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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神科學自产生之初就被称为“不精确的科学”。为了克服这一点，穆勒将精神科学置于自然科学的框架中，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扩展其可精确部分，缩小其不精确的部分。狄尔泰严格区分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精神科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社会-历史领域。伽达默尔则看到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本质上的不同，属于与理论知识不同的实践知识。
关键词：精神科学；穆勒；狄尔泰；伽达默尔
作者简介：陈莹，女，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工程大学图书馆馆员，从事文化哲学与实践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3年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伽达默尔精神科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YJSCX2013-069HLJU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4-0040-06
一、知识的古希腊传统与精神科学的困境
知识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与“确定性”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寻求着事物背后不变的本质存在，将其作为知识的对象。在米利都学派开创的哲学传统中，无论是将万物的“始基”归结为水、气还是无形，其中蕴含的都是统一的、同质的宇宙概念，同时也赋予了知识“确定性”的最初形态。毕达哥拉斯学派进一步增强了这种确定性，他们将始基归结为抽象的数，认为由数生出点、线、面、立体，再由立体生出可感物体并最终构成生命宇宙。有学者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创了一个先例，“不是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的概括，而是直接从某种理性的抽象原则‘下降’到经验世界的万事万物”[1]（P33）。如果说知识在米利都学派那里还可以看到感性经验的影子，那么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感性经验在获取确定性知识方面的不足，对抽象的数的强调更使知识逐渐脱离了“不确定的”感性世界，具有了现代科学的雏形。
除了确定性之外，希腊哲学家们还为知识增添了普遍性的特征。苏格拉底在与他人对话中不断用更清晰的、分歧更少的陈述来体现事物的共有本质，最终形成确定性的知识——概念。这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它能够把握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在获得确定性知识的同时，还使知识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因而文德尔班在论述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时指出，“知识应具有的普遍有效性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有可能：科学的概念鲜明地突出了包含在所有个别知觉和个别意见中的共同因素”[2]（P132）。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进一步强调因人而异的东西充满了易变性，只有永恒存在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东西和知识的对象。他将知识与“真”联系起来，并将其限定在“理念世界”中，认为与之相对的“可见世界”是模仿和分有理念的结果，在其中只能获得不确定的“意见”，即便正确的意见也因为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而不能被称为知识。王荣江认为，柏拉图的知识论是由“思想建构知识对象和方法的理性知识论”[3]（P20）。这种知识论在纯粹的观念世界中确立知识对象，并将得到的知识用于解释包括经验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对理念的分有”使知识具有了说明其他事物的意义。
在明确了知识特性的基础上，知识的获取也成为古希腊知识论的一个主要内容，人们力图寻找可靠的“方法”保障知识的获取，但这些方法大多是通过排除主观感性经验来发现客观知识的。例如，赫拉克利特赋予了思想本身一种不同于感性经验的理性能力去摆脱纷繁矛盾的意见，从而获得关于对象的确定不变的知识；巴门尼德将思维从感觉中分离出来，与不变的对象建立同一性，将纯粹思维作为认识事物本质和达到真理的途径，等等。与这两者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两种：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并认为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获取途径。对于前者，他在《后分析篇》中明确指出：“我们无论如何都是通过证明获得知识的。我所谓的证明是指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4]（P247）在三段论中，逻辑演绎结果的确定性主要取决于三段论前提的确定性，而这个前提还要依靠从特殊中归纳的一般，因此“普遍”不仅是知识自身的特性，也是知识产生的前提。“我们成功地把握住了普遍，那么，我们便有了证明”[4]（P305），从而也就获得了知识。对于后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智慧才能获得。然而人们似乎更加注重他对理论知识的论述，遗忘了他还提到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这种遗忘也使得理论知识最终独占了整个知识领域，并导致方法论意识对艺术、哲学、历史等人文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就在于“自由、创造性、社会性、超越性、目的性等等”[5]（P30），这使得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在精神科学这里难以实现。于是，精神科学就被冠以“不精确科学”。精神科学的这种困境成为近代以来穆勒、狄尔泰等人通过不同途径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穆勒、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思想
在穆勒看来，“任何事实本身都适合于作为科学的主题，它们依照不变的规律而前后相继地出现”[6]（P15），有些规律是终极的，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有些则是这些规律派生出来的。如果掌握了所有的先行条件，就可以对整体上的现象做出说明，包括可能出现的变化，甚至预测未来的任何情况。穆勒认为，“不精确的科学”只是一种有待完善的科学类型，在这种科学中有些规律还没有被发现，或者说以我们现有的资源无法发现，因而只能精确观察和测量到产生现象的主要原因，无法精确观察到次要原因，在结果上也只能说明和预测其主要部分，无法彻底说明和预测结果的变异或调节部分。穆勒认为，精神科学研究的是思想、感受和人类行为，它作为科学的“理想的完善性”要求在能够预测每个人一生中会采用的思考、感受或行为方式，但个体行为是不可能以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性预测到的，其原因是无法预见个体所处的全部环境，因而人们无法得出关于人性科学的完善理论。即使得到这种理论，个体性格的诸多变化也如同无法给全的数据一般，使人们既不能做出精确的预测，也不能提出普遍的命题。在人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方面，穆勒认为存在支配它们的心灵规律，只是终极规律离具体现象太远，影响现象的因素也过多，因此在预测方面只能得到近似的结果，只有将近似的结果与终极规律联系起来，才是真正的精神科学。穆勒提出，同自然科学一样，精神科学中的学科也分为理论与应用两类，心理学和性格学是精神科学中的基础学科，研究的是支配现象的基本原理；历史学、社会学等作为具体学科，研究的则是心灵原理在具体思维和行为中的应用。在穆勒看来，精神科学发展滞后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对不同的学科选择正确的方法。他认为，心理学可以直接获得人性规律，适用于观察和实验的方法；社会中的人遵循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规律，因此社会科学适用于具体的演绎法，即从普遍的人性规律演绎出一些假说，然后利用观察予以证实或证伪；在追溯人类行为产生的原因时，可以使用逆向演绎法，即通过考察历史总结经验规律，然后证明这些规律是人性规律派生出来的，并将其与终极规律联系起来，从而获得科学真理的地位。 显然，对于穆勒来说，科学的完善性就体现在对现象的精确说明和预测，或至少要在现象的主要部分实现这一点。精神科学要想成为科学也不能例外。为此，不仅要有能说明规律的完善理论，还要有能帮助预测的具体的完善数据。不难看出，穆勒关于科学的观点仍然深受知识的古希腊传统影响，认为通过归纳法得出的规律能够完全说明现象，表明其必定具有普遍性，这种规律与完全给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经过演绎推理得到的结论不仅符合知识的确定性条件，同时也是对于未知的精确预测。正如杜威所说：“人们所不喜欢的不是不确定性的本身而是由于不确定性使我们有陷入恶果的危险。”[7]（P5）为了摆脱这种危险，知识就成为人们消除不确定性和实现自身目的的最佳手段，自然科学因此日渐工具化。穆勒以自然科学为模板构建的精神科学也必然会具有这种倾向，然而他忽略了多样性才是人的特性，如果将精神科学视为工具，也就将人视为了固定不变的对象。狄尔泰正是基于这一点批判穆勒“为了使历史实在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对这种实在进行了删节和肢解”[8]（P5）。
狄尔泰既不认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各种变化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影响，也不认为外部世界在人的意识中是给定的，自然界的所有法则都要受到人意识条件的支配。他反对穆勒将精神科学从属于自然科学的观点，认为精神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具有自然界所没有的特性，如人类行为的目的性、人对事物的价值评判、人类世界的规范对人及社会潜移默化的约束、人类生活的历史性等。狄尔泰认为，精神世界中的事实与自然界中的事实是两种来源不同且不可通约的事实。“从有关自然界的机械秩序的各种事实之中，不可能推导出各种心理事实或者精神事实。”[8]（P27）精神世界中的意识事实是独立的，更多地涉及价值和意图而非事物的自然属性，它是通过与人自身各种感觉结合在一起的内在经验得到的，而非通过计算或推理得到的。在意识事实的形成过程中，外在经验为内在经验提供基础，使自然界中的事实成为内在经验本身所固有的条件而非强加的外部障碍。在狄尔泰看来，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交叉部分只是某个关节点，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把某种物质事实或者物质变化，合乎规律地与某种心理事实或者心理变化联系起来，而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进一步的、可以觉察的中间阶段”[8]（P33）。
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思想突出了人的地位，他认同生活世界和人的多样化特性，试图从中寻找出某种规律，而不是从永恒和超验出发对精神世界进行抽象推理。他强调实在，认为现代科学就是对“存在于自然领域和社会-历史世界之中的实在所具有的因果关系法则的研究”[8]（P229），而精神科学就是通过人的内在经验给定的意识事实来把握社会-历史实在的，其真理“仅仅存在于它们那些抽象命题对于实在的参照之中”[8]（P186），只有与实在联系起来的命题才能呈现出有效性。狄尔泰采用“各种具体的精神科学”来体现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在他看来，每一种具体的精神科学都是社会-历史实在的一个局部内容，都是以相对的方式去认识社会-历史实在这一整体的，但它们彼此之间缺乏关联，因此在对自身进行系统表述时总会忽略其他精神科学的主题，并由此导致了人们对精神世界的片面性认识，而这就是阻碍精神科学发展的根本原因。各种具体的精神科学都涉及“人”这一伟大的实在物，因此只有将它们与人本性所具有的总体性联系起来，构想出相关的概念和理论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狄尔泰提出精神科学的整体目标是“理解就社会实在和历史实在而言具有独特性和个体性的东西、认识在这种实在的形成过程之中发挥作用的各种一致性，并且为它的进一步发展确立各种目标和规则”[8]（P50）。独特性和个体性是精神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根本，因此对精神科学的认识不能效仿自然科学那样删节不一致的主题以追求一致性的知识，而是要随着各种具体精神科学自身的发展去理解它们。
同穆勒相比，狄尔泰使精神科学摆脱了自然科学的束缚，获得了“社会-历史”这一专属领域并在其中独立发展，然而他的精神科学思想仍然蕴含着自然科学那种追寻一致性、普遍性的方法论范式。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生活本身始终不断地从对于实在的体认走向价值确定，并且从后者走向目的设定和规则建立等”[9]（P4），狄尔泰的最终目的是为精神科学奠定认识论的基础，即在精神世界中寻找一个可以提供普遍原理和规则的基础，使精神科学的知识体现出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客观性和确定性。这种追寻基础的思想与穆勒的精神科学思想类似，不同的是狄尔泰的基础是建立在实在之上的，充分考虑了精神世界的特点，并且不是以说明和预测人类行为作为最终目的。
狄尔泰首先从心理学出发去寻找精神科学的基础。他认为，与自然事物的因果联系不同的是，人的内在生命是一种关系整体，这种整体是以直接、客观的方式被给予的固定结构，是由某种特殊体验的意义建立起来的。这些特殊经验形成统一的生命，因此生命的结构联系是由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所规定的，只有通过内在经验探索内在生命关联的结构，才能对其详加描述并揭示使不同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规律。对规律的探寻使得心理学由此获得了方法论的意义，“成了精神科学的基础，就像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一样”[10]（P142）。與其他心理学不同的是，狄尔泰的心理学强调对意识事实的体验和理解，这种理解是“一个诉诸自我反思的方向，一个由外向内的理解途径”[9]（P75）。它从感性给定的外在物出发，将外在经验作为理解手段返回到自我意识，从而把握造成外在表现的内在物。而这正是从斯多葛派到施莱尔马赫的整个传统解释学的目标。于是，在狄尔泰那里，“解释学取代了心理学作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10]（P145）。这种观点满足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精神科学寻找适当方法的需求，因而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后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在论述自己的解释学观点时，都是从质疑解释学作为精神科学方法论开始的。
三、实践智慧与精神科学的本质
海德格尔认为，将理解方法论化是一种无时间的观念，它根源于人对自身时间性的抑制或遗忘，对普遍有效真理的追求实质上是对时间性的逃避，因而只是无法实现的认识理想，只有将人自身置于有限性的层面上，意识到人真正的可能性在于不断增长着的对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但是，海德格尔并未就此对精神科学做进一步探讨，精神科学在他那里只具有“一种次要的或派生的地位”[10]（P171）。
关键词：精神科学；穆勒；狄尔泰；伽达默尔
作者简介：陈莹，女，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工程大学图书馆馆员，从事文化哲学与实践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3年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伽达默尔精神科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YJSCX2013-069HLJU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4-0040-06
一、知识的古希腊传统与精神科学的困境
知识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与“确定性”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寻求着事物背后不变的本质存在，将其作为知识的对象。在米利都学派开创的哲学传统中，无论是将万物的“始基”归结为水、气还是无形，其中蕴含的都是统一的、同质的宇宙概念，同时也赋予了知识“确定性”的最初形态。毕达哥拉斯学派进一步增强了这种确定性，他们将始基归结为抽象的数，认为由数生出点、线、面、立体，再由立体生出可感物体并最终构成生命宇宙。有学者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创了一个先例，“不是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的概括，而是直接从某种理性的抽象原则‘下降’到经验世界的万事万物”[1]（P33）。如果说知识在米利都学派那里还可以看到感性经验的影子，那么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感性经验在获取确定性知识方面的不足，对抽象的数的强调更使知识逐渐脱离了“不确定的”感性世界，具有了现代科学的雏形。
除了确定性之外，希腊哲学家们还为知识增添了普遍性的特征。苏格拉底在与他人对话中不断用更清晰的、分歧更少的陈述来体现事物的共有本质，最终形成确定性的知识——概念。这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它能够把握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在获得确定性知识的同时，还使知识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因而文德尔班在论述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时指出，“知识应具有的普遍有效性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有可能：科学的概念鲜明地突出了包含在所有个别知觉和个别意见中的共同因素”[2]（P132）。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进一步强调因人而异的东西充满了易变性，只有永恒存在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东西和知识的对象。他将知识与“真”联系起来，并将其限定在“理念世界”中，认为与之相对的“可见世界”是模仿和分有理念的结果，在其中只能获得不确定的“意见”，即便正确的意见也因为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而不能被称为知识。王荣江认为，柏拉图的知识论是由“思想建构知识对象和方法的理性知识论”[3]（P20）。这种知识论在纯粹的观念世界中确立知识对象，并将得到的知识用于解释包括经验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对理念的分有”使知识具有了说明其他事物的意义。
在明确了知识特性的基础上，知识的获取也成为古希腊知识论的一个主要内容，人们力图寻找可靠的“方法”保障知识的获取，但这些方法大多是通过排除主观感性经验来发现客观知识的。例如，赫拉克利特赋予了思想本身一种不同于感性经验的理性能力去摆脱纷繁矛盾的意见，从而获得关于对象的确定不变的知识；巴门尼德将思维从感觉中分离出来，与不变的对象建立同一性，将纯粹思维作为认识事物本质和达到真理的途径，等等。与这两者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两种：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并认为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获取途径。对于前者，他在《后分析篇》中明确指出：“我们无论如何都是通过证明获得知识的。我所谓的证明是指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4]（P247）在三段论中，逻辑演绎结果的确定性主要取决于三段论前提的确定性，而这个前提还要依靠从特殊中归纳的一般，因此“普遍”不仅是知识自身的特性，也是知识产生的前提。“我们成功地把握住了普遍，那么，我们便有了证明”[4]（P305），从而也就获得了知识。对于后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智慧才能获得。然而人们似乎更加注重他对理论知识的论述，遗忘了他还提到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这种遗忘也使得理论知识最终独占了整个知识领域，并导致方法论意识对艺术、哲学、历史等人文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就在于“自由、创造性、社会性、超越性、目的性等等”[5]（P30），这使得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在精神科学这里难以实现。于是，精神科学就被冠以“不精确科学”。精神科学的这种困境成为近代以来穆勒、狄尔泰等人通过不同途径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穆勒、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思想
在穆勒看来，“任何事实本身都适合于作为科学的主题，它们依照不变的规律而前后相继地出现”[6]（P15），有些规律是终极的，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有些则是这些规律派生出来的。如果掌握了所有的先行条件，就可以对整体上的现象做出说明，包括可能出现的变化，甚至预测未来的任何情况。穆勒认为，“不精确的科学”只是一种有待完善的科学类型，在这种科学中有些规律还没有被发现，或者说以我们现有的资源无法发现，因而只能精确观察和测量到产生现象的主要原因，无法精确观察到次要原因，在结果上也只能说明和预测其主要部分，无法彻底说明和预测结果的变异或调节部分。穆勒认为，精神科学研究的是思想、感受和人类行为，它作为科学的“理想的完善性”要求在能够预测每个人一生中会采用的思考、感受或行为方式，但个体行为是不可能以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性预测到的，其原因是无法预见个体所处的全部环境，因而人们无法得出关于人性科学的完善理论。即使得到这种理论，个体性格的诸多变化也如同无法给全的数据一般，使人们既不能做出精确的预测，也不能提出普遍的命题。在人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方面，穆勒认为存在支配它们的心灵规律，只是终极规律离具体现象太远，影响现象的因素也过多，因此在预测方面只能得到近似的结果，只有将近似的结果与终极规律联系起来，才是真正的精神科学。穆勒提出，同自然科学一样，精神科学中的学科也分为理论与应用两类，心理学和性格学是精神科学中的基础学科，研究的是支配现象的基本原理；历史学、社会学等作为具体学科，研究的则是心灵原理在具体思维和行为中的应用。在穆勒看来，精神科学发展滞后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对不同的学科选择正确的方法。他认为，心理学可以直接获得人性规律，适用于观察和实验的方法；社会中的人遵循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规律，因此社会科学适用于具体的演绎法，即从普遍的人性规律演绎出一些假说，然后利用观察予以证实或证伪；在追溯人类行为产生的原因时，可以使用逆向演绎法，即通过考察历史总结经验规律，然后证明这些规律是人性规律派生出来的，并将其与终极规律联系起来，从而获得科学真理的地位。 显然，对于穆勒来说，科学的完善性就体现在对现象的精确说明和预测，或至少要在现象的主要部分实现这一点。精神科学要想成为科学也不能例外。为此，不仅要有能说明规律的完善理论，还要有能帮助预测的具体的完善数据。不难看出，穆勒关于科学的观点仍然深受知识的古希腊传统影响，认为通过归纳法得出的规律能够完全说明现象，表明其必定具有普遍性，这种规律与完全给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经过演绎推理得到的结论不仅符合知识的确定性条件，同时也是对于未知的精确预测。正如杜威所说：“人们所不喜欢的不是不确定性的本身而是由于不确定性使我们有陷入恶果的危险。”[7]（P5）为了摆脱这种危险，知识就成为人们消除不确定性和实现自身目的的最佳手段，自然科学因此日渐工具化。穆勒以自然科学为模板构建的精神科学也必然会具有这种倾向，然而他忽略了多样性才是人的特性，如果将精神科学视为工具，也就将人视为了固定不变的对象。狄尔泰正是基于这一点批判穆勒“为了使历史实在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对这种实在进行了删节和肢解”[8]（P5）。
狄尔泰既不认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各种变化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影响，也不认为外部世界在人的意识中是给定的，自然界的所有法则都要受到人意识条件的支配。他反对穆勒将精神科学从属于自然科学的观点，认为精神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具有自然界所没有的特性，如人类行为的目的性、人对事物的价值评判、人类世界的规范对人及社会潜移默化的约束、人类生活的历史性等。狄尔泰认为，精神世界中的事实与自然界中的事实是两种来源不同且不可通约的事实。“从有关自然界的机械秩序的各种事实之中，不可能推导出各种心理事实或者精神事实。”[8]（P27）精神世界中的意识事实是独立的，更多地涉及价值和意图而非事物的自然属性，它是通过与人自身各种感觉结合在一起的内在经验得到的，而非通过计算或推理得到的。在意识事实的形成过程中，外在经验为内在经验提供基础，使自然界中的事实成为内在经验本身所固有的条件而非强加的外部障碍。在狄尔泰看来，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交叉部分只是某个关节点，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把某种物质事实或者物质变化，合乎规律地与某种心理事实或者心理变化联系起来，而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进一步的、可以觉察的中间阶段”[8]（P33）。
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思想突出了人的地位，他认同生活世界和人的多样化特性，试图从中寻找出某种规律，而不是从永恒和超验出发对精神世界进行抽象推理。他强调实在，认为现代科学就是对“存在于自然领域和社会-历史世界之中的实在所具有的因果关系法则的研究”[8]（P229），而精神科学就是通过人的内在经验给定的意识事实来把握社会-历史实在的，其真理“仅仅存在于它们那些抽象命题对于实在的参照之中”[8]（P186），只有与实在联系起来的命题才能呈现出有效性。狄尔泰采用“各种具体的精神科学”来体现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在他看来，每一种具体的精神科学都是社会-历史实在的一个局部内容，都是以相对的方式去认识社会-历史实在这一整体的，但它们彼此之间缺乏关联，因此在对自身进行系统表述时总会忽略其他精神科学的主题，并由此导致了人们对精神世界的片面性认识，而这就是阻碍精神科学发展的根本原因。各种具体的精神科学都涉及“人”这一伟大的实在物，因此只有将它们与人本性所具有的总体性联系起来，构想出相关的概念和理论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狄尔泰提出精神科学的整体目标是“理解就社会实在和历史实在而言具有独特性和个体性的东西、认识在这种实在的形成过程之中发挥作用的各种一致性，并且为它的进一步发展确立各种目标和规则”[8]（P50）。独特性和个体性是精神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根本，因此对精神科学的认识不能效仿自然科学那样删节不一致的主题以追求一致性的知识，而是要随着各种具体精神科学自身的发展去理解它们。
同穆勒相比，狄尔泰使精神科学摆脱了自然科学的束缚，获得了“社会-历史”这一专属领域并在其中独立发展，然而他的精神科学思想仍然蕴含着自然科学那种追寻一致性、普遍性的方法论范式。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生活本身始终不断地从对于实在的体认走向价值确定，并且从后者走向目的设定和规则建立等”[9]（P4），狄尔泰的最终目的是为精神科学奠定认识论的基础，即在精神世界中寻找一个可以提供普遍原理和规则的基础，使精神科学的知识体现出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客观性和确定性。这种追寻基础的思想与穆勒的精神科学思想类似，不同的是狄尔泰的基础是建立在实在之上的，充分考虑了精神世界的特点，并且不是以说明和预测人类行为作为最终目的。
狄尔泰首先从心理学出发去寻找精神科学的基础。他认为，与自然事物的因果联系不同的是，人的内在生命是一种关系整体，这种整体是以直接、客观的方式被给予的固定结构，是由某种特殊体验的意义建立起来的。这些特殊经验形成统一的生命，因此生命的结构联系是由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所规定的，只有通过内在经验探索内在生命关联的结构，才能对其详加描述并揭示使不同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规律。对规律的探寻使得心理学由此获得了方法论的意义，“成了精神科学的基础，就像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一样”[10]（P142）。與其他心理学不同的是，狄尔泰的心理学强调对意识事实的体验和理解，这种理解是“一个诉诸自我反思的方向，一个由外向内的理解途径”[9]（P75）。它从感性给定的外在物出发，将外在经验作为理解手段返回到自我意识，从而把握造成外在表现的内在物。而这正是从斯多葛派到施莱尔马赫的整个传统解释学的目标。于是，在狄尔泰那里，“解释学取代了心理学作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10]（P145）。这种观点满足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精神科学寻找适当方法的需求，因而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后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在论述自己的解释学观点时，都是从质疑解释学作为精神科学方法论开始的。
三、实践智慧与精神科学的本质
海德格尔认为，将理解方法论化是一种无时间的观念，它根源于人对自身时间性的抑制或遗忘，对普遍有效真理的追求实质上是对时间性的逃避，因而只是无法实现的认识理想，只有将人自身置于有限性的层面上，意识到人真正的可能性在于不断增长着的对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但是，海德格尔并未就此对精神科学做进一步探讨，精神科学在他那里只具有“一种次要的或派生的地位”[10]（P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