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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上海公益发展基金会(简称“联劝”)将再次召开公益项目评审会，确定一笔百万元的善款用途。论数额，百万元已算不上巨款。但“联劝”为此已花费了近半年时间，至今尚未确定用途。因为，这笔资金的来源特殊，由2000多名上海白领徒步50公里募集而成。更重要的是，“联劝”尝试了“公益法庭”形式，让中国的捐款人第一次有机会面对公益机构，选择资金的捐助方式。
在2012年6月和7月，“公益法庭”两次开庭，五个公益项目当场被捐赠人否决了四项。受挫的几家机构，却认为收获颇丰，因为只有面对公众，才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对自己有哪些误解。对于捐赠人而言，公益机构的专业思维和困境，也通过“法庭”形式展现出来。
截至《中国新闻周刊》发稿时，已有近100家机构报名参加新一期“公益法庭”，届时，“联劝”接受捐赠人的当面质询，甚至是不留情面的批评。
“赌博”式快乐公益
事情要从2012年4月21日说起。这一天，一支逾2000人的队伍在上海青浦区徒步“暴走”足足50公里。行前几周，“暴走”队员已用各种形式告知亲朋好友，请他们捐款。此外，这一活动吸引人之处在于鼓励“赌博”。暴走队员事先可与其亲友打赌：“如果我完成了，你能给我多少善款?”
典型如长江商学院的钱琳霖女士，其负责的2011MBA班一共10人参加“暴走”，她“悬赏”赌注每公里10元。结果，10人一共完成394公里，钱小姐痛快地兑现了近4000元捐款。
于是，肩负筹款压力的“暴走”队员无不全情投入。“暴走”从上午7点半开始，持续12小时，不少队员是相互搀扶着走过终点。到达之后，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或者发微博，兴高采烈地兑现“赌资”。
“暴走”和打赌式劝募，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已流行多年，这是一种“联合劝募”的模式。上海公益发展基金会简称为“联劝”，就是因为该基金会为面向公众的公募基金会，并在劝募方式上学习此类模式。按照“联劝”副理事长吕朝的理解，国内公益机构目前的一大问题，在于操作型组织和支持型组织很大程度上重叠，而无法做到“术业有专攻”。“基金会一般是支持型组织，负责募款，然后把钱交给负责操作的NGO，比如有特定服务方向的民办非企业。但现在是基金会往往既募款，又自己做公益项目，事实上挤压了操作型NGO的生存空间。”吕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联劝”在2011年秋季发动第一次“一个鸡蛋的暴走”，为西部五省贫困农村的数十所小学募款，保证让这些学校的孩子每天能吃到一个鸡蛋。“联劝”本身并不负责操作，具体的项目执行交由9家民间助学、扶贫机构。由于善款出自“联劝”，鸡蛋款的落实情况，“联劝”负有监督和评估的职责。
第一次劝募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尤其是“暴走”形式获得好评。“联劝”在第二次“暴走”劝募中，增加了5家公益机构的5个公益项目，如建立乡村学校图书馆、服务流动儿童(农民工子女)等，与“一个鸡蛋”一样都针对儿童。第二次“暴走”计划募捐100万，其中65万资助下一年度的“一个鸡蛋”项目，35万分配给其他项目，每家5万至7万不等。
当“联劝”推出新一期“暴走”计划时，就在网站上公布了其他受助项目名称及其细节，但没有得到参与者的注意。数位参与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们都以为此次“暴走”募集只是“鸡蛋款”。这就为之后的问题埋下伏笔。
待到“暴走”结束，善款大大超过预期，“计划外”部分应如何使用，就颇费组织者的脑筋。因为相关法律在此无明确规定。从理论上说，应资助的资金已经拨付，由“联劝”来判断，并支配剩余部分，在法律上并无问题。然而，公众是应“一个鸡蛋”等资助儿童的项目而来捐款，如果善款用于其他领域，似有不妥之处。
几经商议，并征求了部分捐款人代表的意见，“联劝”决定创立“法庭”辩论的方式，让公众决定如何使用善款。根据“联劝”的设计，优先考虑“一个鸡蛋”之外的五家机构，由其申报新的公益项目，但要与儿童扶助相关。每个新项目的资助资金上限为20万。“联劝”初审之后，召开“评审会”，由捐款人决定是否对其资助。
评审会将模拟英美海洋法系的法庭辩论，由“联劝”邀请公益领域的学者，或专业人士组成专家团，效仿公诉人的角色，对项目挑刺、评定。而五家机构要模仿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的角色，对专家团的批评作出回应，以证明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由捐款人代表组成的“陪审团”，会默默旁观整个过程，在答辩完成后开小会投票决定是否给予资助。
吕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形式，让公众对于公益项目的操作，有更深的了解。现实中，捐赠人往往是弱势群体，对善款的用途很难表达自己的意见，更不用说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之中去。我们一开始的设想比较理想化，把由捐赠人组成的陪审团看作有常识的普通人，可以通过常识和良知来判断项目的可行性。”
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
“法庭”开庭之前，“联劝”给各捐赠人代表发去了五个新项目的预算和可行性报告。钱琳霖看完之后，感觉“有些小崩溃”。
有一个项目书的一类费用，预计每月耗费1000元，乘以12个月，结果当年总数居然是1200元。“如果是商业计划，找VC融资的话，这样的项目设计绝对不可能通过。”钱琳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钱本人财务工作出身。她一一研究了预算表，并有详细的点评和批注，提出的疑问足足写满一张A4纸。
事实上，参加“暴走”的2000多人中，企业职员、白领、高管占六成以上，其中相当部分都是金融、投资方面的专业人士，制作、研究投资计划书和财务报表的能力远在公益人士之上。被专业人士用放大镜扫描一遍之后，设计略显粗糙的公益项目从一开始就前景不妙。
而由于之前发生的“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基会丑闻等，公益组织整体声誉大受影响。“当时有罪推定的感觉很强，气氛不太友好。”杨磊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法庭”现场的印象。她是“心教育”社区青少年发展中心负责人，6月30日第一个上场阐释项目、接受质询。 一位“陪审员”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评审会结束后我回到公司，曾经和我打赌捐款的同事问：‘怎么样?是不是骗子?捐款会不会打水漂?’现在公益机构的信誉真是跌到了冰点。”
一家公益机构特意邀请一位农村教师来到评审会现场。她曾接受资助，在自己的学校里推行该公益项目。老师的现身说法感动了全场，但未能让“陪审团”投赞成票。“陪审团”代表上台陈述时说：“如果老师自己来申请资助，我们也许更愿意。但就这个项目而言，我们更关注能不能把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
6月30日，第一场评审会召开，决定两个项目资助与否。“心教育”负责人杨磊首先上台阐释自己的服务理念——流动儿童的拓展培训。“心教育”计划在上海浦东新区和闵行的三所流动儿童学校，开发阅读、美术、自然及体育等特色课程，服务800名流动儿童。
杨磊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这一项目的初衷：流动儿童因为成长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融入城市生活有很强的“屏障”。“心教育”为此设计了一套特色课程，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据当天的参与者回忆，“心教育”的设计非常专业，有很多模型，结果引导了专家团也在专业内容上发问、讨论。遗憾的是，这些专业模型并未说服“陪审团”。否决的理由，在于项目的出发点：捐赠人认为它在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捐款人都希望，把钱用在更需要的、更贫苦的地方，而且能直接见效，就像“一个鸡蛋”。
这是一个双方在思维差异上的经典问题。虽然公益早已是一个时尚话题，但普通公众对于慈善、公益和政府公共物品之间的区别，公益机构在其间如何落位，并不清楚。
“弱势群体”只是一个相对概念，甚至正常人群在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中，会暂时成为弱势群体。如果他们的需求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又不属于政府的公共物品范畴，往往就属于公益服务领域。比如上海一家机构提供社区服务，为双职工家庭照顾3点钟就放学的子女。以“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的角度看，它明显也是“锦上添花”。但这类需求真实存在，而市场和政府都无法完全满足，也的确构成了社会问题，那么就值得由公益机构推进服务。
在第二个项目中，江苏昌明教育基金会的秘书长王胜，描述了“完美教室”的项目方式：在农村的小学中，与班主任合作，注入全新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当下的幸福学习体验，通过改善其所在班级的软硬件，开设“全人课程”——包括“人格课程”(公民与生命)、阅读课程(文学与科普)、庆典课程(晨诵、午读、暮省等)等班级活动。相应的，基金会将为这间教室添置图书，建立借阅制度和营造阅读氛围，提供教师培训和交流等。“完美教室”项目在全国三十几所学校运行了近十年，这一次希望获得资助在安徽省推行。
这一项目也被否决，原因是：“如果资助某一个教师的班级，会不会人为在学校内制造一个不均衡?因为教育的机会应该平等，一个教室的软硬件突出，会不会造成老师之间微妙，以及不同班级学生之间的不友善关系?”
王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思维方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做公益的人都知道，我们永远只能帮少数人，而不是全部。我们很难改变教育体制，只能从一间间教室做起，从微环境开始改变，让学生受益。”
“完美教室”被否决的另一个原因，是江苏昌明教育基金会账上还有300多万现金，“看上去比‘联劝’还有钱，我们感觉不能，也不敢资助。”捐赠人代表最后在台上说。
面对这个问题，王胜更是哭笑不得：“我们是非公募基金会，账上的大多数现金是专项资金，有指定项目和领域，我们不能，也不敢擅自用到‘完美教室’上来。”但他已经没有机会解释。根据“法庭”规则，“陪审团”不能提问。而专家团并未意识到他们有如此疑虑，没有在常识上提问引导。待到问题最终呈现在王胜面前时，否决资助已具有“法律效应”。
作为主持人，吕朝作当天的结束总结时，言若有憾：“我们尊重捐赠人代表的决定。我们的团队有预料，不见得钱能拿到。但结果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后来，他忍不住还是为自己的草根组织同行辩护了几句，在当下的公益“市场”上，找到一个优秀项目非常困难，而这两个项目都是上乘之作。
捐款人代表则回答道：“这笔钱是我们辛苦募来的。而且我们代表着很多人，还押上了自己的信用，所以抱着慎之又慎，宁缺毋滥的态度。”“法庭辩论”过程中，“陪审员”还通过微博、微信等形式向后方现场直播，征求被委托人的意见。最终的投票结果，的确代表了大部分捐款人的意愿。渐成共识
钱琳霖记得，参加第一次“庭审”的“陪审员”回来后，很激动地说：“我们都干掉了!”那感觉，像是打了一场胜仗。“但我们也没能帮助谁啊?”钱琳霖反问道。那位“陪审员”听了有些发愣。
“联劝”方面也进行了反思。他们没有想到，对公益机构的实际操作，公众的认知差异有如此之大。于是，7月28日第二次“法庭”开庭之前，他们特意提前一小时，为新组成的“陪审团”上基础课。讲述的内容，从“NGO”“NPO”“CSR”等名词解释开始；到常见的问题，诸如“做公益=做好事?”和“零成本=好公益?”最后是当下中国公益界的现状，什么是草根NGO及其困境……
“法庭”规则做了较大修改，专家团和“陪审团”享有均等的提问机会和投票权。如果双方投票结果相左，则一起进入密室讨论。15分钟后，再次投票，但后一轮只有捐赠人代表有投票权。
第二次评审会上，“陪审员”的手松了很多。会后，钱琳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第一次评审会的项目全部被毙，对捐款人代表也有影响——“不能空喊公益和善心，首先要让目标达成。项目和团队虽然有缺憾，如果假以时日能完善，我们就投赞成票。”
于是，捐款人以60分，而不再是100分为标准，视公益项目的延展性，和团队能力为主要评判依据。在现场，“鸡同鸭讲”的情况未再出现，两边的投票结果大致相似。当天第一个项目被一致通过，第二个一致否决。直到第三个项目，出现了投票结果不同，而且是捐赠人团队5：4通过，专家团队3：3相持，一票弃权。
进入密室讨论后，双方都想尽办法“挽救”这个项目。它计划服务于上海四个区的孤残儿童，建立流动图书室并授以艺术课程。大家觉得它的设计方向不错，但是团队能力让人不太放心。有捐赠人代表提议，能否将资助总额拆分，在不同阶段，视项目运行情况再资助之后的部分?但限于规则设定，无法进行如此操作。最终，理智和谨慎又占了上风，这一项目仍被否决。
虽然最终只通过一项，当天总结发言的“联劝”秘书长王志云说：“相比上次，心里温暖了许多。”
不少具有专业知识的捐赠人表示，愿意对公益机构免费培训，提高其编制预算和财务监控的能力。此类活动一旦启动，就是专业人士投入公益服务的实践，远比简单的捐款更能体现他们的价值，也更能提高公益行业的水准。
问题是，仍有近百万元捐款尚未定去向。9月23日，“联劝”将召开第三次“公益法庭”。目前，他们正在对已报名的100多个公益项目进行初审。
在2012年6月和7月，“公益法庭”两次开庭，五个公益项目当场被捐赠人否决了四项。受挫的几家机构，却认为收获颇丰，因为只有面对公众，才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对自己有哪些误解。对于捐赠人而言，公益机构的专业思维和困境，也通过“法庭”形式展现出来。
截至《中国新闻周刊》发稿时，已有近100家机构报名参加新一期“公益法庭”，届时，“联劝”接受捐赠人的当面质询，甚至是不留情面的批评。
“赌博”式快乐公益
事情要从2012年4月21日说起。这一天，一支逾2000人的队伍在上海青浦区徒步“暴走”足足50公里。行前几周，“暴走”队员已用各种形式告知亲朋好友，请他们捐款。此外，这一活动吸引人之处在于鼓励“赌博”。暴走队员事先可与其亲友打赌：“如果我完成了，你能给我多少善款?”
典型如长江商学院的钱琳霖女士，其负责的2011MBA班一共10人参加“暴走”，她“悬赏”赌注每公里10元。结果，10人一共完成394公里，钱小姐痛快地兑现了近4000元捐款。
于是，肩负筹款压力的“暴走”队员无不全情投入。“暴走”从上午7点半开始，持续12小时，不少队员是相互搀扶着走过终点。到达之后，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或者发微博，兴高采烈地兑现“赌资”。
“暴走”和打赌式劝募，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已流行多年，这是一种“联合劝募”的模式。上海公益发展基金会简称为“联劝”，就是因为该基金会为面向公众的公募基金会，并在劝募方式上学习此类模式。按照“联劝”副理事长吕朝的理解，国内公益机构目前的一大问题，在于操作型组织和支持型组织很大程度上重叠，而无法做到“术业有专攻”。“基金会一般是支持型组织，负责募款，然后把钱交给负责操作的NGO，比如有特定服务方向的民办非企业。但现在是基金会往往既募款，又自己做公益项目，事实上挤压了操作型NGO的生存空间。”吕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联劝”在2011年秋季发动第一次“一个鸡蛋的暴走”，为西部五省贫困农村的数十所小学募款，保证让这些学校的孩子每天能吃到一个鸡蛋。“联劝”本身并不负责操作，具体的项目执行交由9家民间助学、扶贫机构。由于善款出自“联劝”，鸡蛋款的落实情况，“联劝”负有监督和评估的职责。
第一次劝募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尤其是“暴走”形式获得好评。“联劝”在第二次“暴走”劝募中，增加了5家公益机构的5个公益项目，如建立乡村学校图书馆、服务流动儿童(农民工子女)等，与“一个鸡蛋”一样都针对儿童。第二次“暴走”计划募捐100万，其中65万资助下一年度的“一个鸡蛋”项目，35万分配给其他项目，每家5万至7万不等。
当“联劝”推出新一期“暴走”计划时，就在网站上公布了其他受助项目名称及其细节，但没有得到参与者的注意。数位参与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们都以为此次“暴走”募集只是“鸡蛋款”。这就为之后的问题埋下伏笔。
待到“暴走”结束，善款大大超过预期，“计划外”部分应如何使用，就颇费组织者的脑筋。因为相关法律在此无明确规定。从理论上说，应资助的资金已经拨付，由“联劝”来判断，并支配剩余部分，在法律上并无问题。然而，公众是应“一个鸡蛋”等资助儿童的项目而来捐款，如果善款用于其他领域，似有不妥之处。
几经商议，并征求了部分捐款人代表的意见，“联劝”决定创立“法庭”辩论的方式，让公众决定如何使用善款。根据“联劝”的设计，优先考虑“一个鸡蛋”之外的五家机构，由其申报新的公益项目，但要与儿童扶助相关。每个新项目的资助资金上限为20万。“联劝”初审之后，召开“评审会”，由捐款人决定是否对其资助。
评审会将模拟英美海洋法系的法庭辩论，由“联劝”邀请公益领域的学者，或专业人士组成专家团，效仿公诉人的角色，对项目挑刺、评定。而五家机构要模仿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的角色，对专家团的批评作出回应，以证明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由捐款人代表组成的“陪审团”，会默默旁观整个过程，在答辩完成后开小会投票决定是否给予资助。
吕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形式，让公众对于公益项目的操作，有更深的了解。现实中，捐赠人往往是弱势群体，对善款的用途很难表达自己的意见，更不用说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之中去。我们一开始的设想比较理想化，把由捐赠人组成的陪审团看作有常识的普通人，可以通过常识和良知来判断项目的可行性。”
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
“法庭”开庭之前，“联劝”给各捐赠人代表发去了五个新项目的预算和可行性报告。钱琳霖看完之后，感觉“有些小崩溃”。
有一个项目书的一类费用，预计每月耗费1000元，乘以12个月，结果当年总数居然是1200元。“如果是商业计划，找VC融资的话，这样的项目设计绝对不可能通过。”钱琳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钱本人财务工作出身。她一一研究了预算表，并有详细的点评和批注，提出的疑问足足写满一张A4纸。
事实上，参加“暴走”的2000多人中，企业职员、白领、高管占六成以上，其中相当部分都是金融、投资方面的专业人士，制作、研究投资计划书和财务报表的能力远在公益人士之上。被专业人士用放大镜扫描一遍之后，设计略显粗糙的公益项目从一开始就前景不妙。
而由于之前发生的“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基会丑闻等，公益组织整体声誉大受影响。“当时有罪推定的感觉很强，气氛不太友好。”杨磊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法庭”现场的印象。她是“心教育”社区青少年发展中心负责人，6月30日第一个上场阐释项目、接受质询。 一位“陪审员”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评审会结束后我回到公司，曾经和我打赌捐款的同事问：‘怎么样?是不是骗子?捐款会不会打水漂?’现在公益机构的信誉真是跌到了冰点。”
一家公益机构特意邀请一位农村教师来到评审会现场。她曾接受资助，在自己的学校里推行该公益项目。老师的现身说法感动了全场，但未能让“陪审团”投赞成票。“陪审团”代表上台陈述时说：“如果老师自己来申请资助，我们也许更愿意。但就这个项目而言，我们更关注能不能把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
6月30日，第一场评审会召开，决定两个项目资助与否。“心教育”负责人杨磊首先上台阐释自己的服务理念——流动儿童的拓展培训。“心教育”计划在上海浦东新区和闵行的三所流动儿童学校，开发阅读、美术、自然及体育等特色课程，服务800名流动儿童。
杨磊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这一项目的初衷：流动儿童因为成长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融入城市生活有很强的“屏障”。“心教育”为此设计了一套特色课程，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据当天的参与者回忆，“心教育”的设计非常专业，有很多模型，结果引导了专家团也在专业内容上发问、讨论。遗憾的是，这些专业模型并未说服“陪审团”。否决的理由，在于项目的出发点：捐赠人认为它在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捐款人都希望，把钱用在更需要的、更贫苦的地方，而且能直接见效，就像“一个鸡蛋”。
这是一个双方在思维差异上的经典问题。虽然公益早已是一个时尚话题，但普通公众对于慈善、公益和政府公共物品之间的区别，公益机构在其间如何落位，并不清楚。
“弱势群体”只是一个相对概念，甚至正常人群在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中，会暂时成为弱势群体。如果他们的需求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又不属于政府的公共物品范畴，往往就属于公益服务领域。比如上海一家机构提供社区服务，为双职工家庭照顾3点钟就放学的子女。以“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的角度看，它明显也是“锦上添花”。但这类需求真实存在，而市场和政府都无法完全满足，也的确构成了社会问题，那么就值得由公益机构推进服务。
在第二个项目中，江苏昌明教育基金会的秘书长王胜，描述了“完美教室”的项目方式：在农村的小学中，与班主任合作，注入全新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当下的幸福学习体验，通过改善其所在班级的软硬件，开设“全人课程”——包括“人格课程”(公民与生命)、阅读课程(文学与科普)、庆典课程(晨诵、午读、暮省等)等班级活动。相应的，基金会将为这间教室添置图书，建立借阅制度和营造阅读氛围，提供教师培训和交流等。“完美教室”项目在全国三十几所学校运行了近十年，这一次希望获得资助在安徽省推行。
这一项目也被否决，原因是：“如果资助某一个教师的班级，会不会人为在学校内制造一个不均衡?因为教育的机会应该平等，一个教室的软硬件突出，会不会造成老师之间微妙，以及不同班级学生之间的不友善关系?”
王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思维方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做公益的人都知道，我们永远只能帮少数人，而不是全部。我们很难改变教育体制，只能从一间间教室做起，从微环境开始改变，让学生受益。”
“完美教室”被否决的另一个原因，是江苏昌明教育基金会账上还有300多万现金，“看上去比‘联劝’还有钱，我们感觉不能，也不敢资助。”捐赠人代表最后在台上说。
面对这个问题，王胜更是哭笑不得：“我们是非公募基金会，账上的大多数现金是专项资金，有指定项目和领域，我们不能，也不敢擅自用到‘完美教室’上来。”但他已经没有机会解释。根据“法庭”规则，“陪审团”不能提问。而专家团并未意识到他们有如此疑虑，没有在常识上提问引导。待到问题最终呈现在王胜面前时，否决资助已具有“法律效应”。
作为主持人，吕朝作当天的结束总结时，言若有憾：“我们尊重捐赠人代表的决定。我们的团队有预料，不见得钱能拿到。但结果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后来，他忍不住还是为自己的草根组织同行辩护了几句，在当下的公益“市场”上，找到一个优秀项目非常困难，而这两个项目都是上乘之作。
捐款人代表则回答道：“这笔钱是我们辛苦募来的。而且我们代表着很多人，还押上了自己的信用，所以抱着慎之又慎，宁缺毋滥的态度。”“法庭辩论”过程中，“陪审员”还通过微博、微信等形式向后方现场直播，征求被委托人的意见。最终的投票结果，的确代表了大部分捐款人的意愿。渐成共识
钱琳霖记得，参加第一次“庭审”的“陪审员”回来后，很激动地说：“我们都干掉了!”那感觉，像是打了一场胜仗。“但我们也没能帮助谁啊?”钱琳霖反问道。那位“陪审员”听了有些发愣。
“联劝”方面也进行了反思。他们没有想到，对公益机构的实际操作，公众的认知差异有如此之大。于是，7月28日第二次“法庭”开庭之前，他们特意提前一小时，为新组成的“陪审团”上基础课。讲述的内容，从“NGO”“NPO”“CSR”等名词解释开始；到常见的问题，诸如“做公益=做好事?”和“零成本=好公益?”最后是当下中国公益界的现状，什么是草根NGO及其困境……
“法庭”规则做了较大修改，专家团和“陪审团”享有均等的提问机会和投票权。如果双方投票结果相左，则一起进入密室讨论。15分钟后，再次投票，但后一轮只有捐赠人代表有投票权。
第二次评审会上，“陪审员”的手松了很多。会后，钱琳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第一次评审会的项目全部被毙，对捐款人代表也有影响——“不能空喊公益和善心，首先要让目标达成。项目和团队虽然有缺憾，如果假以时日能完善，我们就投赞成票。”
于是，捐款人以60分，而不再是100分为标准，视公益项目的延展性，和团队能力为主要评判依据。在现场，“鸡同鸭讲”的情况未再出现，两边的投票结果大致相似。当天第一个项目被一致通过，第二个一致否决。直到第三个项目，出现了投票结果不同，而且是捐赠人团队5：4通过，专家团队3：3相持，一票弃权。
进入密室讨论后，双方都想尽办法“挽救”这个项目。它计划服务于上海四个区的孤残儿童，建立流动图书室并授以艺术课程。大家觉得它的设计方向不错，但是团队能力让人不太放心。有捐赠人代表提议，能否将资助总额拆分，在不同阶段，视项目运行情况再资助之后的部分?但限于规则设定，无法进行如此操作。最终，理智和谨慎又占了上风，这一项目仍被否决。
虽然最终只通过一项，当天总结发言的“联劝”秘书长王志云说：“相比上次，心里温暖了许多。”
不少具有专业知识的捐赠人表示，愿意对公益机构免费培训，提高其编制预算和财务监控的能力。此类活动一旦启动，就是专业人士投入公益服务的实践，远比简单的捐款更能体现他们的价值，也更能提高公益行业的水准。
问题是，仍有近百万元捐款尚未定去向。9月23日，“联劝”将召开第三次“公益法庭”。目前，他们正在对已报名的100多个公益项目进行初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