所谓“天高皇帝远”说的就是这种心态。其次，普通中国人向来相信，自己的命运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中国人天生就有企业家精神。这是古代中国出现经济增长、人口繁殖的基本动力。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仍然是因为这一动力机制。人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断地改革那些不合理的制度，政府也适时放松了某些方面的控制。于是，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就得以发挥出来。私人企业家的干劲，农民工的勤劳，就是中国奇迹的全部原因。只不过在三十年以前，这些东西无处发挥，过去三十年可以发挥了。
当然，小贩们的不屈不挠，也是中国城市社会的一道景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愈发明显，因为，从那时开始，大量国有企业员工下岗，他们一不偷，二不抢，仅仅希望依靠自己的辛苦，换取一口饭吃。还有一些农民进城之后，没有稳定的职业，也加入这城镇小贩的行列。他们的这种选择某种程度上具有为社会“减负”的性质。试想，如果他们自己不找食，都变成社会负担，政府恐怕更难以承担。
然而，城管制度也因此而兴起了。城管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在城市里打击所谓的非法的无照摊贩。当然，城管的职能不仅如此。对于获得牌照的正规的商业活动，城管也带来困扰。因为，城管实施的检查自然会给从业者带来成本，从而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
如果说，在经济繁荣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比较正常，财富财产机制顺畅运转，那么，城管驱赶、打击城市无照小贩，不会导致过于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到了经济下滑期，社会因为城管的所谓执法活动而蒙受的社会损失，就不止于此了。已经有政协委员郑重提出，大学毕业生在没有找到稳定就业岗位之外，不妨自行就业，去做做小贩。立刻就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城管答应吗？
可以想象，由于经济下滑，很多人失去稳定的就业岗位，被迫进入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随时都可能为了生活而变成无照商贩。也就是说，在经济下滑期，违法的无照经营商贩的数量理论上将会增加。这是人们解决自己失业问题的小路。从经济角度看，这些无伤大雅、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所谓违法活动，其实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这类活动有助于经济的复苏。城管如果仍然坚持原来的执法模式，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阻碍经济复苏。
进一步说，在经济下滑期，解决失业问题、让失业者有饭吃，乃是社会、政府所要面对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如果失业者看不到希望，或者没有饭吃，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而以“消灭”无照商贩为自己职能的城管，很可能浇灭那些自己找饭吃的失业者的希望。
所以，在经济下滑时期重新探讨城管制度，正当其时。
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下滑期，将持续多长时间，何时复苏，无人知道。政府很着急，想了很多办法。但有一个办法，似乎没有被更多提及。其实，这是政府自己就可以做的，而且，也许能够立竿见影地产生推动经济复苏的良好效果，那就是重新探讨一下“城管”制度。
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呢？关系很密切。
现在很多专家想当然地给政府出了很多刺激消费的主意。意思好像是，民众很有钱，但不愿花。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中国，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的苦恼，恐怕是无钱可花。尤其是在经济衰退中，他们所受冲击最大，比如，几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立刻就丧失了基本收入。由此，几千万农民家庭的生活就会出现困难。其实在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收入下降，有人会失业。这个时候，刺激消费的政策毫无意义。
要正确地应对经济下滑，首先要搞清楚下滑的本质。哪怕是凯恩斯爵士也承认，经济衰退的本质是社会的经济活动减少，所以，他所提出的方案是政府通过赤字财政增加公共开支，以刺激经济体系恢复正常的生产、交换。从伦理与政治角度看，赤字财政是有问题的，但推动社会的经济活动增加，却是实现经济复苏的必由之路。为此，关于城管制度的重新审视便具有了必要性，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诸多正常经济活动构成了障碍。
梁漱溟先生也早就指出过，中国人向来就不习惯过集团生活，因而其集团观念十分薄弱，这包括，缺乏国家意识，所谓“天高皇帝远”说的就是这种心态。其次，普通中国人向来相信，自己的命运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中国人天生就有企业家精神。这是古代中国出现经济增长、人口繁殖的基本动力。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仍然是因为这一动力机制。人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断地改革那些不合理的制度，政府也适时放松了某些方面的控制。于是，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就得以发挥出来。私人企业家的干劲，农民工的勤劳，就是中国奇迹的全部原因。只不过在三十年以前，这些东西无处发挥，过去三十年可以发挥了。
当然，小贩们的不屈不挠，也是中国城市社会的一道景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愈发明显，因为，从那时开始，大量国有企业员工下岗，他们一不偷，二不抢，仅仅希望依靠自己的辛苦，换取一口饭吃。还有一些农民进城之后，没有稳定的职业，也加入这城镇小贩的行列。他们的这种选择某种程度上具有为社会“减负”的性质。试想，如果他们自己不找食，都变成社会负担，政府恐怕更难以承担。
然而，城管制度也因此而兴起了。城管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在城市里打击所谓的非法的无照摊贩。当然，城管的职能不仅如此。对于获得牌照的正规的商业活动，城管也带来困扰。因为，城管实施的检查自然会给从业者带来成本，从而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
如果说，在经济繁荣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比较正常，财富财产机制顺畅运转，那么，城管驱赶、打击城市无照小贩，不会导致过于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到了经济下滑期，社会因为城管的所谓执法活动而蒙受的社会损失，就不止于此了。已经有政协委员郑重提出，大学毕业生在没有找到稳定就业岗位之外，不妨自行就业，去做做小贩。立刻就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城管答应吗？
可以想象，由于经济下滑，很多人失去稳定的就业岗位，被迫进入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随时都可能为了生活而变成无照商贩。也就是说，在经济下滑期，违法的无照经营商贩的数量理论上将会增加。这是人们解决自己失业问题的小路。从经济角度看，这些无伤大雅、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所谓违法活动，其实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这类活动有助于经济的复苏。城管如果仍然坚持原来的执法模式，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阻碍经济复苏。
进一步说，在经济下滑期，解决失业问题、让失业者有饭吃，乃是社会、政府所要面对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如果失业者看不到希望，或者没有饭吃，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而以“消灭”无照商贩为自己职能的城管，很可能浇灭那些自己找饭吃的失业者的希望。
所以，在经济下滑时期重新探讨城管制度，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