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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在“五四运动”的那一年，作为传教士的女儿，她亲眼目睹了“狂飙突进”时代的中国，亲身感受了那个时代生活的丰富多彩，童年时的中国给她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1937年，20岁的她考入牛津大学。漫步绿荫掩映的校园小路，她遇到了他。
他是津门富家子弟，才华横溢。他的聪明、调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她，两人可谓一见钟情。
与他相识后，她毅然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毕业生。他也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英国文学。这种互补为两位异国青年日后在翻译界（中译英）造就辉煌奠定了基石。是时，他们合作译出了《离骚》。
1938年的英国戴家，母亲惊住了——刚刚20岁的女儿，竟然爱上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女儿的选择，实在有点儿出乎意料，对这位传统的英国女人来说，向中国人传教和把女儿嫁给中国人，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她太清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她更了解彼此之间在婚姻观念、家庭伦理方面的强烈反差。她坚决反对女儿的婚事，并且气愤近乎诅咒着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
1940年，他要毕业了，接到了吴宓和沈从文的信，邀请他回西南联大教书。此时他也顾虑重重，她本来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应该过的是那种“坐在垫子上做针线，吃草莓，吃糖，喝牛奶”的生活，而20世纪40年代战火中的中国，却十分艰苦，如果和他一起回到中国，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会很难。最后还是她帮他下定了决心，打消了所有的顾虑、迟疑，她说：“我热爱中国文化。”
这一年，盼望回国已久的他，带着同样热切盼望重返出生地的她，登上前往东方的海轮。
终于回到家，可是他家里的实际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差，原本殷实的家，因在战争中从天津漂泊到重庆，财产已所剩无几。不久，两人在重庆举行了简单的婚禮。她没有过上一天大少奶奶的生活，相反，她必须到学校教书才能维持生计。
解放后，他为新政权勤奋工作，夜以继日，对她也缺少了应有的关怀和呵护，甚至连她住院生第3个孩子时，他也无暇顾及，照料3个孩子的重担全部压在她的肩上。
1951年北京来了一纸调令，他被调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筹建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对于她来说，刚刚熟悉的生活又被打乱了，但她还是毅然跟着他来到北京。因为他的工作需要，她成了他的助手，两人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的作品；因为他的生活需要，她成了他的保姆，照顾着他的衣食住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中译英的古典、现代名著的篇目列表，可长达数页，而这些译作都是从不拿稿酬或版税的，他无怨，她无悔。
1968年的中国，在她的母亲发出警告的30年后，她被囚禁在北京的一所监狱里。狱中第一年的冬天，奇冷。没有暖气，窗户也是破的，以致她的耳朵上长满了冻疮。她是独囚，没有人同她讲话，她便开始自言自语，或背诗；或用牙刷刷监狱的墙壁，以此活动筋骨打发时间。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侵蚀着她，她甚至渴望有人能经常提审她，这样她好说说话。但狱中的她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尊严，礼貌待人，对送饭的人都要说声“谢谢”。
1972年，她被释放，4年的囚禁生活结束了。但是，就在她刚刚感到家的温暖的时候，一件让她悲痛万分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就在他们夫妻两人在狱中备受折磨的时候，他们的3个孩子也因父母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受到社会的歧视，遭到不公的待遇。出狱后，孩子们回家了，但心情是复杂、难堪的。大儿子杨烨，精神疾病不断加重，最终在英国自焚而死。
30年后，53岁的她想起了妈妈当年的警告，百感交集，欲哭无泪。她一面发疯似地工作，希望在忙碌中忘却烦恼；一面以烟酒为友，在袅袅的烟雾和微醺的醉意中麻痹自己。后来，她神志不清，继而痴呆。
1999年底，相濡以沫将近60年，她虽然不忍心先离他而去，但病魔却在无情地召唤。从她重病住院到去世的几年间，他仿佛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对他来说，没有她在身边，生活失去了滋味和意义。他哪里也不愿意去，不离开北京半步，谢绝一切交往，和她朝夕相伴，陪她度过悲怆的最后岁月。
他不会忘记，当年她执意要嫁给他时所下的决心和做出的努力；更不会忘记，在漫长岁月里他们如何一同搀扶着走过。他难以想象，他的生活中怎能没有她……
她叫戴乃迭，他叫杨宪益，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
摘自《现代妇女·爱尚》2011年第7期
1937年，20岁的她考入牛津大学。漫步绿荫掩映的校园小路，她遇到了他。
他是津门富家子弟，才华横溢。他的聪明、调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她，两人可谓一见钟情。
与他相识后，她毅然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毕业生。他也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英国文学。这种互补为两位异国青年日后在翻译界（中译英）造就辉煌奠定了基石。是时，他们合作译出了《离骚》。
1938年的英国戴家，母亲惊住了——刚刚20岁的女儿，竟然爱上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女儿的选择，实在有点儿出乎意料，对这位传统的英国女人来说，向中国人传教和把女儿嫁给中国人，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她太清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她更了解彼此之间在婚姻观念、家庭伦理方面的强烈反差。她坚决反对女儿的婚事，并且气愤近乎诅咒着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
1940年，他要毕业了，接到了吴宓和沈从文的信，邀请他回西南联大教书。此时他也顾虑重重，她本来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应该过的是那种“坐在垫子上做针线，吃草莓，吃糖，喝牛奶”的生活，而20世纪40年代战火中的中国，却十分艰苦，如果和他一起回到中国，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会很难。最后还是她帮他下定了决心，打消了所有的顾虑、迟疑，她说：“我热爱中国文化。”
这一年，盼望回国已久的他，带着同样热切盼望重返出生地的她，登上前往东方的海轮。
终于回到家，可是他家里的实际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差，原本殷实的家，因在战争中从天津漂泊到重庆，财产已所剩无几。不久，两人在重庆举行了简单的婚禮。她没有过上一天大少奶奶的生活，相反，她必须到学校教书才能维持生计。
解放后，他为新政权勤奋工作，夜以继日，对她也缺少了应有的关怀和呵护，甚至连她住院生第3个孩子时，他也无暇顾及，照料3个孩子的重担全部压在她的肩上。
1951年北京来了一纸调令，他被调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筹建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对于她来说，刚刚熟悉的生活又被打乱了，但她还是毅然跟着他来到北京。因为他的工作需要，她成了他的助手，两人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的作品；因为他的生活需要，她成了他的保姆，照顾着他的衣食住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中译英的古典、现代名著的篇目列表，可长达数页，而这些译作都是从不拿稿酬或版税的，他无怨，她无悔。
1968年的中国，在她的母亲发出警告的30年后，她被囚禁在北京的一所监狱里。狱中第一年的冬天，奇冷。没有暖气，窗户也是破的，以致她的耳朵上长满了冻疮。她是独囚，没有人同她讲话，她便开始自言自语，或背诗；或用牙刷刷监狱的墙壁，以此活动筋骨打发时间。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侵蚀着她，她甚至渴望有人能经常提审她，这样她好说说话。但狱中的她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尊严，礼貌待人，对送饭的人都要说声“谢谢”。
1972年，她被释放，4年的囚禁生活结束了。但是，就在她刚刚感到家的温暖的时候，一件让她悲痛万分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就在他们夫妻两人在狱中备受折磨的时候，他们的3个孩子也因父母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受到社会的歧视，遭到不公的待遇。出狱后，孩子们回家了，但心情是复杂、难堪的。大儿子杨烨，精神疾病不断加重，最终在英国自焚而死。
30年后，53岁的她想起了妈妈当年的警告，百感交集，欲哭无泪。她一面发疯似地工作，希望在忙碌中忘却烦恼；一面以烟酒为友，在袅袅的烟雾和微醺的醉意中麻痹自己。后来，她神志不清，继而痴呆。
1999年底，相濡以沫将近60年，她虽然不忍心先离他而去，但病魔却在无情地召唤。从她重病住院到去世的几年间，他仿佛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对他来说，没有她在身边，生活失去了滋味和意义。他哪里也不愿意去，不离开北京半步，谢绝一切交往，和她朝夕相伴，陪她度过悲怆的最后岁月。
他不会忘记，当年她执意要嫁给他时所下的决心和做出的努力；更不会忘记，在漫长岁月里他们如何一同搀扶着走过。他难以想象，他的生活中怎能没有她……
她叫戴乃迭，他叫杨宪益，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
摘自《现代妇女·爱尚》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