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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本文为作者在德国美因兹大学《中国与德国葡萄酒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我们进行了编辑，并分为4期连载，本文为第三篇。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酒经济
人类栽培葡萄、酿造葡萄酒和创造葡萄文化的历史悠久，而中国是世界上葡萄较早栽培地之一。
中国古代的栽培葡萄是外来的物质文明，其原生地在黑海和东地中海沿岸一带及中亚细亚地区。
大约五千年至七千年以前，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南高加索以及中亚地区已开始栽培葡萄和进行葡萄酒的酿制，后来向西传入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各国，向东传播到东亚。
中国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引进大宛葡萄品种，内地葡萄种植的范围开始扩大，
葡萄酒的酿造也开始出现，与葡萄、葡萄酒有关的文化逐渐发展。
在中国，两宋以前，葡萄酿酒产地的扩展、葡萄酿酒技术的传播和葡萄酒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古代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及葡萄文化发展历史的重要内容。
两宋以前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西域（在中国古代，主要包括今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等）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京城地区向四周扩展。
中国古代最初的栽培葡萄及其酿酒术是外来的物质文明。
中国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地区是西域新疆。
高昌葡萄酒酿造规模的推测
从葡萄酒的产量、酒租及葡萄的种植面积来看，高昌葡萄酒的酿造有着一定的规模。据研究，高昌时期葡萄田约30余顷，约占高昌垦田900顷的3%～4%。
麴氏高昌时期葡萄酒税的征收特点
麴氏高昌时期，葡萄酒在租佃、买卖、借贷、赋税等经济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占有突出地位，如酒租乃麴氏高昌王朝税制，有一定的管理制度。葡萄酒也是麴氏高昌王国的重要朝贡品。
麴氏高昌葡萄园用葡萄酒纳税，僧俗输租皆可用葡萄酒，其租额为每亩葡萄田交纳葡萄酒3斛。
有学者认为，为避免葡萄酒的污染、变质、败坏，往往采取不定期、不定量的入供方式，即用来缴纳田赋的葡萄酒随时输入随时出供。
阿斯塔那24号墓出土《高昌条列得后入酒斛斗数奏行文书》中有“岁后入酒”的记载。“入酒”，即葡萄园经营户按官府规定向官府交纳的租酒。尽管学者们对“岁后入酒”一词有不同的解读（如吴震先生认为：“此是后入酒，必有前（或先）入酒。入酒据葡萄园。”孙振玉先生认为：“麴氏高昌王国所规定的入酒时间一年分为两次，每年正月和12月；正月为前（或先）入酒，12月为‘后入酒’。”卫斯先生认为：麴氏高昌王国所规定的入酒时间当在“年终岁后”之际，即当年的12月和来年的正月。笔者倾向于卫斯先生的观点），但麴氏高昌葡萄酒税的缴纳，囿于葡萄酿制的时间，却主要集中在当年的12月和来年的正月。
不过，葡萄酒不定期、不定量的入供方式，也启发我们有必要对一些粮食入供账簿文书重新检讨和辨析。
魏晋鄯善国所属凯度多州时期的
酒税
魏晋鄯善国所属凯度多州时期，酒税和粮税一样，是凯度多州时期向农民征收的一项常规税，也是凯度多州时期的一项主要财政来源。官府专门设有收取税酒的酒局，酒局内有专门收取税酒的税吏。酒局收取税酒是以村或百户为单位集中收取的。拖欠税酒不交或交不起，是要以物折价相抵交付的。在拖欠国家税酒（也即酒税）情况下，还产生酒利息。国家通过酒局将税酒收归国有，再通过商运销售到周边地区。葡萄酒还用作交换物。
争议文书
吐鲁番阿斯塔那320号墓出土的《高昌张顺武等葡萄园亩数及租酒帐》是一件麴氏高昌王国的有关葡萄种植方面的经济文书，学术界称之为《租酒帐》。关于其性质，有分歧。
卫斯先生断定此件文书是一份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官府对新老葡萄园主收交租酒时的“年终决算表”。如“无租”，应释为“无人租种”或“无人经营”；“租了”应释为“他人租种了”；“有酒”的本义应为“有租酒”，是要交也可缓交之酒；“得酒”是必须上交之酒；“无酒”即“此次没有租酒任务”；“储酒”之“储”作“贮存”，引申为“结余”解释较为合理；“得酒×姓（半）有××（×××）斛”，“有”字在这里可以引申为“折合或合计”之意；“无桃”即“没有葡萄”。同时反映出麴氏高昌王国官府对葡萄种植业和“租酒”管理方面的一些具体政策与做法。比如“经营自由”，租期满了可以不租，租期中间也可以转租。收成好了，可以“储酒”转抵下年租酒。收成不好，租酒也可以缓至下年再交，遇灾逢难租酒还可以减免。官府在核定“租酒”任务时是根据葡萄园当年的实际经营情况来确定的。
吴震先生说：“储酒当指原贮酒，得酒指新酿的酒，有酒则指现实存有酒数。无租是因故蠲除，租了谓租已纳讫。有桃（葡萄园）无酒，或因园是新辟尚未收获；无桃却有酒者，或是自己无葡萄园（非园主）但从他人夏来者。”
卢向前先生认为，此件文书既与酒租有关，又是一份葡萄种植和葡萄酒储藏、酿造的调查记录。如“无酒”之酒当为无新酿之酒；“储酒”为储存之酒；“有酒”为有新酿之酒；“得酒”为得浆造酒之意，亦含有从他人处得新酿酒之意；“无桃而得酒”说明了得浆造酒之事实。
其实，此件文书是一份葡萄酒的调查记录。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酒经济
人类栽培葡萄、酿造葡萄酒和创造葡萄文化的历史悠久，而中国是世界上葡萄较早栽培地之一。
中国古代的栽培葡萄是外来的物质文明，其原生地在黑海和东地中海沿岸一带及中亚细亚地区。
大约五千年至七千年以前，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南高加索以及中亚地区已开始栽培葡萄和进行葡萄酒的酿制，后来向西传入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各国，向东传播到东亚。
中国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引进大宛葡萄品种，内地葡萄种植的范围开始扩大，
葡萄酒的酿造也开始出现，与葡萄、葡萄酒有关的文化逐渐发展。
在中国，两宋以前，葡萄酿酒产地的扩展、葡萄酿酒技术的传播和葡萄酒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古代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及葡萄文化发展历史的重要内容。
两宋以前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西域（在中国古代，主要包括今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等）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京城地区向四周扩展。
中国古代最初的栽培葡萄及其酿酒术是外来的物质文明。
中国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地区是西域新疆。
高昌葡萄酒酿造规模的推测
从葡萄酒的产量、酒租及葡萄的种植面积来看，高昌葡萄酒的酿造有着一定的规模。据研究，高昌时期葡萄田约30余顷，约占高昌垦田900顷的3%～4%。
麴氏高昌时期葡萄酒税的征收特点
麴氏高昌时期，葡萄酒在租佃、买卖、借贷、赋税等经济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占有突出地位，如酒租乃麴氏高昌王朝税制，有一定的管理制度。葡萄酒也是麴氏高昌王国的重要朝贡品。
麴氏高昌葡萄园用葡萄酒纳税，僧俗输租皆可用葡萄酒，其租额为每亩葡萄田交纳葡萄酒3斛。
有学者认为，为避免葡萄酒的污染、变质、败坏，往往采取不定期、不定量的入供方式，即用来缴纳田赋的葡萄酒随时输入随时出供。
阿斯塔那24号墓出土《高昌条列得后入酒斛斗数奏行文书》中有“岁后入酒”的记载。“入酒”，即葡萄园经营户按官府规定向官府交纳的租酒。尽管学者们对“岁后入酒”一词有不同的解读（如吴震先生认为：“此是后入酒，必有前（或先）入酒。入酒据葡萄园。”孙振玉先生认为：“麴氏高昌王国所规定的入酒时间一年分为两次，每年正月和12月；正月为前（或先）入酒，12月为‘后入酒’。”卫斯先生认为：麴氏高昌王国所规定的入酒时间当在“年终岁后”之际，即当年的12月和来年的正月。笔者倾向于卫斯先生的观点），但麴氏高昌葡萄酒税的缴纳，囿于葡萄酿制的时间，却主要集中在当年的12月和来年的正月。
不过，葡萄酒不定期、不定量的入供方式，也启发我们有必要对一些粮食入供账簿文书重新检讨和辨析。
魏晋鄯善国所属凯度多州时期的
酒税
魏晋鄯善国所属凯度多州时期，酒税和粮税一样，是凯度多州时期向农民征收的一项常规税，也是凯度多州时期的一项主要财政来源。官府专门设有收取税酒的酒局，酒局内有专门收取税酒的税吏。酒局收取税酒是以村或百户为单位集中收取的。拖欠税酒不交或交不起，是要以物折价相抵交付的。在拖欠国家税酒（也即酒税）情况下，还产生酒利息。国家通过酒局将税酒收归国有，再通过商运销售到周边地区。葡萄酒还用作交换物。
争议文书
吐鲁番阿斯塔那320号墓出土的《高昌张顺武等葡萄园亩数及租酒帐》是一件麴氏高昌王国的有关葡萄种植方面的经济文书，学术界称之为《租酒帐》。关于其性质，有分歧。
卫斯先生断定此件文书是一份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官府对新老葡萄园主收交租酒时的“年终决算表”。如“无租”，应释为“无人租种”或“无人经营”；“租了”应释为“他人租种了”；“有酒”的本义应为“有租酒”，是要交也可缓交之酒；“得酒”是必须上交之酒；“无酒”即“此次没有租酒任务”；“储酒”之“储”作“贮存”，引申为“结余”解释较为合理；“得酒×姓（半）有××（×××）斛”，“有”字在这里可以引申为“折合或合计”之意；“无桃”即“没有葡萄”。同时反映出麴氏高昌王国官府对葡萄种植业和“租酒”管理方面的一些具体政策与做法。比如“经营自由”，租期满了可以不租，租期中间也可以转租。收成好了，可以“储酒”转抵下年租酒。收成不好，租酒也可以缓至下年再交，遇灾逢难租酒还可以减免。官府在核定“租酒”任务时是根据葡萄园当年的实际经营情况来确定的。
吴震先生说：“储酒当指原贮酒，得酒指新酿的酒，有酒则指现实存有酒数。无租是因故蠲除，租了谓租已纳讫。有桃（葡萄园）无酒，或因园是新辟尚未收获；无桃却有酒者，或是自己无葡萄园（非园主）但从他人夏来者。”
卢向前先生认为，此件文书既与酒租有关，又是一份葡萄种植和葡萄酒储藏、酿造的调查记录。如“无酒”之酒当为无新酿之酒；“储酒”为储存之酒；“有酒”为有新酿之酒；“得酒”为得浆造酒之意，亦含有从他人处得新酿酒之意；“无桃而得酒”说明了得浆造酒之事实。
其实，此件文书是一份葡萄酒的调查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