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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法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有深刻的理论渊源，是对马列主义法律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扬弃，是对西方近代法学理论的吸收与突破。毛泽东法律思想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蕴和丰富的时代价值，对于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法律思想；马列主义；传统文化；西方法学理论
毛泽东法律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今天，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认真梳理毛泽东法律思想的理论来源，进一步了解其内涵本质，就成为开展毛泽东法律思想研究工作的当务之急。
一、马列主义法律思想是毛泽东法律思想之基石
毛泽东法律思想是马列主义法律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马列主义为毛泽东法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构成毛泽东法律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法律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之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法律思想。
第一，马克思主义法学阐明了法的本质属性和阶级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力量制定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规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由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条件所决定，又对当时的物质生活起着一定的反作用。马克思强调：“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法律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和维护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来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的承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像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所有制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毛泽东接受了马列主义关于法律阶级属性的论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下，法律将充分体现劳动人民的意志，“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
第二，马克思主义法学阐述了法的制定原则。首先，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立法要秉持民主客观与实事求是的原则。“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的极端任性。”在具体的立法工作中，要保证“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要使人民对法律的执行过程进行有效监督。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法律思想之壤
任何新思想都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前人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批判继承，毛泽东法律思想亦浸染着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毛泽东具有深厚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在他的诗文著述当中，成语典故、名言警句、寓言传说往往是信手拈来而又精妙绝伦。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法律制度和法理著述，这些传统法律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法律思想形成发展的文化土壤。
第一，儒家思想的“德主刑辅”观念是毛泽东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强调德治，认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大戴礼记·礼察》）法律和刑责的作用十分有限，德治和礼教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手段。孔子提出了“德主刑辅”的著名论断，认为道德教化是使民众遵守规章制度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是说，如果仅仅依托刑法来治理国家，人民只会追求免除法律的惩罚，不会产生廉耻之心。统治者必须以道德导引人民，以礼制教育人民，这样民众才会自觉归服。
第二，法家思想的“以法治国”观念为毛泽东法律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管仲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法治”主张：“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之非法者，所以禁止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商鞅不仅提倡“不贵义而贵法”，“任法而治”，还强调：“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法家主张将法律定为成文制度，为人们提供恒定的行为标准；统治者以法治国，循章奖惩，赏罚分明；法制要适应时代发展，因时因地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三、西方近代法学理论为毛泽东法律思想之雨露
毛泽东大量阅览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法学名著，拓深了自己的法学理论素养。比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和《法意》当中，提出了“地理决定论”的刑罚观，主张罪刑相适、刑罚正义、刑罚宽和，使监狱成为犯人学习改造的学校。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指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认可，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记录和公意的行为，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是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宗教束缚、建立法治社会的强烈渴望，这与毛泽东反对封建酷刑和阶级压迫的思想相契合，为他的法制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33
[2]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88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关键词】毛泽东；法律思想；马列主义；传统文化；西方法学理论
毛泽东法律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今天，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认真梳理毛泽东法律思想的理论来源，进一步了解其内涵本质，就成为开展毛泽东法律思想研究工作的当务之急。
一、马列主义法律思想是毛泽东法律思想之基石
毛泽东法律思想是马列主义法律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马列主义为毛泽东法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构成毛泽东法律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法律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之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法律思想。
第一，马克思主义法学阐明了法的本质属性和阶级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力量制定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规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由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条件所决定，又对当时的物质生活起着一定的反作用。马克思强调：“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法律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和维护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来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的承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像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所有制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毛泽东接受了马列主义关于法律阶级属性的论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下，法律将充分体现劳动人民的意志，“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
第二，马克思主义法学阐述了法的制定原则。首先，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立法要秉持民主客观与实事求是的原则。“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的极端任性。”在具体的立法工作中，要保证“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要使人民对法律的执行过程进行有效监督。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法律思想之壤
任何新思想都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前人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批判继承，毛泽东法律思想亦浸染着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毛泽东具有深厚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在他的诗文著述当中，成语典故、名言警句、寓言传说往往是信手拈来而又精妙绝伦。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法律制度和法理著述，这些传统法律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法律思想形成发展的文化土壤。
第一，儒家思想的“德主刑辅”观念是毛泽东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强调德治，认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大戴礼记·礼察》）法律和刑责的作用十分有限，德治和礼教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手段。孔子提出了“德主刑辅”的著名论断，认为道德教化是使民众遵守规章制度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是说，如果仅仅依托刑法来治理国家，人民只会追求免除法律的惩罚，不会产生廉耻之心。统治者必须以道德导引人民，以礼制教育人民，这样民众才会自觉归服。
第二，法家思想的“以法治国”观念为毛泽东法律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管仲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法治”主张：“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之非法者，所以禁止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商鞅不仅提倡“不贵义而贵法”，“任法而治”，还强调：“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法家主张将法律定为成文制度，为人们提供恒定的行为标准；统治者以法治国，循章奖惩，赏罚分明；法制要适应时代发展，因时因地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三、西方近代法学理论为毛泽东法律思想之雨露
毛泽东大量阅览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法学名著，拓深了自己的法学理论素养。比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和《法意》当中，提出了“地理决定论”的刑罚观，主张罪刑相适、刑罚正义、刑罚宽和，使监狱成为犯人学习改造的学校。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指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认可，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记录和公意的行为，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是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宗教束缚、建立法治社会的强烈渴望，这与毛泽东反对封建酷刑和阶级压迫的思想相契合，为他的法制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33
[2]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88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