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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的离休老干部曹大澄，从2005年11月开始，卧底行乞两个月，自费万余元，揭开残害胁迫流浪儿童行乞的重重黑幕，撰写了《救救孩子——深圳街头弃婴和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调查手记》。
今年8月，当他将这份记录着触目惊心事实的2万字调查手记送达中央时，温家宝和罗干、回良玉等多位领导同志作了批示。随即，深圳迅速开展了一场对操纵未成年人乞讨和偷窃等犯罪活动的专项整治行动。
□病残儿沦为“挣钱”工具
2005年11月的一天，曹大澄在深圳体育馆附近，发现一个黑衣小胖墩蜷缩在水泥地上，紧闭双眼昏睡不醒。他抚摸小孩的脸，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突然，一妇女从树丛后面奔了过来。
曹大澄在齐齐哈尔见过这个妇女，她当时抱着一个小女孩在乞讨。经过询问，曹大澄得知，那女孩得了怪病死了，为了节省几百块钱的火化费，妇女已将她一丢了之。而眼前的这个男孩是孩子的姥姥托妇女带他讨饭要钱治病的。
曹大澄问道：“这个孩子得的啥病，咋叫不醒呢？”
“脑子病，睡下就叫不醒的病。”妇女嘟囔一句“少管闲事”，转身又藏在矮树丛中，注视着过往行人和盆中的钱。
曹大澄两个小时以后回来，那可怜的孩子依然保持原来的姿势睡在地上。后来他发现，这种情形在深圳街头随处可见。病残乞儿得的多是脑病，不会说话、不会走动、只会躺在地上昏睡。他想，这背后一定有幕后人物操纵，一种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开始了卧底调查。
他乔装打扮成一个职业乞丐，每天拄着一根木棍，捧着讨饭盆，与在闹市区讨钱的乞丐们混在一起。这些乞丐多来自河南，而曹大澄会说河南话，以老乡的身份很容易熟识起来。
在他们的帮助下，曹大澄去探访了一个在深圳丐帮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此人长期盘踞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几座天桥，手底下控制着三四个病残儿乞讨，病重的常常失踪、下落不明，不久又会有新的病残儿出现。他下毒手把拐骗而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越惨不忍睹越能多要钱，有人说他一年能要个二三十万元。
在深圳殡仪馆，一组数据更令曹大澄心酸胆寒：去年深圳市从各种渠道送来火化的死亡弃婴和幼儿共286名！这些还仅仅是登记在册的。
曹大澄曾把街头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可得到的答复多为漫不经心的应付，或是熟视无睹的麻木。
□乞丐各有成熟的要饭经
丐帮有十分明显的扎堆现象，这些来深圳行乞的人多来自同一个地方，八成为河南周口、驻马店、信阳一带人。有夫妻共同经营乞讨业务的、有亲戚朋友互相传带的、甚至还有村民小组长带着村民一起来的。
在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曹大澄认识了一名老乞丐，他的穿着好像村干部。他坐在路边花坛吸烟，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他就会冲着附近的几个乞丐大喊：“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众乞丐便会听话地向等候放行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绿灯一亮，他们立即站在隔离带边上。一旦红灯再亮，又上前作揖乞讨……
这位村干部模样的老汉姓何，老家在河南，是村里的村民组长。他告诉曹大澄：“讨饭上一不要脸二不要命，每天要保五争八（50元到80元），月产两千多，一年下来两万五！扣除吃喝杂费，每年回家净剩两万没问题。”
老何他们都有一套十分成熟的要饭经。如“四时、八节”要饭招式各有不同：春节向小商贩讨要，图个开市大吉；情人节要到公园、海滩专找谈情说爱的情侣去要。老何说：“早年来深圳讨饭的穷光棍如今在村里也算是个大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乞讨队伍中来。”丐帮里普遍流行着“城里磕上三年头，回到老家盖洋楼”等顺口溜。
在深圳丐帮中，有一位很有名的职业老乞丐，名叫屈老友，常辗转于深圳与香港两地乞讨，被行内戏称为“乞讨都与国际接轨了”的“屈大师”。他有成套的行乞行头，每次在香港乞讨所获颇丰，常带回100斤左右的硬币，后来发展到将老家的侄女接来帮助其背运这些讨来的硬币。屈老友甚至还问曹大澄能否搞一个长期滞留香港的证件，这样省得来回折腾辛苦。
□去救助站就会耽误生意？
近年来，救助站的出现始终难以消灭城市丐帮。据曹大澄调查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乞讨的高收入使城市丐帮不愿进入救助站。
以深圳一个沿街向车辆司机乞讨的乞丐为例，一天的收入大概在50元－80元，一月可收入1500元－2400元，年收入可达18000元－28800元。在大城市的乞讨者很少有真正意义上吃不上饭的人，大多数都是乞讨专业户。用气讨者的话讲：“去救助站就会耽误生意”。如此收入使得他们没有一个主动去救助站的，尤其从强制收容改为自愿救助后，执法者更拿他们没办法。
可到过年回家时，这些乞讨者就会自愿到救助站住上两天，洗洗澡、理理发，要一张车票回去。救助站就变成招待所和接送站。
2006年1月24日晚上，深圳一个广告策划人花5000多元摆席13桌操办“百丐迎春宴”，请了120多名乞丐到深圳闹市区某菜馆吃年夜饭。当地媒体还图文并茂地进行了报道。曹大澄也参加了“百丐迎春宴”，但许多乞丐吃完一抹嘴说：“吃罢年饭回家转，救助站里领车票。”
倒是屈老友的一番直言有一定道理。他说：“救助办法好听不管用，它规定自愿寻求救助，你想啊，受害的婴儿、病残乞儿被人控制，不能去求助；乞讨专业户、乞讨暴发户是为发财来的，他咋能寻求救助呢？”
谁来整治黑心“丐帮”
在不少城市，都有病残儿童在黑手操控下沦为赚钱工具的情况。对此，许多百姓都略知其中的黑幕，难道警方看不出其中端倪？当然不是！或许，不是看不出来，而是一些地方的警方懒得管，哪怕是铁板钉钉的罪恶行为施加在孩子身上。76岁的曹大澄曾把在街头了解的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可得到的答复多为漫不经心的应付，或是熟视无睹的麻木。麻木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一个个儿童手脚被打断打残，有的甚至病重了就会不明不白地失踪！
难道只有普通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去当卧底，只有老百姓写万言书直送国务院，这些罪恶才能被揭露吗？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生命安全的保证。安全感对公民来说，是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应该享受到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曹大澄老人揭出的这个黑幕，给我们提了个醒，那些沦为乞讨工具的病残儿童，如果没有来自国家层面的救助，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将永远暗无天日。
（据《瞭望新闻周刊》《齐鲁晚报》）
今年8月，当他将这份记录着触目惊心事实的2万字调查手记送达中央时，温家宝和罗干、回良玉等多位领导同志作了批示。随即，深圳迅速开展了一场对操纵未成年人乞讨和偷窃等犯罪活动的专项整治行动。
□病残儿沦为“挣钱”工具
2005年11月的一天，曹大澄在深圳体育馆附近，发现一个黑衣小胖墩蜷缩在水泥地上，紧闭双眼昏睡不醒。他抚摸小孩的脸，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突然，一妇女从树丛后面奔了过来。
曹大澄在齐齐哈尔见过这个妇女，她当时抱着一个小女孩在乞讨。经过询问，曹大澄得知，那女孩得了怪病死了，为了节省几百块钱的火化费，妇女已将她一丢了之。而眼前的这个男孩是孩子的姥姥托妇女带他讨饭要钱治病的。
曹大澄问道：“这个孩子得的啥病，咋叫不醒呢？”
“脑子病，睡下就叫不醒的病。”妇女嘟囔一句“少管闲事”，转身又藏在矮树丛中，注视着过往行人和盆中的钱。
曹大澄两个小时以后回来，那可怜的孩子依然保持原来的姿势睡在地上。后来他发现，这种情形在深圳街头随处可见。病残乞儿得的多是脑病，不会说话、不会走动、只会躺在地上昏睡。他想，这背后一定有幕后人物操纵，一种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开始了卧底调查。
他乔装打扮成一个职业乞丐，每天拄着一根木棍，捧着讨饭盆，与在闹市区讨钱的乞丐们混在一起。这些乞丐多来自河南，而曹大澄会说河南话，以老乡的身份很容易熟识起来。
在他们的帮助下，曹大澄去探访了一个在深圳丐帮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此人长期盘踞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几座天桥，手底下控制着三四个病残儿乞讨，病重的常常失踪、下落不明，不久又会有新的病残儿出现。他下毒手把拐骗而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越惨不忍睹越能多要钱，有人说他一年能要个二三十万元。
在深圳殡仪馆，一组数据更令曹大澄心酸胆寒：去年深圳市从各种渠道送来火化的死亡弃婴和幼儿共286名！这些还仅仅是登记在册的。
曹大澄曾把街头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可得到的答复多为漫不经心的应付，或是熟视无睹的麻木。
□乞丐各有成熟的要饭经
丐帮有十分明显的扎堆现象，这些来深圳行乞的人多来自同一个地方，八成为河南周口、驻马店、信阳一带人。有夫妻共同经营乞讨业务的、有亲戚朋友互相传带的、甚至还有村民小组长带着村民一起来的。
在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曹大澄认识了一名老乞丐，他的穿着好像村干部。他坐在路边花坛吸烟，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他就会冲着附近的几个乞丐大喊：“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众乞丐便会听话地向等候放行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绿灯一亮，他们立即站在隔离带边上。一旦红灯再亮，又上前作揖乞讨……
这位村干部模样的老汉姓何，老家在河南，是村里的村民组长。他告诉曹大澄：“讨饭上一不要脸二不要命，每天要保五争八（50元到80元），月产两千多，一年下来两万五！扣除吃喝杂费，每年回家净剩两万没问题。”
老何他们都有一套十分成熟的要饭经。如“四时、八节”要饭招式各有不同：春节向小商贩讨要，图个开市大吉；情人节要到公园、海滩专找谈情说爱的情侣去要。老何说：“早年来深圳讨饭的穷光棍如今在村里也算是个大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乞讨队伍中来。”丐帮里普遍流行着“城里磕上三年头，回到老家盖洋楼”等顺口溜。
在深圳丐帮中，有一位很有名的职业老乞丐，名叫屈老友，常辗转于深圳与香港两地乞讨，被行内戏称为“乞讨都与国际接轨了”的“屈大师”。他有成套的行乞行头，每次在香港乞讨所获颇丰，常带回100斤左右的硬币，后来发展到将老家的侄女接来帮助其背运这些讨来的硬币。屈老友甚至还问曹大澄能否搞一个长期滞留香港的证件，这样省得来回折腾辛苦。
□去救助站就会耽误生意？
近年来，救助站的出现始终难以消灭城市丐帮。据曹大澄调查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乞讨的高收入使城市丐帮不愿进入救助站。
以深圳一个沿街向车辆司机乞讨的乞丐为例，一天的收入大概在50元－80元，一月可收入1500元－2400元，年收入可达18000元－28800元。在大城市的乞讨者很少有真正意义上吃不上饭的人，大多数都是乞讨专业户。用气讨者的话讲：“去救助站就会耽误生意”。如此收入使得他们没有一个主动去救助站的，尤其从强制收容改为自愿救助后，执法者更拿他们没办法。
可到过年回家时，这些乞讨者就会自愿到救助站住上两天，洗洗澡、理理发，要一张车票回去。救助站就变成招待所和接送站。
2006年1月24日晚上，深圳一个广告策划人花5000多元摆席13桌操办“百丐迎春宴”，请了120多名乞丐到深圳闹市区某菜馆吃年夜饭。当地媒体还图文并茂地进行了报道。曹大澄也参加了“百丐迎春宴”，但许多乞丐吃完一抹嘴说：“吃罢年饭回家转，救助站里领车票。”
倒是屈老友的一番直言有一定道理。他说：“救助办法好听不管用，它规定自愿寻求救助，你想啊，受害的婴儿、病残乞儿被人控制，不能去求助；乞讨专业户、乞讨暴发户是为发财来的，他咋能寻求救助呢？”
谁来整治黑心“丐帮”
在不少城市，都有病残儿童在黑手操控下沦为赚钱工具的情况。对此，许多百姓都略知其中的黑幕，难道警方看不出其中端倪？当然不是！或许，不是看不出来，而是一些地方的警方懒得管，哪怕是铁板钉钉的罪恶行为施加在孩子身上。76岁的曹大澄曾把在街头了解的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可得到的答复多为漫不经心的应付，或是熟视无睹的麻木。麻木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一个个儿童手脚被打断打残，有的甚至病重了就会不明不白地失踪！
难道只有普通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去当卧底，只有老百姓写万言书直送国务院，这些罪恶才能被揭露吗？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生命安全的保证。安全感对公民来说，是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应该享受到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曹大澄老人揭出的这个黑幕，给我们提了个醒，那些沦为乞讨工具的病残儿童，如果没有来自国家层面的救助，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将永远暗无天日。
（据《瞭望新闻周刊》《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