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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上海人，但我的家乡安徽当涂离上海不远。自打懂事起，乡人会指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告诉我，坐船往下走，一夜就能到上海。去趟上海，是我自幼活在心底的一种向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去上海。从北京直航，2个小时就抵达虹桥机场。但几乎每次去都很匆忙，一两天，两三天，办完事就返回了。同样由于工作的性质，每次到上海，拜望的，见到的，也都属于文艺界、新闻界的前辈、同辈和晚辈。我爱吃上海的三黄鸡，鲜嫩可口，临别的深夜，友人经常请我在一个小店里，半只三黄鸡，两瓶啤酒，见我那副贪婪的吃相，友人开玩笑地说：这还不是真正的小绍兴的三黄鸡，否则你吃而忘返，明天你都不想走了。
我有过一次在上海非公务的停留，至今难忘。
1977年，阿英先生在京去世。香港三联书店约我编选《阿英文集》。阿英是文艺界老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生活在上海。他曾以多种笔名在上海报刊上发表作品，为了尽可能齐全地查找到这些作品，只好来到上海，经朋友帮忙，我在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期刊阅览室里安安静静地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借居在一位父辈的朋友家里。早起散步五分钟，就到目的地，有时提前到了，还没开馆。中午在附近的小饭铺吃碗面充饥。傍晚回到九层楼上一间不足九平方米的屋子里，主人好客地招待一番，菜肴不算多，但新鲜爽口，酒是顶好的洋货。每天最轻松的时候，就是饭后持续几小时的音乐。主人是位老文化人，我给他讲些白天翻阅报纸所知的孤岛时期一些文化新闻，他听着，不时加以补充渲染，这样常常到下半夜。
我在翻阅旧报刊时常发现许多我熟悉的老作家的文字。有次我读到李健吾先生用“刘西渭”的笔名写的谈巴金小说《家》改编成剧本的短文，非常喜欢，估计作者未必保存，特意复印了一份。回北京后，交给同在一个杂志社工作的李健吾先生的女儿，请她带给她父亲。想不到第二天，李维永笑嘻嘻地告诉我，她爸爸高兴得很。不久她又交来李先生给我的一封短笺，他在信的右上角特意加了几句：
这篇文章，似乎是复制出来的。你从什么报纸复制出来，还有，在什么地方复制的？请赶紧告诉我。
看了他的信，我不禁自责起来。由于我当时的疏忽，没有复印全，又没有注明出处。使李先生如此着急。下班时我去东城干面胡同看他，才知道他正在为一家出版社编纂一部戏剧评论集，想把这篇文章补进去。从言谈中知道他颇得意于此文，多年苦于没有保存而又忘记了发表报刊，无法寻觅。他听了我的说明，又宽慰我：多亏你找到了线索，我会托上海友人查出来的。
我有“淘书”的喜爱，平日有假常去北京中国书店逛逛，到上海“淘”点旧书，一直是我的一个心愿。1983年，我在上海书店长乐路一个书库里，从上午一直“淘”到下午。这座小楼里的书库，看来多年没有启用，四处是厚厚的尘土。我挑选了几十本初版本现代文学名著，有些扉页上还有作者的签名，当我抱着这些书出来结账时，已变成了一个灰人。书店的主人不愧是行家，他们扣下了大批有签名本的，只同意售我十几本初版本的，这，我也心满意足了。回到北京，有天我去看望曹禺先生。他问起上海之行的种种情况，当我提起买到一些好书时，他笑着说：你又发财了！我从提包里拿出他的《日出》初版本，他接过去直瞪着全黑的书皮，急促地翻着。我说，送给您。他连声说谢谢。他将书拿到书房里去了，叫我先坐坐。他抱了几本书回到客厅。说感谢我的一片好意，签名送我三本重印的《雷雨》《日出》《原野》，手里仍拿着我送给他的1936年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的《日出》初版本。他站在我面前说：这本书对我当然宝贵，但你是爱书人，还是你保存好。他说，在扉页上还为你写了几句话。我小心地翻开发黄的封面，只见破碎的扉页上面写着几行秀丽的毛笔字：
泰昌：
你喜欢在浩若烟海的旧书中寻觅版本，居然找到巴金和我的旧书，这自然是你的。
曹禺 83 . 6 . 16
他还在扉页的右下角认真地盖了一方印章。他从书架上找了一个大信袋，看着我将新书旧书都装好。几年之后，有次我去医院看望曹禺，告他我刚从上海回来，他头一句话又问我，这次又“淘”到什么好书，他说，“我们这辈人的许多书是在上海出版的，上海注重收藏旧书的人也多，你‘淘’书的点是找准了，上海不仅是我国近代以来金融中心，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搞文字的人要多去上海，那里有鲜活的现实和丰厚的历史，祝你不断有收获。”近些年，我不时有机会去上海，每当我萌念要去上海时，就想起了曹禺先生的这番叮嘱。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去上海。从北京直航，2个小时就抵达虹桥机场。但几乎每次去都很匆忙，一两天，两三天，办完事就返回了。同样由于工作的性质，每次到上海，拜望的，见到的，也都属于文艺界、新闻界的前辈、同辈和晚辈。我爱吃上海的三黄鸡，鲜嫩可口，临别的深夜，友人经常请我在一个小店里，半只三黄鸡，两瓶啤酒，见我那副贪婪的吃相，友人开玩笑地说：这还不是真正的小绍兴的三黄鸡，否则你吃而忘返，明天你都不想走了。
我有过一次在上海非公务的停留，至今难忘。
1977年，阿英先生在京去世。香港三联书店约我编选《阿英文集》。阿英是文艺界老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生活在上海。他曾以多种笔名在上海报刊上发表作品，为了尽可能齐全地查找到这些作品，只好来到上海，经朋友帮忙，我在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期刊阅览室里安安静静地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借居在一位父辈的朋友家里。早起散步五分钟，就到目的地，有时提前到了，还没开馆。中午在附近的小饭铺吃碗面充饥。傍晚回到九层楼上一间不足九平方米的屋子里，主人好客地招待一番，菜肴不算多，但新鲜爽口，酒是顶好的洋货。每天最轻松的时候，就是饭后持续几小时的音乐。主人是位老文化人，我给他讲些白天翻阅报纸所知的孤岛时期一些文化新闻，他听着，不时加以补充渲染，这样常常到下半夜。
我在翻阅旧报刊时常发现许多我熟悉的老作家的文字。有次我读到李健吾先生用“刘西渭”的笔名写的谈巴金小说《家》改编成剧本的短文，非常喜欢，估计作者未必保存，特意复印了一份。回北京后，交给同在一个杂志社工作的李健吾先生的女儿，请她带给她父亲。想不到第二天，李维永笑嘻嘻地告诉我，她爸爸高兴得很。不久她又交来李先生给我的一封短笺，他在信的右上角特意加了几句：
这篇文章，似乎是复制出来的。你从什么报纸复制出来，还有，在什么地方复制的？请赶紧告诉我。
看了他的信，我不禁自责起来。由于我当时的疏忽，没有复印全，又没有注明出处。使李先生如此着急。下班时我去东城干面胡同看他，才知道他正在为一家出版社编纂一部戏剧评论集，想把这篇文章补进去。从言谈中知道他颇得意于此文，多年苦于没有保存而又忘记了发表报刊，无法寻觅。他听了我的说明，又宽慰我：多亏你找到了线索，我会托上海友人查出来的。
我有“淘书”的喜爱，平日有假常去北京中国书店逛逛，到上海“淘”点旧书，一直是我的一个心愿。1983年，我在上海书店长乐路一个书库里，从上午一直“淘”到下午。这座小楼里的书库，看来多年没有启用，四处是厚厚的尘土。我挑选了几十本初版本现代文学名著，有些扉页上还有作者的签名，当我抱着这些书出来结账时，已变成了一个灰人。书店的主人不愧是行家，他们扣下了大批有签名本的，只同意售我十几本初版本的，这，我也心满意足了。回到北京，有天我去看望曹禺先生。他问起上海之行的种种情况，当我提起买到一些好书时，他笑着说：你又发财了！我从提包里拿出他的《日出》初版本，他接过去直瞪着全黑的书皮，急促地翻着。我说，送给您。他连声说谢谢。他将书拿到书房里去了，叫我先坐坐。他抱了几本书回到客厅。说感谢我的一片好意，签名送我三本重印的《雷雨》《日出》《原野》，手里仍拿着我送给他的1936年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的《日出》初版本。他站在我面前说：这本书对我当然宝贵，但你是爱书人，还是你保存好。他说，在扉页上还为你写了几句话。我小心地翻开发黄的封面，只见破碎的扉页上面写着几行秀丽的毛笔字：
泰昌：
你喜欢在浩若烟海的旧书中寻觅版本，居然找到巴金和我的旧书，这自然是你的。
曹禺 83 . 6 . 16
他还在扉页的右下角认真地盖了一方印章。他从书架上找了一个大信袋，看着我将新书旧书都装好。几年之后，有次我去医院看望曹禺，告他我刚从上海回来，他头一句话又问我，这次又“淘”到什么好书，他说，“我们这辈人的许多书是在上海出版的，上海注重收藏旧书的人也多，你‘淘’书的点是找准了，上海不仅是我国近代以来金融中心，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搞文字的人要多去上海，那里有鲜活的现实和丰厚的历史，祝你不断有收获。”近些年，我不时有机会去上海，每当我萌念要去上海时，就想起了曹禺先生的这番叮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