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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个体的命运和生存困境一直是毕飞宇小说关注的焦点，在《雨天的棉花糖》中，毕飞宇通过对“性别角色错位”“社会角色错位”与“公众文化心理错位”多重矛盾冲突的分析和对主人公红豆命运的展现，从本体论层面上探讨人性的异化，折射出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错位 异化 命名 无名
毕飞宇是“新生代”作家群中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孤岛》《楚水》《叙事》《祖宗》《是谁在深夜说话》等为代表的历史寓言类小说。在这类作品中，毕飞宇通过虚拟历史事件，对历史进行颠覆、拆解与重构，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虚幻的历史颓败寓言，在假定性的历史框架中，对生命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在历史寓言之外，毕飞宇还有另外一类致力于描摹现实中的破碎状态、剖析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写实类小说，《雨天的棉花糖》《哺乳期的女人》《青衣》就是这方面的杰作。它们从历史寓言回归到现实层面，在探寻人性的异化过程中，呈现出强烈的艺术张力。这类小说在毕飞宇的创作中占据了相當重要的地位。《雨天的棉花糖》（《青年文学》1994年第9期）就是这方面的杰作。它在多重的对立冲突中，探寻了角色的错位和人性的异化，折射出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
《雨天的棉花糖》通过倒叙和插叙，讲述了主人公红豆—— 一个本来希望做女孩、喜欢拉二胡的解放军男战士，因为被俘并因在战场上受惊，归来后又饱受家人以及旁人的歧视，以致精神失常，最终走向毁灭的悲惨故事。
红豆从小就是一个“爱脸红、爱忸怩的假丫头片子”“红豆曾为此苦闷。但红豆的苦闷绝对不是男孩的骄傲受到了伤害的那种；恰恰相反，红豆非常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安安稳稳娇娇羞羞地长成姑娘”，这可以称为“性别角色”的错位。正因如此，红豆在青春期遭到同伴的戏弄。红豆喜欢并且擅长拉二胡，成为艺术家本来是一条理想的道路。但红豆的父亲—— 一位残疾的战斗英雄希望“龙门出虎子”，于是红豆不得不穿上军装，走向硝烟弥漫的战场，“社会角色”发生错位。在战场上红豆并不需要去冲锋陷阵，只是一直随连队躲藏在坑道里面“待命”。然而无休止的“待命”所构成的焦虑与恐怖在红豆心灵上的折磨比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战争场面更为恐惧，更令人感到窒息，后者反而能激发起人的英雄气概。在坑道中被蟒蛇缠绕而受惊再加上精神上长期受死亡威胁，导致红豆日后的精神失常。不过，无论是“性别角色错位”，还是“社会角色错位”，其对红豆的杀伤力都还远不及“公众文化心理错位”那么强烈。正因已异化的“公众文化心理”，这一预设的、先入为主的“视角”作祟，红豆才显得那么离经叛道，格格不入。
父亲之所以会强迫红豆参军，并在儿子被俘获释后不仅不为儿子的死里逃生感到庆幸，反而感到自己的自尊受到严重伤害，怀疑红豆不是他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源于社会上流行的价值判断和心理定式。长期以来在世人观念中，军人的形象不仅被神圣化，而且已经符号化，军人就应该是铮铮铁骨、视死如归，已经从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凡人，抽象成高大全式的完人。红豆的父亲作为战斗英雄，威名远播，在他的观念中理所当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但儿子偏偏成了俘虏，这无疑是父亲所不可容忍的。然而，俘虏毕竟不等同于叛徒。红豆虽然被俘，即使不能受到礼遇，但起码应该得到社会的谅解和宽容，允许红豆们正常存在。然而，由于传统心理定式作怪，就连红豆的母亲也说：“豆子，妈看你活着，心像是用刀穿了，比听你去了时还疼。”好像情愿红豆真的在战争中死去。一个死的、虚空的“英雄”“烈士”的称谓竟然比活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而且这种观念居然还来自血肉至亲的妈妈！不仅如此，国人的国民劣根性还剥夺了红豆作为“人”的尊严。在顾太太这类看客的眼中，红豆的不幸遭遇变成她们到处打听、津津乐道的谈资，被俘=当汉奸=做叛徒，而且“这还用谁说。这个道理谁不懂。中国人都懂”。战争是无比残酷的，从二排长的命令——“不能射击老鼠，也不能射击蟒蛇。千万不要杀生。除了杀人。”可以想象战争的惨烈程度以及对人心灵所造成的创伤。红豆一再请求：“不要和我谈打仗。”可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富婆曹美琴反复追问红豆：“打仗好不好玩？你打死过外国人没有？”她认为“打仗肯定和电影上一样”。她与红豆发生关系，不是因为爱情，而是想利用红豆这个上过战场的军人的男性功能，满足自己的感官刺激，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战争在红豆眼中是无比残酷不堪回首的，在曹美琴们的世俗眼光中却成为一种刺激的享受，一种难得的乐趣！两者之间构成强烈的反差。更可怕的是，扭曲的文化心理形成的舆论重压导致红豆形成对自己作为“汉奸”“叛徒”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自我认同的自卑情结，“他说他不配吃家里的饭”。人言可畏，《祝福》中的祥林嫂默认自己是个不洁的女人，希望通过捐门槛可以弥补自己所犯下的在众人眼中所谓“失贞”的罪孽，恢复参加“祝福”的权利；红豆也要把作为“叛徒”的红豆杀死，以为“杀掉他我就可以回家了”。如同祥林嫂因为被迫再嫁而丧失了“祝福”的权利，红豆因为被俘而被视为“汉奸”“叛徒”，最终被逼上绝路。在红豆身上，分明可以看到公众文化心理的异化以及它对人灵魂无情的摧残。
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同一回事/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尼基·乔万里《雨里的棉花糖》
个人的性情喜好和生活道路，在开放、文明的现代社会中，红豆本应完全拥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即使他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伟大与崇高，但只要不会对旁人、对社会造成妨碍，旁人便无权说三道四。事实上，尽管红豆的性格中缺乏阳刚之气，但在作家笔下，无论生理还是心理，自始至终红豆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生命个体。他对战争残酷性的恐惧，是每个人，即使是军人，都会产生的正常心理。就连二排长这个坑道里的最高指挥官，面对坑道中成群结队的蟒蛇，也发出“我怕，我也怕！”的哀号。红豆之所以不被容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一个“英雄”的父亲。是父亲迫使红豆放下心爱的二胡，穿上军装；红豆归来后，也是父亲对“战俘”“叛徒”这一称谓的不依不饶，给红豆本已受重创的心灵再添加沉重的压力。父亲有权选择和决定他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道路，但无权决定红豆的生活道路。父亲表面上看很疼爱红豆，但这种疼爱无比的自私。与其说是爱红豆，不如说父亲爱的是自己作为军人、作为战争英雄的名声；他在意的不是儿子的死活、幸福，而是旁人对他的评价。父亲活着，不是给自己看的，而是给旁人看的。出于父亲自己的一己之私，出于公众的思维定式，红豆身上逐渐被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被社会强行安放在各色早已预设好的角色位置：因为你是男性，所以你就应该顶天立地、坚强如钢，要喜欢手枪，不能喜欢二胡；因为你的父亲是战争中的英雄，所以你必须也要参军，在战争中也要成为英雄；因为你曾经被俘，所以你以后就永远摆脱不了“汉奸”“叛徒”的恶名……“英雄”“烈士”“汉奸”“叛徒”……这些各式各样、针锋相对的角色称谓，却先后落在同一个主体——红豆的头上；它们都是社会对个体的命名，但社会对个人各种充满矛盾的命名都不符合红豆自我选择的意愿，在社会所提供的各种角色中，红豆始终没能找到适合他自己的角色。一方面是社会不断地对红豆进行命名，另一方面却是红豆内心的无名。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红豆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个体希望无名，希望成为他自己，但社会又给个体命名，消灭个体的无名；而且在社会不断地为个体命名的同时，个体从中又永远找不到符合自己内心需要的命名。个体难以拥有自己理想中的可能性；理想一旦落入现实中，就要向现实妥协。毕飞宇就曾这样感叹：“每一个人都渴望实现自己，然而，我看得最多的恰恰是心想事不成。我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在哪儿出了问题，它似乎总是和你的意愿拧着来。”《青衣》中筱燕秋的命运如此，《雨天的棉花糖》中红豆的命运同样也如此。在《青衣》中，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刻画筱燕秋为青衣艺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的执着精神；另一方面又写出筱燕秋的不合时宜，回天乏术……筱燕秋的悲剧既是性格悲剧又是命运悲剧，在相互矛盾中作品显示出巨大的张力。而在《雨天的棉花糖》中，红豆别无所求，一心只想拉他的二胡，但却身不由己，始终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并最终走向毁灭。《雨天的棉花糖》通过红豆的命运从哲学本体论上对个体的生存困境进行了严肃的思考。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小说的最后以奥地利象征派诗人莱纳·玛里亚·里尔克的哲理诗《严重的时刻》结尾，通过“我”这一个体存在，暗示着红豆的命运，并非只是某一个体的命运，而是整个人类的命运，我即你，我的生死荣辱即你的生死荣辱，你我都在重复相同的命运，因为谁都想成为自己，但无论是谁都无法摆脱社会的命名与制约，都难以完全成为理想中的自我。《严重的时刻》从哲学层面大大加深了红豆悲剧命运的普遍性。
如果说，毕飞宇在《孤岛》《楚水》《叙事》《祖宗》《是谁在深夜说话》等历史寓言类的小说创作中，所做的努力主要是发掘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背后所隐藏的真相，试图在对“历史”的抽象化追问中实现对“历史”的重新阐释；那么《雨天的棉花糖》则是以现代人生存困境为剖析的对象，塑造了红豆这样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物形象。从他的遭遇入手，毕飞宇通过叙述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探寻现代人生存心理和人性的异化，在本体论层面上对人类的生存困境实现了形而上的深度思考。
[1] 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J].青年文学，1994（9）.
[2] 毕飞宇.沿途的秘密[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
关键词：错位 异化 命名 无名
毕飞宇是“新生代”作家群中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孤岛》《楚水》《叙事》《祖宗》《是谁在深夜说话》等为代表的历史寓言类小说。在这类作品中，毕飞宇通过虚拟历史事件，对历史进行颠覆、拆解与重构，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虚幻的历史颓败寓言，在假定性的历史框架中，对生命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在历史寓言之外，毕飞宇还有另外一类致力于描摹现实中的破碎状态、剖析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写实类小说，《雨天的棉花糖》《哺乳期的女人》《青衣》就是这方面的杰作。它们从历史寓言回归到现实层面，在探寻人性的异化过程中，呈现出强烈的艺术张力。这类小说在毕飞宇的创作中占据了相當重要的地位。《雨天的棉花糖》（《青年文学》1994年第9期）就是这方面的杰作。它在多重的对立冲突中，探寻了角色的错位和人性的异化，折射出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
《雨天的棉花糖》通过倒叙和插叙，讲述了主人公红豆—— 一个本来希望做女孩、喜欢拉二胡的解放军男战士，因为被俘并因在战场上受惊，归来后又饱受家人以及旁人的歧视，以致精神失常，最终走向毁灭的悲惨故事。
红豆从小就是一个“爱脸红、爱忸怩的假丫头片子”“红豆曾为此苦闷。但红豆的苦闷绝对不是男孩的骄傲受到了伤害的那种；恰恰相反，红豆非常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安安稳稳娇娇羞羞地长成姑娘”，这可以称为“性别角色”的错位。正因如此，红豆在青春期遭到同伴的戏弄。红豆喜欢并且擅长拉二胡，成为艺术家本来是一条理想的道路。但红豆的父亲—— 一位残疾的战斗英雄希望“龙门出虎子”，于是红豆不得不穿上军装，走向硝烟弥漫的战场，“社会角色”发生错位。在战场上红豆并不需要去冲锋陷阵，只是一直随连队躲藏在坑道里面“待命”。然而无休止的“待命”所构成的焦虑与恐怖在红豆心灵上的折磨比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战争场面更为恐惧，更令人感到窒息，后者反而能激发起人的英雄气概。在坑道中被蟒蛇缠绕而受惊再加上精神上长期受死亡威胁，导致红豆日后的精神失常。不过，无论是“性别角色错位”，还是“社会角色错位”，其对红豆的杀伤力都还远不及“公众文化心理错位”那么强烈。正因已异化的“公众文化心理”，这一预设的、先入为主的“视角”作祟，红豆才显得那么离经叛道，格格不入。
父亲之所以会强迫红豆参军，并在儿子被俘获释后不仅不为儿子的死里逃生感到庆幸，反而感到自己的自尊受到严重伤害，怀疑红豆不是他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源于社会上流行的价值判断和心理定式。长期以来在世人观念中，军人的形象不仅被神圣化，而且已经符号化，军人就应该是铮铮铁骨、视死如归，已经从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凡人，抽象成高大全式的完人。红豆的父亲作为战斗英雄，威名远播，在他的观念中理所当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但儿子偏偏成了俘虏，这无疑是父亲所不可容忍的。然而，俘虏毕竟不等同于叛徒。红豆虽然被俘，即使不能受到礼遇，但起码应该得到社会的谅解和宽容，允许红豆们正常存在。然而，由于传统心理定式作怪，就连红豆的母亲也说：“豆子，妈看你活着，心像是用刀穿了，比听你去了时还疼。”好像情愿红豆真的在战争中死去。一个死的、虚空的“英雄”“烈士”的称谓竟然比活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而且这种观念居然还来自血肉至亲的妈妈！不仅如此，国人的国民劣根性还剥夺了红豆作为“人”的尊严。在顾太太这类看客的眼中，红豆的不幸遭遇变成她们到处打听、津津乐道的谈资，被俘=当汉奸=做叛徒，而且“这还用谁说。这个道理谁不懂。中国人都懂”。战争是无比残酷的，从二排长的命令——“不能射击老鼠，也不能射击蟒蛇。千万不要杀生。除了杀人。”可以想象战争的惨烈程度以及对人心灵所造成的创伤。红豆一再请求：“不要和我谈打仗。”可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富婆曹美琴反复追问红豆：“打仗好不好玩？你打死过外国人没有？”她认为“打仗肯定和电影上一样”。她与红豆发生关系，不是因为爱情，而是想利用红豆这个上过战场的军人的男性功能，满足自己的感官刺激，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战争在红豆眼中是无比残酷不堪回首的，在曹美琴们的世俗眼光中却成为一种刺激的享受，一种难得的乐趣！两者之间构成强烈的反差。更可怕的是，扭曲的文化心理形成的舆论重压导致红豆形成对自己作为“汉奸”“叛徒”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自我认同的自卑情结，“他说他不配吃家里的饭”。人言可畏，《祝福》中的祥林嫂默认自己是个不洁的女人，希望通过捐门槛可以弥补自己所犯下的在众人眼中所谓“失贞”的罪孽，恢复参加“祝福”的权利；红豆也要把作为“叛徒”的红豆杀死，以为“杀掉他我就可以回家了”。如同祥林嫂因为被迫再嫁而丧失了“祝福”的权利，红豆因为被俘而被视为“汉奸”“叛徒”，最终被逼上绝路。在红豆身上，分明可以看到公众文化心理的异化以及它对人灵魂无情的摧残。
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同一回事/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尼基·乔万里《雨里的棉花糖》
个人的性情喜好和生活道路，在开放、文明的现代社会中，红豆本应完全拥有自我选择的权利，即使他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伟大与崇高，但只要不会对旁人、对社会造成妨碍，旁人便无权说三道四。事实上，尽管红豆的性格中缺乏阳刚之气，但在作家笔下，无论生理还是心理，自始至终红豆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生命个体。他对战争残酷性的恐惧，是每个人，即使是军人，都会产生的正常心理。就连二排长这个坑道里的最高指挥官，面对坑道中成群结队的蟒蛇，也发出“我怕，我也怕！”的哀号。红豆之所以不被容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一个“英雄”的父亲。是父亲迫使红豆放下心爱的二胡，穿上军装；红豆归来后，也是父亲对“战俘”“叛徒”这一称谓的不依不饶，给红豆本已受重创的心灵再添加沉重的压力。父亲有权选择和决定他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道路，但无权决定红豆的生活道路。父亲表面上看很疼爱红豆，但这种疼爱无比的自私。与其说是爱红豆，不如说父亲爱的是自己作为军人、作为战争英雄的名声；他在意的不是儿子的死活、幸福，而是旁人对他的评价。父亲活着，不是给自己看的，而是给旁人看的。出于父亲自己的一己之私，出于公众的思维定式，红豆身上逐渐被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被社会强行安放在各色早已预设好的角色位置：因为你是男性，所以你就应该顶天立地、坚强如钢，要喜欢手枪，不能喜欢二胡；因为你的父亲是战争中的英雄，所以你必须也要参军，在战争中也要成为英雄；因为你曾经被俘，所以你以后就永远摆脱不了“汉奸”“叛徒”的恶名……“英雄”“烈士”“汉奸”“叛徒”……这些各式各样、针锋相对的角色称谓，却先后落在同一个主体——红豆的头上；它们都是社会对个体的命名，但社会对个人各种充满矛盾的命名都不符合红豆自我选择的意愿，在社会所提供的各种角色中，红豆始终没能找到适合他自己的角色。一方面是社会不断地对红豆进行命名，另一方面却是红豆内心的无名。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红豆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个体希望无名，希望成为他自己，但社会又给个体命名，消灭个体的无名；而且在社会不断地为个体命名的同时，个体从中又永远找不到符合自己内心需要的命名。个体难以拥有自己理想中的可能性；理想一旦落入现实中，就要向现实妥协。毕飞宇就曾这样感叹：“每一个人都渴望实现自己，然而，我看得最多的恰恰是心想事不成。我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在哪儿出了问题，它似乎总是和你的意愿拧着来。”《青衣》中筱燕秋的命运如此，《雨天的棉花糖》中红豆的命运同样也如此。在《青衣》中，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刻画筱燕秋为青衣艺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的执着精神；另一方面又写出筱燕秋的不合时宜，回天乏术……筱燕秋的悲剧既是性格悲剧又是命运悲剧，在相互矛盾中作品显示出巨大的张力。而在《雨天的棉花糖》中，红豆别无所求，一心只想拉他的二胡，但却身不由己，始终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并最终走向毁灭。《雨天的棉花糖》通过红豆的命运从哲学本体论上对个体的生存困境进行了严肃的思考。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小说的最后以奥地利象征派诗人莱纳·玛里亚·里尔克的哲理诗《严重的时刻》结尾，通过“我”这一个体存在，暗示着红豆的命运，并非只是某一个体的命运，而是整个人类的命运，我即你，我的生死荣辱即你的生死荣辱，你我都在重复相同的命运，因为谁都想成为自己，但无论是谁都无法摆脱社会的命名与制约，都难以完全成为理想中的自我。《严重的时刻》从哲学层面大大加深了红豆悲剧命运的普遍性。
如果说，毕飞宇在《孤岛》《楚水》《叙事》《祖宗》《是谁在深夜说话》等历史寓言类的小说创作中，所做的努力主要是发掘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背后所隐藏的真相，试图在对“历史”的抽象化追问中实现对“历史”的重新阐释；那么《雨天的棉花糖》则是以现代人生存困境为剖析的对象，塑造了红豆这样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物形象。从他的遭遇入手，毕飞宇通过叙述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探寻现代人生存心理和人性的异化，在本体论层面上对人类的生存困境实现了形而上的深度思考。
[1] 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J].青年文学，1994（9）.
[2] 毕飞宇.沿途的秘密[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