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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巨片《黄金时代》在宣传了将近一年的情况下在国庆档上演，亏得一塌糊涂，三千多万的票房让八千万投资打了水漂，电影公司、导演、编剧、演员想必是苦得面无人色。这部电影真没什么好说的，制作精良，用心良苦，但形式不讨好，当时得令的编剧李樯有点自信得过头，用佛家的说法是没有放下，被史料捆住，把电影煮成了夹生饭。一边是中国观众一下子接受不了，一边是编剧和导演玩闪了腰，两头不到岸制造出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电影的惟一的受益者便是广大爱写字的文艺青年——谁都知道点萧红的八卦，看过萧红一点小说，也就谁都觉得自己可以说上一两嘴，于是乎，几乎人手写了一篇萧红影评。
我个人觉得在所有评论里，最让人恶心的是评论萧红私生活的，骂她贱货没母性的大有人在。且不论别的女人的私生活我们有没有资格评论，光是女作者对女作家的那种凛凛的恶意就让人遍体生凉。喜欢一个女作家无非是因为看过她的作品，看过她的作品等于就是受过她的益，受过人家的恩惠而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去攻击人家的私生活，这真叫人过而忘言，是比忘恩负义更王八蛋的境界。
说实在的，一个女作家毕生的最大责任，可不是要活成一个道德标杆。既然她自己不想要普通人世的幸福安稳，那么就由得她去，只要她写得好，我们读者惟对的只有叹息——不必恨其不争，因为再恨也轮不到你恨，仅仅哀其不幸就好。萧红的不幸在于她的性格，在于时代造就：没有关爱的童年，与表哥私奔的疯狂，大着肚子被未婚夫抛弃押在地下室的苍惶，跟着一个粗鲁的东北男人东奔西走的漂泊……贫与病，是她31岁生命里的主题，在飘摇的生活里，她对于一丁点儿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安稳岁月都有点发慌。在日本安静写作的那大半年里，因为不用为钱担忧，她甚至有点不安：“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这是一个多么卑微的女人，她在幸福面前卑微，在爱情面前卑微，像那些从小没有得到过正常关怀的小姑娘，总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任何略微好一些的东西。那些评论家垢病她混乱的感情生活，指控她“打着女性解放的招牌给自己低劣的生物本能与情欲放纵找堂皇的借口”。是的，她确实是两次都怀着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开始了和新的男人的同居生活，只不过这不是出于她旺盛的情欲（她身体实在太差），只能说出于命运，一次是被无端抛弃，一次是与萧军的彻底决裂，无数次的眼皮子底下并不隐讳的出轨以及酗酒和暴力，让她无法继续，她离开时曾对聂绀弩说她依然爱着萧军，“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累，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我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萧红的情欲与其说是情欲，倒不如说她太贪恋温情，她是一个典型的“爱饥渴”患者，如饥似渴地渴望着来到身边的每一滴爱意，无论是粗蛮的萧军还是胆小的端木蕻良，只要他们给她一点爱，她就制止不了自己向苦难滑动的脚步。女作家是一种什么生物？是一种神经裸露在空气中的生物，对于爱，对于恨，对于痛苦，她们比平常人敏感一百倍。萧红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于她飘摇的旧日生活，情欲的惟一作用是让她更加受苦，让她的神经更敏感，让她更感同身受于人类共同的困境。有多少人在暗夜里祈求老天爷给他们灵感，但只有少数人得到上帝暗中授予的那一支笔，他们只要坐下来，就能源源不断地写出来，跟井喷似的，就像严歌苓，像萧红。她们总是写得又快又好，就是在她最失意的最后的香港岁月里，她也写出了伟大的《呼兰河传》和半部《马伯乐》。作为女作家，她完成了老天爷的任务，她惟一的死穴在于她羸弱的身体，就算是在最青春的十年她都随时处于“坏之极的状态”“心脏过量的跳，全身的血液在冲击着”“写几天就要病几天”，临死之际还在感叹“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不甘，不甘。”
看完电影，走出影院时，我为萧红掉了几滴泪。真的，一个女人，如果你有幸，或者说不幸拥有写作的天分，那么你毕生只有两个责任，第一用好你的天份，去爱去痛去伤去尽情享受自己生命；第二善待你的身体，确保你的健康，像新时代的天才劳模女作家严歌苓一样，“每天游个一千米”。
写得好，活得好，这才是对冰冷人世的最大报复。
我个人觉得在所有评论里，最让人恶心的是评论萧红私生活的，骂她贱货没母性的大有人在。且不论别的女人的私生活我们有没有资格评论，光是女作者对女作家的那种凛凛的恶意就让人遍体生凉。喜欢一个女作家无非是因为看过她的作品，看过她的作品等于就是受过她的益，受过人家的恩惠而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去攻击人家的私生活，这真叫人过而忘言，是比忘恩负义更王八蛋的境界。
说实在的，一个女作家毕生的最大责任，可不是要活成一个道德标杆。既然她自己不想要普通人世的幸福安稳，那么就由得她去，只要她写得好，我们读者惟对的只有叹息——不必恨其不争，因为再恨也轮不到你恨，仅仅哀其不幸就好。萧红的不幸在于她的性格，在于时代造就：没有关爱的童年，与表哥私奔的疯狂，大着肚子被未婚夫抛弃押在地下室的苍惶，跟着一个粗鲁的东北男人东奔西走的漂泊……贫与病，是她31岁生命里的主题，在飘摇的生活里，她对于一丁点儿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安稳岁月都有点发慌。在日本安静写作的那大半年里，因为不用为钱担忧，她甚至有点不安：“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这是一个多么卑微的女人，她在幸福面前卑微，在爱情面前卑微，像那些从小没有得到过正常关怀的小姑娘，总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任何略微好一些的东西。那些评论家垢病她混乱的感情生活，指控她“打着女性解放的招牌给自己低劣的生物本能与情欲放纵找堂皇的借口”。是的，她确实是两次都怀着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开始了和新的男人的同居生活，只不过这不是出于她旺盛的情欲（她身体实在太差），只能说出于命运，一次是被无端抛弃，一次是与萧军的彻底决裂，无数次的眼皮子底下并不隐讳的出轨以及酗酒和暴力，让她无法继续，她离开时曾对聂绀弩说她依然爱着萧军，“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累，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我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萧红的情欲与其说是情欲，倒不如说她太贪恋温情，她是一个典型的“爱饥渴”患者，如饥似渴地渴望着来到身边的每一滴爱意，无论是粗蛮的萧军还是胆小的端木蕻良，只要他们给她一点爱，她就制止不了自己向苦难滑动的脚步。女作家是一种什么生物？是一种神经裸露在空气中的生物，对于爱，对于恨，对于痛苦，她们比平常人敏感一百倍。萧红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于她飘摇的旧日生活，情欲的惟一作用是让她更加受苦，让她的神经更敏感，让她更感同身受于人类共同的困境。有多少人在暗夜里祈求老天爷给他们灵感，但只有少数人得到上帝暗中授予的那一支笔，他们只要坐下来，就能源源不断地写出来，跟井喷似的，就像严歌苓，像萧红。她们总是写得又快又好，就是在她最失意的最后的香港岁月里，她也写出了伟大的《呼兰河传》和半部《马伯乐》。作为女作家，她完成了老天爷的任务，她惟一的死穴在于她羸弱的身体，就算是在最青春的十年她都随时处于“坏之极的状态”“心脏过量的跳，全身的血液在冲击着”“写几天就要病几天”，临死之际还在感叹“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不甘，不甘。”
看完电影，走出影院时，我为萧红掉了几滴泪。真的，一个女人，如果你有幸，或者说不幸拥有写作的天分，那么你毕生只有两个责任，第一用好你的天份，去爱去痛去伤去尽情享受自己生命；第二善待你的身体，确保你的健康，像新时代的天才劳模女作家严歌苓一样，“每天游个一千米”。
写得好，活得好，这才是对冰冷人世的最大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