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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会不会把你的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呢？
很多基督徒都曾被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在耶稣的登山宝训里，曾明明白白地这样训诲他的门徒。而在我最新听到的一个故事里，发问的人真的挥掌打了前来传教的牧师，而且是打完了右脸再打左脸——被打的牧师人高马大，曾经是一个武官教头，毕竟没有还手。
这还不是登山宝训里最挑战人的训诲，还有：“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心里就已经与她犯奸淫了！”“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多数人把耶稣的话看作一个隐喻，并不真的照字面意思来遵行；然而也有人严肃对待，诚实、努力地按照耶稣的吩咐去行，好像托尔斯泰。
“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耶稣如此吩咐那个想要跟从他的富有的少年官。于是，托尔斯泰释放了他的农奴、放弃了他的版权，开始处理他那庞大的不动产。
然而像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一样，他遇到了信仰与现实难以调和的痛苦与折磨。他放弃了打猎、烟酒和肉食，却舍不得钢琴和家具，他将物业转到妻子的名下——始终无法实现他渴慕的那种完美与自律。
传记作家威廉·希勒在《爱与恨》一书中，描述了托尔斯泰的三种搏斗：与自己的写作困境搏斗，欲望与信仰的搏斗，与妻子“至死方休的搏斗”。而这后两种搏斗其实因果相连。
《最后一站》表现的是托翁最后的几个月，也正是他与妻子桑尼亚的“搏斗”到白热化的阶段。搏斗的焦点正是版权问题。早在1891年，托尔斯泰不顾妻子的反对，声明放弃自己从1881 年以后出版的所有作品的版权；而到了1909年夏天（去世的前一年），他甚至草拟了一份遗嘱预备捐出所有的著作权。然而，桑尼亚并不理解丈夫的信仰实践，版权的放弃对她而言，意味着剥夺了子孙的权益。桑尼亚的斗争对象是切尔特科夫——这位为夺得托翁所有著作权而不择手段的托尔斯泰主义的门生。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日子，终于逼得82岁的老人半夜离家出走，最后在喧嚣的镜头前落寞地死去。
电影的片头，导演引用了《战争与和平》里的话：“我所知道的一切，皆因爱而起。”这句引文，连带信仰背景的缺失，再加上海伦·米勒过分卖力的表演，电影多少沦落为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爱情表达和利益斗争；也使得许多人在同情托太太之余，错解了托先生，继而指责他自私和虚伪：既然他反对贵族特权，为什么还生活在大庄园里，让一大群戴着白手套的佣人伺候着呢？
托翁身后百年所承受的指责，与他活着的时候所面对的一样犀利。妻子在日记里抱怨他从来没有向她和孩子们表达过爱意，兄长也说他言行不一，而他的对手们更是挑战他：“你讲得非常好，但能实现你所信的吗？”
但是，托尔斯泰并非是虚伪的，“这个比谁都感到受自己的声名所累的伟人”（茨威格语）其实是真诚到无法自欺。他说：“攻击我吧，我自己亦这样做，但要攻击我而不是我所追随的道路，就是我向任何提问的人所指出的那条路。倘若我知道回家的路而我跌跌撞撞地行走于其上，那条路是不是就因为我左摇右摆而变得没那么正确呢？”
作为一个被福音深深吸引却同样无法实现耶稣理想的人，我完全理解托尔斯泰的处境。然而，就像杨腓力说的，“登山宝训逼我们认识到上帝跟我们之间遥远的距离，而任何企图通过降低需求去缩短那距离的都完全错失靶心”——托尔斯泰（以及他的攻击者们）所错失的，正是在这遥远距离之间抓住上帝的恩典。或许正是为了弥补自己未能在世上实现福音理想的遗憾，托尔斯泰在晚年塑造了聂赫留道夫（《复活》）这样一个人物，来表明自己所坚持的道路。
很多基督徒都曾被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在耶稣的登山宝训里，曾明明白白地这样训诲他的门徒。而在我最新听到的一个故事里，发问的人真的挥掌打了前来传教的牧师，而且是打完了右脸再打左脸——被打的牧师人高马大，曾经是一个武官教头，毕竟没有还手。
这还不是登山宝训里最挑战人的训诲，还有：“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心里就已经与她犯奸淫了！”“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多数人把耶稣的话看作一个隐喻，并不真的照字面意思来遵行；然而也有人严肃对待，诚实、努力地按照耶稣的吩咐去行，好像托尔斯泰。
“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耶稣如此吩咐那个想要跟从他的富有的少年官。于是，托尔斯泰释放了他的农奴、放弃了他的版权，开始处理他那庞大的不动产。
然而像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一样，他遇到了信仰与现实难以调和的痛苦与折磨。他放弃了打猎、烟酒和肉食，却舍不得钢琴和家具，他将物业转到妻子的名下——始终无法实现他渴慕的那种完美与自律。
传记作家威廉·希勒在《爱与恨》一书中，描述了托尔斯泰的三种搏斗：与自己的写作困境搏斗，欲望与信仰的搏斗，与妻子“至死方休的搏斗”。而这后两种搏斗其实因果相连。
《最后一站》表现的是托翁最后的几个月，也正是他与妻子桑尼亚的“搏斗”到白热化的阶段。搏斗的焦点正是版权问题。早在1891年，托尔斯泰不顾妻子的反对，声明放弃自己从1881 年以后出版的所有作品的版权；而到了1909年夏天（去世的前一年），他甚至草拟了一份遗嘱预备捐出所有的著作权。然而，桑尼亚并不理解丈夫的信仰实践，版权的放弃对她而言，意味着剥夺了子孙的权益。桑尼亚的斗争对象是切尔特科夫——这位为夺得托翁所有著作权而不择手段的托尔斯泰主义的门生。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日子，终于逼得82岁的老人半夜离家出走，最后在喧嚣的镜头前落寞地死去。
电影的片头，导演引用了《战争与和平》里的话：“我所知道的一切，皆因爱而起。”这句引文，连带信仰背景的缺失，再加上海伦·米勒过分卖力的表演，电影多少沦落为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爱情表达和利益斗争；也使得许多人在同情托太太之余，错解了托先生，继而指责他自私和虚伪：既然他反对贵族特权，为什么还生活在大庄园里，让一大群戴着白手套的佣人伺候着呢？
托翁身后百年所承受的指责，与他活着的时候所面对的一样犀利。妻子在日记里抱怨他从来没有向她和孩子们表达过爱意，兄长也说他言行不一，而他的对手们更是挑战他：“你讲得非常好，但能实现你所信的吗？”
但是，托尔斯泰并非是虚伪的，“这个比谁都感到受自己的声名所累的伟人”（茨威格语）其实是真诚到无法自欺。他说：“攻击我吧，我自己亦这样做，但要攻击我而不是我所追随的道路，就是我向任何提问的人所指出的那条路。倘若我知道回家的路而我跌跌撞撞地行走于其上，那条路是不是就因为我左摇右摆而变得没那么正确呢？”
作为一个被福音深深吸引却同样无法实现耶稣理想的人，我完全理解托尔斯泰的处境。然而，就像杨腓力说的，“登山宝训逼我们认识到上帝跟我们之间遥远的距离，而任何企图通过降低需求去缩短那距离的都完全错失靶心”——托尔斯泰（以及他的攻击者们）所错失的，正是在这遥远距离之间抓住上帝的恩典。或许正是为了弥补自己未能在世上实现福音理想的遗憾，托尔斯泰在晚年塑造了聂赫留道夫（《复活》）这样一个人物，来表明自己所坚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