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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宗白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呆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3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用4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60岁了。我已经走了12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呆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呆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3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用4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60岁了。我已经走了12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呆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