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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才发现，我骑了一匹极其愚蠢的马。一路走了二十多公里，它都极轻快而平稳，眼看着河对岸的酒厂就要到了，它却在河边突然显示出劣根性：不敢过河。
它是那样怕水。尽管这河水并不深，顶多淹到它的腿根。在冬日的阳光下，河水清澈平缓地流着，波光柔和闪动，而宽度顶多不过十几米，但是它却怕得要死。这匹蠢马，这个貌似矫健的懦夫！它的眼睛惊恐地睁大，前腿劈直，胸颈往后仰，仿佛面前横陈的不是一条可爱的小河，而是一道死亡的界限或无底的深渊！
我怀疑这匹青灰色的马对水一定患有某种神经性恐惧症。也许它在来到世间尚不算很长的岁月里，有过遭受洪水袭击的可怕记忆，因而这愚蠢的畜生总结出了一条不成功的经验。像一个固执己见被捕的间谍似的，任凭你踢磕鞭打，它就是不使自己的供詞跨过头脑中那个界限。
我想了很多办法——用皮帽子蒙住马的眼睛，先在草地上奔驰，然后暗转方向直奔河水，打算趁其不备而奋然驰过。结果它却在河沿上猛地顿住，我反而险些从马上翻下去。不远处恰有一座独木桥，我便把缰绳放长，自己先到对岸，用力从对岸那边拽，它依然劈腿扬颈，一用力，我又差点儿被它拽下水。
面对如此一匹怪马，我只好长叹：吾计穷矣！但今天又必须过河，我必须去酒厂。倘要绕道，大约需再走二十公里。无奈之下，我只得朝离得最近的一座毡房走去，商量先把马留在这里，步行去办完事再来取。
一掀开毡帐我就暗暗叫苦，里面只有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卧在床上，似有重病。她抬起眼皮，目光像风沙天的昏黄落日，没有神采；她的身躯枯瘦衰老，连自己站起来也很困难似的。看样子，她至少有八十岁。垂暮之年，枯坐僵卧，谁知哪一刻便灵魂离开躯壳了呢？可是既然进了门，总不好扭头便走，我只好打着手势告诉她我的困难和请求，虽然我自己也觉得等于白说。
她听懂了（其实是看懂了），摆摆手，让我把她从床上挽起来，又让我扶她到外边去。到了河边上，她又示意，让我把她扶上马鞍。我怀疑老太太的神经是不是也不对劲儿了——她连路都走不稳，瘦弱得连躺着都叫人看着累，竟然“狂妄”地要替我骑马过河，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这样年轻力壮的汉子尚且费尽心机、气喘吁吁而不能，她，能让这匹患有“神经性恐水症”的马跨进河水？我无论怎样钦佩哈萨克人的马上功夫，也不能相信眼前她这种可笑的打算。
可是当我刚把她扶上马背，我就全信了。她那瘦小的身躯刚刚落鞍，那马的脊背竟猛然往下一沉，仿佛骑上来一个百十公斤重的壮汉，原来的那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顽劣劲儿全不见了，它变得威武挺拔、目光集中，它完全懂得骑在背上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如士兵遇上强有力的统帅那样。这马不愚蠢，倒是灵性大得过分了。它当然还是不想过河，使劲想扭回头，可是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控住了它，它欲转不能，它四蹄朝后挪蹭的劲儿突然被火烧似的转化为前进的力，马跃进河中，水花劈开，在它胸前分别朝两边溅射。铁蹄踏过河底的卵石发出沉重有力的声响，它勇猛地一用力，最后竟一步跃上河岸，湿漉漉地站定。
我把老太太扶下马，又把她从独木桥上扶回对岸，然后在她的视线里牵马挥手告别。我不敢当她的面上马。她的身体很弱，在河对岸吃力地站着，久久目送我。
此事发生在1972年冬天的巩乃斯草原，而天山，正在老人的身后矗立，闪闪发着光。
（饶晋艺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涛散文选》）
它是那样怕水。尽管这河水并不深，顶多淹到它的腿根。在冬日的阳光下，河水清澈平缓地流着，波光柔和闪动，而宽度顶多不过十几米，但是它却怕得要死。这匹蠢马，这个貌似矫健的懦夫！它的眼睛惊恐地睁大，前腿劈直，胸颈往后仰，仿佛面前横陈的不是一条可爱的小河，而是一道死亡的界限或无底的深渊！
我怀疑这匹青灰色的马对水一定患有某种神经性恐惧症。也许它在来到世间尚不算很长的岁月里，有过遭受洪水袭击的可怕记忆，因而这愚蠢的畜生总结出了一条不成功的经验。像一个固执己见被捕的间谍似的，任凭你踢磕鞭打，它就是不使自己的供詞跨过头脑中那个界限。
我想了很多办法——用皮帽子蒙住马的眼睛，先在草地上奔驰，然后暗转方向直奔河水，打算趁其不备而奋然驰过。结果它却在河沿上猛地顿住，我反而险些从马上翻下去。不远处恰有一座独木桥，我便把缰绳放长，自己先到对岸，用力从对岸那边拽，它依然劈腿扬颈，一用力，我又差点儿被它拽下水。
面对如此一匹怪马，我只好长叹：吾计穷矣！但今天又必须过河，我必须去酒厂。倘要绕道，大约需再走二十公里。无奈之下，我只得朝离得最近的一座毡房走去，商量先把马留在这里，步行去办完事再来取。
一掀开毡帐我就暗暗叫苦，里面只有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卧在床上，似有重病。她抬起眼皮，目光像风沙天的昏黄落日，没有神采；她的身躯枯瘦衰老，连自己站起来也很困难似的。看样子，她至少有八十岁。垂暮之年，枯坐僵卧，谁知哪一刻便灵魂离开躯壳了呢？可是既然进了门，总不好扭头便走，我只好打着手势告诉她我的困难和请求，虽然我自己也觉得等于白说。
她听懂了（其实是看懂了），摆摆手，让我把她从床上挽起来，又让我扶她到外边去。到了河边上，她又示意，让我把她扶上马鞍。我怀疑老太太的神经是不是也不对劲儿了——她连路都走不稳，瘦弱得连躺着都叫人看着累，竟然“狂妄”地要替我骑马过河，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这样年轻力壮的汉子尚且费尽心机、气喘吁吁而不能，她，能让这匹患有“神经性恐水症”的马跨进河水？我无论怎样钦佩哈萨克人的马上功夫，也不能相信眼前她这种可笑的打算。
可是当我刚把她扶上马背，我就全信了。她那瘦小的身躯刚刚落鞍，那马的脊背竟猛然往下一沉，仿佛骑上来一个百十公斤重的壮汉，原来的那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顽劣劲儿全不见了，它变得威武挺拔、目光集中，它完全懂得骑在背上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如士兵遇上强有力的统帅那样。这马不愚蠢，倒是灵性大得过分了。它当然还是不想过河，使劲想扭回头，可是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控住了它，它欲转不能，它四蹄朝后挪蹭的劲儿突然被火烧似的转化为前进的力，马跃进河中，水花劈开，在它胸前分别朝两边溅射。铁蹄踏过河底的卵石发出沉重有力的声响，它勇猛地一用力，最后竟一步跃上河岸，湿漉漉地站定。
我把老太太扶下马，又把她从独木桥上扶回对岸，然后在她的视线里牵马挥手告别。我不敢当她的面上马。她的身体很弱，在河对岸吃力地站着，久久目送我。
此事发生在1972年冬天的巩乃斯草原，而天山，正在老人的身后矗立，闪闪发着光。
（饶晋艺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涛散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