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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贾平凹的散文中，1998年写的长篇散文《我是农民——乡下五年的记忆》（文中简称《我是农民》）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文本，第一次详细讲述了自己的青年生活，弥补了诸多传记对他青年生活的忽视。有人曾将它作为“反知青文学”来解读，而我将文本作为作者的自传来讨论，对《我是农民》做一个不一样的解读。
关键词：贾平凹 《我是农民》 自传
传记文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在先秦时期传记文学就已萌芽发展，《庄子》《孟子》《诗经》《离骚》等书中已有人物生活事迹的叙述，到《左传》《战国策》等已初具传记雏形。两汉时期传记文学达到辉煌顶峰，《史记》标志着传记文学的成熟，也奠定了传记文学的基础，司马迁创造性地提出了“本纪”“列传”“世家”等传记的写作方法，指出了传记写作的目的——“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后来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又一次表达了“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的决心。作为“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史记》成了后世正史的摹本与典范，东汉的班固是司马迁的忠实追随者，按司马迁《史记》之体例创作了《汉书》，由此《史记》与《汉书》成了史学上难以超越的两座史传高峰。谁能进正史或在里面能被写多少都是有苛刻要求的，当事人并不能左右，所以说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能被写到的人是非常有限的。一般正史都是后朝给前朝写史，所以能在正史中青史留名的人物或感觉进入不了正史又想给后人留下故事的人就比较喜欢追求自定年谱，以此来“追忆似水年华”，祈求“自我不朽”，文天祥的《文山纪年录》、王辉祖的《病榻梦痕录》可以说就有这样的功用，不过也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其后不断有人为其作传编谱，如自宋迄今，关于李白的年谱在国内外已有七种问世，即宋人薛仲琶的《李太白年潜》，清人王琦的《李太白年谱》，黄锡的《李太白年谱》，今人詹瑛的《李白诗文系年》，王伯祥的《增订李太白年谱》，安旗、薛天纬的《李白年谱》，海外日本神户大学教授览久美子的《李白年谱》。
进入近代以来，在中国原有的史传与自定年谱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大量西方“文学传记”的传统，使得自传在中国异彩纷呈，梁启超的《三十自述》、鲁迅的《朝花夕拾》、郭沫若的《创造十年》、胡适的《四十自述》、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郁达夫的《达夫自传》、巴金的《巴金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柳亚子的《五十七年》就是这些中的佼佼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展现出自传高产期的活跃性，巴金的《随想录》开启了不一样的自传“忏悔”，许多作家学者笔耕不辍，书写自我人生，回顾尘封历史，有廖沫沙的《瓮中杂俎》、阳翰笙的《风雨五十年》、丁玲的《我的生平与创作》、迟子建的《迟子建影记》、梁斌的《一个小说家的自述》、萧乾的《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刘心武的《我是刘心武》、杨绛的《我们仨》、余秋雨的《我等不到了》等。此外许多演员知名人士也都推出了自己的自传性作品，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姜昆的《笑面人生》、杨澜的《凭海临风》等，在当时风靡一时。
诸多的作家学者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心声，在世纪末的1998年可以说是一个丰收之年，这一年相继出版了一批经过历史沧桑考验的老作家、老学者的纪实性回忆文字，有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周汤良的《毕竟是书生》等，引着我们走进了作者记忆的痛处、历史的深处。当从全国文学的宏大视野中收回看陕西文学一隅，也有一部不能忽视的作品在这一年发表了，1993年因发表《废都》而饱受争议的贾平凹，在读者、批评家的谩骂批评声中依旧保持着作家充沛的生命力，在漫天的舆论声中坚持写作，在创作中寻求精神的释放与解脱，先后推出《白夜》（1995）、《土门》（1996）、《高老庄》（1998）等有重量的小说作品。1998年他在文学刊物《大家》第6期推出了一部纪实散文作品《我是农民》。法国勒热讷在他的《自传契约》{1}中写道：“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时，我们把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贾平凹的《我是农民》就是这样一篇回忆性的自传。这一年贾平凹已经46岁，马上就要进入“知天命”的年龄，一个编辑给他打电话说他们正在编辑一套关于知青的回忆录，希望他能够写一本关于知青回忆的书作为其中的一本，面对编辑的软磨硬泡，他答应了，他要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他的“脑子却不由地想到了往昔知青的岁月……距离了知青生活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里每每作想了那五年的岁月莫不是咬牙切齿的诅咒，而现在却变得那样的亲切与珍贵”{2}。他选取了知青生活中的五年来写，与杨绛的《干校六记》、金克木的《天竺旧事》、季羡林的《留德十年》的生活美文一样，与谢冰莹的《女兵十年》、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的人生小说一样，与柳亚子的《八年回忆》、沙汀的《雎水十年——四十年代在国统区的生活》、张炜的《游走——从少年到青年》的生活历史记录一样，“恰好都只切取人生的某一片断，浓墨重彩，大大渲染一番，而后戛然而止”{3}。
“若要写出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4}贾平凹做到了这一点，书中他这样描述他提笔写作时的心理：“漫漫的长途上，竟然有一片林子，林子里有野花和荆棘的草坪，有划动着蜉蝣的水池，该坐下来咀嚼身上口袋里已经风干的馍饼了。”{5}保尔·柯察金曾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当在生理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贾平凹在人生的中年驻足回望自己已经度过的四十六年时，发现从21岁走上创作之路起，其实自己不仅仅是一个编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只是在忙碌的生活、工作、创作中，没有静下心来去系统地梳理罢了。不过在他没有关注这些时，已有人开始了对他生活创作的整理写作，他就是贾平凹的好友及乡党——孙见喜，在1998年《我是农民》发表之前，孙见喜就创作了三部关于贾平凹的传记纪实类的作品，《贾平凹之谜》（1991）、《怪才贾平凹》（1993）、《鬼才贾平凹》一二部（1994）。贾平凹成为作家，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到46岁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全国的评论界对他的作品有着铺天盖地式的评论研究，但有关他传记纪实类的作品却比较少，只有孙见喜的三本，但也都集中写他到西安后的生活创作，对他在农村的经历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和亲身的经历，也不敢妄加猜测和推理，于是孙见喜就用小小的篇幅用概括式的语言一笔带过。约稿的契机吹醒了贾平凹的尘封记忆，加上他也读过孙见喜关于自己的书，他也想借此机会来弥补孙见喜作品中的不足之处，他借着这样一个契机要为自己青年时期的五年立传，使之成为后来为其作传的作者无法回避且必须遵循的一个模板。他的想法不久就成了现实，新世纪孙见喜的《贾平凹前传之鬼才出世》（2001）和《贾平凹传》（2008）、李星与孙见喜合著的《贾平凹评传》（2004）、许爱珠的《性灵之旅——贾平凹的平平凹凹》、储子淮的《作家贾平凹》（2012）等都没有超出贾平凹设下的“魔咒”，后来者只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贾平凹的这样一种创作心理并不是其独有，也不是新时代到后来才有的，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文人的一种特殊心理，那就是——永远认为只有自己做的自传才是最真实的，特别是传记，蔡元培、吴宓等人为了防止记忆的缺憾，直接将自己的日记放入自传中，使其更客观更真实，因为记忆或整编存在自我主观的臆断，而日记是当时一日之记录，少了二次创造的失真。18世纪英国大史学家吉本在其回忆录的“楔子”中曾写道：“我的名字日后也许会列入一部《英国名人传记集》的上千篇文章里，因此我必须想到，要介绍我的一系列思想和行动，没有人能像我自己那样完全合格了。”于是他拿起笔将那段别人永远无法知晓的经历展现给人们，“思想通达，文字雅驯，较少滥情与夸饰”，“落笔时不做作，少卖弄，偶见风神逸韵，反而更令人回味无穷”。{6}当我全面细致地考察了当下贾平凹传记的创作现状，阅读了李星与孙见喜合著的《贾平凹评传》（2004）、冯有源的《平凹的佛手》（1999）、键涛的《平凹在我家写〈废都〉》（2014）等记录贾平凹生平的传记、纪实、人物研究的书后，心中突然涌现出一种莫名之感，那就是这些多则百万言的巨著，少则二十万言的长篇作品，与不到十万言的《我是农民》在语言、情节、叙述等多方面比起来，少了《我是农民》的三分的真、七分的情、十分的感人，因为贾平凹的作品没有浮华的修饰、漫天的想象，“多细节描写，甚至平添几分小说意味”，有着鲁迅先生“朝花夕拾”般的风韵，这或许就是他写得比他人高明的地方。 这样一部饱含深情和无限追思的作品，虽说是作者时隔二十五年后写的，但不存在作者的刻意捏造与虚构。传记有着诸多的功利性，特别是自传，写传者就是传主，处处希望留下自己最光鲜、最有成就的一面，从而容易导致传记的失真，不过贾平凹没有落入俗套，他还是保持了一种较为公正的心态，忠于事实。在书中他这样写道：“写关于回忆的文章我是一点也不敢虚构和扩大或缩小事实的，我每次回忆到那段经历，也是胸口就堵得厉害。”{7}再有就是他当时写的日记重见天日，也为作者填补了记忆的空白，从而避免了主观的猜测、自我记忆合理的拼凑与遐想，或许可以说，日记的真实存在也是他接受这一写作任务并勇敢地拿起笔来书写历史记忆的支柱。对于日记他这样写道：“1990年的夏天，我回了一次老家，一晚上和本族的一个侄儿说话，他突然谈起了我的日记本……他说，日记本在棣花流传着，先是贾塬村的倒换了三个主儿后又传到中街雷某某的手里，再又到东街，转到他手里时他藏起来了，再不外借了人。我赶紧求他还给我，而且愿意再送他一本我的新书。日记本保存得相当好，外边包了两层牛皮纸，上面写着：这是贾平凹在水库工地的日记，翻阅读者无比爱惜。……这本日记，我带回了西安……”{8}面对宝贵的日记，作者没有像周作人、季羡林、杨树达等将日记放到回忆录中“尽量排除自述时的虚构、造作与修饰”{9}，而是像古代记载历史的纪事本末体，克服了日记记事的分散性，增强了故事性、阅读性。不过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贾平凹自己写自己，加之他又在作品中不断地强调事件的真实性，我们就认为《我是农民》中的所有事件都与事实相符。在《我是农民》的创作中，贾平凹的写作不仅仅追求的是传记，也追求文学性的一面，既保持着传记应有的真实性，也达到了预想的艺术性。
“优秀的传记作品总有一些动人的情节或细节，让读者难以忘怀。”{10}《我是农民》篇幅不是很长，只有十万余言，叙述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只短短五年，设计的内容却异常庞杂丰富，从家庭的琐事变故、生活的苦难艰辛到个人的成长情感，一点不落。读完作品的第一感受就是让我们全景式地看到了一个年轻懵懂、个性鲜明的贾平凹，在娓娓叙述自己的同时也从侧面讲述着一个古老民族新生国家的满目疮痍，就像一个影视镜头，在主角的身后还有着色彩斑斓的历史图景。作品中作者并没有局限于五年的一个回忆，没有因副标题而画地为牢，不经意间就会打破时间的框架，追溯历史，爷爷的赶河、自己的出生都成了重温的对象。不过，文本的重心依旧是“文革”五年里的点点滴滴。
作品中作者写了几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作者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有自己毕业了去学校领毕业证，在苍凉的校园里，想起了生活的点点滴滴，想起了舍友，想起了老师，想起了父亲送自己来上学时的场景；有父亲被批判后家庭的窘迫，以及在有意无意间影响到自己婚姻状况的尴尬；有修水库工地里的不幸与幸，但这期间的爱情才是作者刻骨铭心的，一个懵懂少年开启了心灵的火花，也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作品丰富的内容既是对过去的回忆，也是对过去的告别，不过作家的告别方式与常人不同，他用一部作品来致他的青春。当我通读了贾平凹几乎所有的中长篇小说后，再反过来看他的《我是农民》，我不由地感叹生活或许给他的不仅仅是“咬牙切齿的诅咒”，也给了他无限的创作张力和写作灵感，如若“镜中取影”源源不断。以1998年《我是农民》为分水岭，不管前期的《商州》《浮躁》《白夜》《土门》，还是后期的《怀念狼》《秦腔》《古炉》《老生》，都可在《我是农民》中找到或多或少作者生活的影子。郁达夫在《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这样谈论自己的小说：“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中保留着的。”几十年后的贾平凹依旧保持着郁达夫这样的文人风采，因为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至关重要，“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经过作家的分析、选择、集中、概括，塑造成艺术的形象，往往具有更鲜明、更广泛、更深远的意义”{11}。
“我是农民”的贾平凹讲了一个《我是农民》的故事，告别了他的20岁，1973年到西安求学，文中写道：“这一去，结束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结束了我的农民生涯。我怀着从此踏入幸福之门的心情要到陌生的城市去。”当在城市宦海沉浮二十多年后，扒开一层层的记忆“我才明白，忧伤与烦恼在我离开棣花的那一时起就伴随我了，我没有摆脱掉苦难。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而回想起在乡下的日子，日子变得那样的透明和快乐”{12}。从《浮躁》的金狗，到《废都》的庄之蝶、《白夜》的夜郎，到《秦腔》的夏雨、《古炉》的狗尿苔，再到《老生》的唱师，这些人物都带着作家的灵魂，流淌着作者的血液，散发着作者的情怀，蕴含着作者的追求。《我是农民》中贾平凹讲着自己的故事，在《我是农民》之前，贾平凹讲着“我的故事”，在《我是农民》之后贾平凹依旧在书写着“我的故事”，或许是亲身经历，或许是他者之言，或许是道听途说，写作依旧继续，故事依旧继续，争论依旧继续。
{1} [法]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5}{7}{8}{12} 贾平凹：《我是农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页，第4页，第63页，第82—83页，第108页。
{3}{6}{9}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第339页，第328页。
{4} 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10} 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修订本），北京语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11} 《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作 者：慕江伟，西北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关键词：贾平凹 《我是农民》 自传
传记文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在先秦时期传记文学就已萌芽发展，《庄子》《孟子》《诗经》《离骚》等书中已有人物生活事迹的叙述，到《左传》《战国策》等已初具传记雏形。两汉时期传记文学达到辉煌顶峰，《史记》标志着传记文学的成熟，也奠定了传记文学的基础，司马迁创造性地提出了“本纪”“列传”“世家”等传记的写作方法，指出了传记写作的目的——“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后来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又一次表达了“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的决心。作为“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史记》成了后世正史的摹本与典范，东汉的班固是司马迁的忠实追随者，按司马迁《史记》之体例创作了《汉书》，由此《史记》与《汉书》成了史学上难以超越的两座史传高峰。谁能进正史或在里面能被写多少都是有苛刻要求的，当事人并不能左右，所以说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能被写到的人是非常有限的。一般正史都是后朝给前朝写史，所以能在正史中青史留名的人物或感觉进入不了正史又想给后人留下故事的人就比较喜欢追求自定年谱，以此来“追忆似水年华”，祈求“自我不朽”，文天祥的《文山纪年录》、王辉祖的《病榻梦痕录》可以说就有这样的功用，不过也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其后不断有人为其作传编谱，如自宋迄今，关于李白的年谱在国内外已有七种问世，即宋人薛仲琶的《李太白年潜》，清人王琦的《李太白年谱》，黄锡的《李太白年谱》，今人詹瑛的《李白诗文系年》，王伯祥的《增订李太白年谱》，安旗、薛天纬的《李白年谱》，海外日本神户大学教授览久美子的《李白年谱》。
进入近代以来，在中国原有的史传与自定年谱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大量西方“文学传记”的传统，使得自传在中国异彩纷呈，梁启超的《三十自述》、鲁迅的《朝花夕拾》、郭沫若的《创造十年》、胡适的《四十自述》、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郁达夫的《达夫自传》、巴金的《巴金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柳亚子的《五十七年》就是这些中的佼佼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展现出自传高产期的活跃性，巴金的《随想录》开启了不一样的自传“忏悔”，许多作家学者笔耕不辍，书写自我人生，回顾尘封历史，有廖沫沙的《瓮中杂俎》、阳翰笙的《风雨五十年》、丁玲的《我的生平与创作》、迟子建的《迟子建影记》、梁斌的《一个小说家的自述》、萧乾的《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刘心武的《我是刘心武》、杨绛的《我们仨》、余秋雨的《我等不到了》等。此外许多演员知名人士也都推出了自己的自传性作品，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姜昆的《笑面人生》、杨澜的《凭海临风》等，在当时风靡一时。
诸多的作家学者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心声，在世纪末的1998年可以说是一个丰收之年，这一年相继出版了一批经过历史沧桑考验的老作家、老学者的纪实性回忆文字，有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周汤良的《毕竟是书生》等，引着我们走进了作者记忆的痛处、历史的深处。当从全国文学的宏大视野中收回看陕西文学一隅，也有一部不能忽视的作品在这一年发表了，1993年因发表《废都》而饱受争议的贾平凹，在读者、批评家的谩骂批评声中依旧保持着作家充沛的生命力，在漫天的舆论声中坚持写作，在创作中寻求精神的释放与解脱，先后推出《白夜》（1995）、《土门》（1996）、《高老庄》（1998）等有重量的小说作品。1998年他在文学刊物《大家》第6期推出了一部纪实散文作品《我是农民》。法国勒热讷在他的《自传契约》{1}中写道：“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时，我们把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贾平凹的《我是农民》就是这样一篇回忆性的自传。这一年贾平凹已经46岁，马上就要进入“知天命”的年龄，一个编辑给他打电话说他们正在编辑一套关于知青的回忆录，希望他能够写一本关于知青回忆的书作为其中的一本，面对编辑的软磨硬泡，他答应了，他要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他的“脑子却不由地想到了往昔知青的岁月……距离了知青生活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里每每作想了那五年的岁月莫不是咬牙切齿的诅咒，而现在却变得那样的亲切与珍贵”{2}。他选取了知青生活中的五年来写，与杨绛的《干校六记》、金克木的《天竺旧事》、季羡林的《留德十年》的生活美文一样，与谢冰莹的《女兵十年》、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的人生小说一样，与柳亚子的《八年回忆》、沙汀的《雎水十年——四十年代在国统区的生活》、张炜的《游走——从少年到青年》的生活历史记录一样，“恰好都只切取人生的某一片断，浓墨重彩，大大渲染一番，而后戛然而止”{3}。
“若要写出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4}贾平凹做到了这一点，书中他这样描述他提笔写作时的心理：“漫漫的长途上，竟然有一片林子，林子里有野花和荆棘的草坪，有划动着蜉蝣的水池，该坐下来咀嚼身上口袋里已经风干的馍饼了。”{5}保尔·柯察金曾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当在生理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贾平凹在人生的中年驻足回望自己已经度过的四十六年时，发现从21岁走上创作之路起，其实自己不仅仅是一个编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只是在忙碌的生活、工作、创作中，没有静下心来去系统地梳理罢了。不过在他没有关注这些时，已有人开始了对他生活创作的整理写作，他就是贾平凹的好友及乡党——孙见喜，在1998年《我是农民》发表之前，孙见喜就创作了三部关于贾平凹的传记纪实类的作品，《贾平凹之谜》（1991）、《怪才贾平凹》（1993）、《鬼才贾平凹》一二部（1994）。贾平凹成为作家，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到46岁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全国的评论界对他的作品有着铺天盖地式的评论研究，但有关他传记纪实类的作品却比较少，只有孙见喜的三本，但也都集中写他到西安后的生活创作，对他在农村的经历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和亲身的经历，也不敢妄加猜测和推理，于是孙见喜就用小小的篇幅用概括式的语言一笔带过。约稿的契机吹醒了贾平凹的尘封记忆，加上他也读过孙见喜关于自己的书，他也想借此机会来弥补孙见喜作品中的不足之处，他借着这样一个契机要为自己青年时期的五年立传，使之成为后来为其作传的作者无法回避且必须遵循的一个模板。他的想法不久就成了现实，新世纪孙见喜的《贾平凹前传之鬼才出世》（2001）和《贾平凹传》（2008）、李星与孙见喜合著的《贾平凹评传》（2004）、许爱珠的《性灵之旅——贾平凹的平平凹凹》、储子淮的《作家贾平凹》（2012）等都没有超出贾平凹设下的“魔咒”，后来者只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贾平凹的这样一种创作心理并不是其独有，也不是新时代到后来才有的，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文人的一种特殊心理，那就是——永远认为只有自己做的自传才是最真实的，特别是传记，蔡元培、吴宓等人为了防止记忆的缺憾，直接将自己的日记放入自传中，使其更客观更真实，因为记忆或整编存在自我主观的臆断，而日记是当时一日之记录，少了二次创造的失真。18世纪英国大史学家吉本在其回忆录的“楔子”中曾写道：“我的名字日后也许会列入一部《英国名人传记集》的上千篇文章里，因此我必须想到，要介绍我的一系列思想和行动，没有人能像我自己那样完全合格了。”于是他拿起笔将那段别人永远无法知晓的经历展现给人们，“思想通达，文字雅驯，较少滥情与夸饰”，“落笔时不做作，少卖弄，偶见风神逸韵，反而更令人回味无穷”。{6}当我全面细致地考察了当下贾平凹传记的创作现状，阅读了李星与孙见喜合著的《贾平凹评传》（2004）、冯有源的《平凹的佛手》（1999）、键涛的《平凹在我家写〈废都〉》（2014）等记录贾平凹生平的传记、纪实、人物研究的书后，心中突然涌现出一种莫名之感，那就是这些多则百万言的巨著，少则二十万言的长篇作品，与不到十万言的《我是农民》在语言、情节、叙述等多方面比起来，少了《我是农民》的三分的真、七分的情、十分的感人，因为贾平凹的作品没有浮华的修饰、漫天的想象，“多细节描写，甚至平添几分小说意味”，有着鲁迅先生“朝花夕拾”般的风韵，这或许就是他写得比他人高明的地方。 这样一部饱含深情和无限追思的作品，虽说是作者时隔二十五年后写的，但不存在作者的刻意捏造与虚构。传记有着诸多的功利性，特别是自传，写传者就是传主，处处希望留下自己最光鲜、最有成就的一面，从而容易导致传记的失真，不过贾平凹没有落入俗套，他还是保持了一种较为公正的心态，忠于事实。在书中他这样写道：“写关于回忆的文章我是一点也不敢虚构和扩大或缩小事实的，我每次回忆到那段经历，也是胸口就堵得厉害。”{7}再有就是他当时写的日记重见天日，也为作者填补了记忆的空白，从而避免了主观的猜测、自我记忆合理的拼凑与遐想，或许可以说，日记的真实存在也是他接受这一写作任务并勇敢地拿起笔来书写历史记忆的支柱。对于日记他这样写道：“1990年的夏天，我回了一次老家，一晚上和本族的一个侄儿说话，他突然谈起了我的日记本……他说，日记本在棣花流传着，先是贾塬村的倒换了三个主儿后又传到中街雷某某的手里，再又到东街，转到他手里时他藏起来了，再不外借了人。我赶紧求他还给我，而且愿意再送他一本我的新书。日记本保存得相当好，外边包了两层牛皮纸，上面写着：这是贾平凹在水库工地的日记，翻阅读者无比爱惜。……这本日记，我带回了西安……”{8}面对宝贵的日记，作者没有像周作人、季羡林、杨树达等将日记放到回忆录中“尽量排除自述时的虚构、造作与修饰”{9}，而是像古代记载历史的纪事本末体，克服了日记记事的分散性，增强了故事性、阅读性。不过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贾平凹自己写自己，加之他又在作品中不断地强调事件的真实性，我们就认为《我是农民》中的所有事件都与事实相符。在《我是农民》的创作中，贾平凹的写作不仅仅追求的是传记，也追求文学性的一面，既保持着传记应有的真实性，也达到了预想的艺术性。
“优秀的传记作品总有一些动人的情节或细节，让读者难以忘怀。”{10}《我是农民》篇幅不是很长，只有十万余言，叙述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只短短五年，设计的内容却异常庞杂丰富，从家庭的琐事变故、生活的苦难艰辛到个人的成长情感，一点不落。读完作品的第一感受就是让我们全景式地看到了一个年轻懵懂、个性鲜明的贾平凹，在娓娓叙述自己的同时也从侧面讲述着一个古老民族新生国家的满目疮痍，就像一个影视镜头，在主角的身后还有着色彩斑斓的历史图景。作品中作者并没有局限于五年的一个回忆，没有因副标题而画地为牢，不经意间就会打破时间的框架，追溯历史，爷爷的赶河、自己的出生都成了重温的对象。不过，文本的重心依旧是“文革”五年里的点点滴滴。
作品中作者写了几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作者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有自己毕业了去学校领毕业证，在苍凉的校园里，想起了生活的点点滴滴，想起了舍友，想起了老师，想起了父亲送自己来上学时的场景；有父亲被批判后家庭的窘迫，以及在有意无意间影响到自己婚姻状况的尴尬；有修水库工地里的不幸与幸，但这期间的爱情才是作者刻骨铭心的，一个懵懂少年开启了心灵的火花，也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作品丰富的内容既是对过去的回忆，也是对过去的告别，不过作家的告别方式与常人不同，他用一部作品来致他的青春。当我通读了贾平凹几乎所有的中长篇小说后，再反过来看他的《我是农民》，我不由地感叹生活或许给他的不仅仅是“咬牙切齿的诅咒”，也给了他无限的创作张力和写作灵感，如若“镜中取影”源源不断。以1998年《我是农民》为分水岭，不管前期的《商州》《浮躁》《白夜》《土门》，还是后期的《怀念狼》《秦腔》《古炉》《老生》，都可在《我是农民》中找到或多或少作者生活的影子。郁达夫在《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这样谈论自己的小说：“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中保留着的。”几十年后的贾平凹依旧保持着郁达夫这样的文人风采，因为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至关重要，“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经过作家的分析、选择、集中、概括，塑造成艺术的形象，往往具有更鲜明、更广泛、更深远的意义”{11}。
“我是农民”的贾平凹讲了一个《我是农民》的故事，告别了他的20岁，1973年到西安求学，文中写道：“这一去，结束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结束了我的农民生涯。我怀着从此踏入幸福之门的心情要到陌生的城市去。”当在城市宦海沉浮二十多年后，扒开一层层的记忆“我才明白，忧伤与烦恼在我离开棣花的那一时起就伴随我了，我没有摆脱掉苦难。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而回想起在乡下的日子，日子变得那样的透明和快乐”{12}。从《浮躁》的金狗，到《废都》的庄之蝶、《白夜》的夜郎，到《秦腔》的夏雨、《古炉》的狗尿苔，再到《老生》的唱师，这些人物都带着作家的灵魂，流淌着作者的血液，散发着作者的情怀，蕴含着作者的追求。《我是农民》中贾平凹讲着自己的故事，在《我是农民》之前，贾平凹讲着“我的故事”，在《我是农民》之后贾平凹依旧在书写着“我的故事”，或许是亲身经历，或许是他者之言，或许是道听途说，写作依旧继续，故事依旧继续，争论依旧继续。
{1} [法]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5}{7}{8}{12} 贾平凹：《我是农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页，第4页，第63页，第82—83页，第108页。
{3}{6}{9}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第339页，第328页。
{4} 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10} 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修订本），北京语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11} 《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作 者：慕江伟，西北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