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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曾诞生过许许多多突破思想束缚、催人奋进革新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是其中之一。这句口号折射出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和“追求效率”理念，是经济特区突破重重阻力、杀出一条血路精神的集中体现。
一节生动的现场教学课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提出者，是被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
这句口号是袁庚在创建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中长期积累、长期思考的结果。最早让袁庚受到启发的，是他在香港上的“第一课”。
1978年10月，袁庚调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当时，为了业务发展，招商局要在香港购买一栋大楼。袁庚与卖主谈妥后，约定在星期五下午2时预付定金2000万港元。袁庚和卖主都准时到达律师楼，可卖主的汽车停在门外却没熄火，只等双方在律师楼办完交易手续拿到支票，就立即安排专人坐汽车直奔银行。
原来，第二天就是星期六，银行不上班。如果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支票不能交给银行，卖主就要损失三天的存款利息。
袁庚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感叹，当时在内地的很多人完全没有时间观念、理财观念。可以说，一堂生动的现场教学课，让“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在袁庚脑海中萌芽。
招商局历经百年沧桑，身为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时年61岁的袁庚希望将招商局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大型跨国公司。根据当时国际市场特点，袁庚认准了两条：一是必须扩大船舶修造业务；二是必须增加中流作业能量。前者需要增设浮船坞，后者需要增加驳船仓库，兴建集装箱码头，两者都需要场地。
袁庚带领招商局同事四处奔走，可在万商云集、寸土皆金的香港寻找一块物美价廉的地皮谈何容易。最后，袁庚想到了与香港隔水相望的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工业区的最终选址就在宝安县蛇口南头半岛。
1978年11月下旬，袁庚在香港向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汇报了想在蛇口筹建工业区的构想，叶飞当场表态：起草报告，与广东省联合上报中央。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与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跟随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一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报。袁庚汇报说，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面签个字，这块地皮价值就大大提高了。先念同志说：“好，我批！”
这一天，李先念用铅笔在袁庚带去的地图上划出了一块地方，这便是蛇口南头半岛。
四分钱惊动中南海
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开山第一炮爆响。那时候，建设工业区需要引进外资，招商局必须先期投资弄好“五通一平”，也就是通水、通电、通车、通航、通电讯和平整土地。这需要将大量的建设材料运进蛇口，但当时蛇口的码头只有小船才能靠岸。在荒山野岭的蛇口半岛，当务之急就是新建600米长的顺岸码头。
1978年的蛇口，是隸属于广东省宝安县的一个公社，宝安撤县改为深圳市，是蛇口工业区成立一个多月后的1979年3月5日，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则是1980年8月26日。当时，一条20多米宽的深圳河隔开了两个世界：河北岸的宝安县，一个农民的年收入只有143元，可20多米外的香港，农民的年收入有13000元港币。按照当时的汇率折算，相差70倍之多。收入差距巨大的背后，是整个经济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差别。
1979年8月，交通部四航局承建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当时蛇口的工程局、施工队全是国有的，吃大锅饭，建设港口码头的钱是从香港贷款来的。招商局的人很急，但施工队不急，施工进度很慢。
那时，工人收入主要靠工资，奖金仅是辅助，分五元、六元、七元三个等级。工人对每月几元的奖金兴趣不大，工作干劲不高。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四航局工程处决定实行超产奖励。具体做法是每部车每天的劳动定额为55车，完成定额后每车奖两分钱，超出定额部分每超一车奖四分钱。实行新的超产奖励后，工人劳动积极性大涨，每人每天能够运八九十车。不仅如此，工人们还主动要求加班加点，实行每天工作12小时的大班制。
这样提高效率的奖励办法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争论，有反对者认为这是“滥发奖金”，行之有效的奖励被有关部门勒令停止，工作效率也降了下去，直接影响到工程进度。
在向上级部门呈递报告的同时，袁庚请来记者写了内参，将情况汇报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批示中，胡耀邦口气颇为严厉：“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
“四分钱”惊动了中南海。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蛇口工业区获准继续实行超产奖励办法。
1981年春天，蛇口工业区“五通一平”一期工程基本竣工，建设指挥部正式更名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引发四分钱奖金争议的600米顺岸码头也正式投入使用。
标语牌“几立几拆”
袁庚很看重思想建设。他认为，高速发展的蛇口急需一个富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口号，这个口号不能假大空，要符合蛇口特色，推动蛇口建设。
1981年3月的一天，袁庚坐船从香港赶往蛇口，趁着空闲，他在船上涂涂写写，最后写下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的口号。
在随后召开的工业区干部大会上，袁庚宣读了口号，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但也有与会者对“顾客就是皇帝”提出异议，认为共产党把顾客当“皇帝”不大好。当天的会议结束后，袁庚一行离开蛇口返回香港。临走前，他叮嘱蛇口工业区副总指挥许智明将口号制成标语牌竖在工业区里，让大家都能看到，都能引发思考。于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第一次在蛇口竖立起来。 口号一亮相就引发强烈震动。标语中的两个词比较敏感，一是“金钱”，二是“效率”。在当时金钱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追求，社会主义鼓励的是大公无私。效率的提法也不寻常，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是常态，突然有人提出“效率”，而且把它当成“生命”，很多人不习惯。
此时，国内有关经济特区是否要继续办下去的争论也很激烈，不少人指责经济特区与“租界”没啥两样，“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袁庚为了大局着想，示意暂时把牌子拆下来，放到仓库里。从竖立到拆除，第一块标语牌面世仅三天。
1981年11月底，袁庚给招商局企业管理培训班的学员上课，再次谈到这句口号，在培训班学员中引发热烈回应。在这次讲课过后的一个星期天，谭筑熙等六名培训班学员，在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华苑酒家门前的小广场上再次竖起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比第一块木牌多了两行字。
口号获邓小平肯定
1984年春节，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
得知邓小平要亲临蛇口，袁庚等蛇口工业区负责人很振奋。在做足所有的接待准备工作之后，袁庚布置了一项紧急任务，要求工程公司连夜加班，做出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立在当时从深圳市区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
蛇口工業区办了五年，这条路到底对不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究竟是对是错？袁庚想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口中得到一个答案。
1984年1月26日早上，经过通宵加班赶工，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伫立在从深圳通往蛇口的路口，蓝底铁皮板上写着12个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事实证明，邓小平对深圳和蛇口的改革开放建设是满意的。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谈话时，有这样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邓小平的一锤定音，消除了当时围绕着口号的种种争议，也给袁庚吃了一颗定心丸。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从此广泛传开，这句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口号，逐步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和行为准则，被誉为“第一声春雷”。1984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庆典上，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工业区彩车驶过天安门。这句口号从此响彻全国，家喻户晓。
（吕丽妮荐自《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