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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17岁的我正在台湾屏东中学读书，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毅然离开生活优裕的家庭，独自一人悄然回大陆，从此踏上革命征程。临行前，我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鲁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父亲，您就让儿子去走自己的路吧，他走的是正路，一定能走出个样子来的。”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从那时到现在，已匆匆走过了64个春秋。如今的我，年届耄耋，身体硬朗，儿孙满堂，生活优越，处处得到组织和社会的关怀，还在笔耕不辍。回首走过的路，我欣慰自己当年所作的正确选择，我感谢祖国对我的培育和给与我的一切，也感谢那些在我前进路途中特别是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莫大关怀帮助的组织和朋友。尤其是在那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是有关组织中的健康力量给我正能量，给我保护支持，使我这个“剥削阶级的狗崽子”一次次化险为夷，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回顾这段难忘历史，还得从我的父亲说起。我的父亲袁子琳，江苏徐州人，年轻时投笔从戎，因一些特殊原因，不远千里投奔南昌孙立人，从此一直跟随孙将军，曾经远征缅甸对日作战。父亲从军后，与他的莫逆之交郭影秋（共产党员）一直保持联系，并应郭伯伯要求，将刘云川（另一名共产党员）安排在身边。1947年秋，父亲随部去台湾。刘云川奉郭影秋之命又带助手苗干去台湾做地下工作，他们就住在我家，由我父亲提供掩护和帮助，他们数月后完成任务回了大陆。我决定回来参加革命，就是受了他们的直接影响。父亲的真实身份以及与郭伯伯等人的真实关系是什么，父亲生前没说过，我也没问过。父亲晚年从美国回过国，在家时间很短，接待由北京、上海有关部门安排，有时我也参加陪同，但从不多问。
1949年我一回大陆，便在南京考上了二野的军政大学，毕业后被派往北京军委干校受训，后分配军委上海局工作。参加革命后不久，郭伯伯刘叔叔苗大哥先后与我取得联系。在我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一直给我父亲般的关爱和保护。在“文革”中，他们以及相关组织中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一些领导，为保护我也吃尽了苦头。他们从不说此事，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一些，这也是我虽历经磨难，却始终矢志不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到了军委上海联络局工作后，从此，我进入一个特殊的工作环境，原本要派我到台湾工作。后来，组织上告诉我台湾方面发生了重大变故，原计划暂时取消。最后，组织上安排我进入和平中学任教。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历风霜雨雪，尝遍酸甜苦辣。如今回忆起来，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恍如隔世。今天我还是把它写下来，供留档参考，同时也让我的子孙后代知道我的这一段经历，也许会从中得到某些启示吧。
误反“潮流”惹祸端
早先我曾想做一名教师，1957年“反右”斗争过后各级学校打出不少“右派”，教育战线一时缺了不少教师。此时我被调进上海市和平中学教书了。“和平中学”前身是“圣约翰青年中学”，这是上海有名的中学，这更加使我开心。
这是1958年2月的事，当时“全民大跃进”喊得震天响，教育战线正开始搞教育革命，喊的口号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全民大跃进”，把每个人弄得晕头转向。
初进学校时，我做政治教师，对政治运动，当然要全力投入。政治教师说话当然要讲政治，要讲真话，不能说假话。停课要学生劳动，并在马路上拣废铜烂铁，回来后在校园里烧火炼钢。晚上全校三十多个“高炉”，到处炉火熊熊，校长很是高兴，我却反对。我和校长在突击搞绿化等问题上产生一系列分歧，校长说我反对毛主席的阶级路线，一连串事情说明我和无产阶级唱对台戏，不能再做政治教师了，于是让我改教语文。
1964年，全国学大庆，读毛主席的书，号召大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我为了向党交心，写了一篇思想汇报。我回忆了过去几年的情况，首先表示长期学毛选，思想仍旧没有进步，遇到事，我就想不通。我认为，这几年搞政治运动太多。我说世界上只有中国搞政治运动，苏联老大哥也不搞政治运动，人家生产也上去了，中国仍在落后。我之所以对政治运动不满，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后的各项政治运动弄得我苦不堪言。运动一来，我就违心地批判我的家庭出身，没完没了地清算我身上的阶级烙印。尤其使我恼火的是我辛辛苦苦花了一年多业余时间翻译的一本颇有价值的小说《一个女教师的笔记》，胡风的泥土社也决定给我出版。可“反胡风运动”一来，不但我的文稿被没收，而且我自己也成了胡风分子嫌疑犯！我认为大炼钢铁也是政治运动，没有搞好，害得大家无所事事，学生荒废了学业。我认为“三面红旗”并不“红”，人民公社里已经饿死人了。有人认为“红”色家庭出身的人，是进了“红色保险箱”。我说 “红色保险箱”就是“棺材”。有人发表文章，说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要批判。我说，由此看来人不可“盖棺定论”。现在的好人，好得不得了，说不定将来也会发现他还要被批判。
我这篇书面汇报共数千字，写好后拿给几位教师看，其中有一位我最信任的政治教师。他看了之后，还嘱咐我“此文不可交给党支部领导（即校长），如交上去就拿不回来了”。又说“你应该知道共产党的厉害”。我当时想：这位政治老师怎么这样看共产党，共产党有什么厉害呢？于是我还是交给了校长。
那位政治老师表面上劝我不要交给校长，其实他看了后马上交给校长看了。校长看了后马上拿到长宁区委去，长宁区委在全区中学支部书记每周一次学习会上专门讨论如何抓阶级斗争。我们校长在会上宣读了我的汇报（这个汇报后来被说成是“反党万言书”），大家听了都伸出舌头。学习组的组长是潘泉耀，他大声说：这是一篇很难得的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是反面教材。他嘱咐我们校长：“要好好保存抄写的一本，把原件还给袁雪尘，要稳住他，不要惊吓他，等到运动来了再算账。”
风暴袭来，向军委求援
后来，区委的那个潘泉耀同志调来和平中学当校长兼支书，他来校后对我特别“客气”，这是为了“稳住”我。不久“文革”开始了，潘校长便毫不迟疑地把我抛了出来。 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如狂风暴雨在全国开展了起来。6月4日这天下午和平中学的潘书记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声嘶力竭地号召革命小将们写大字报，揭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这天起，潘书记先后四次在区里的学习小组会上（他仍是组长）介绍我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情况，他说他调到这个学校后就花力气向群众了解我的表现。最初，群众反映说语文教研组办的黑板报上有文章说我是当今的活雷锋，要求人人学习，有些人还蒙在鼓里。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支部一号召，革命小将就行动起来，越揭越深，除了先前校长念的“反党万言书”以外，又有新的内容。
6月4日是星期六，下午我和全班学生写了一会儿大字报就回家了。学生都继续留在学校里写。星期一早晨，我又第一个来到学校。一看，全校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大部分內容都是揭发我的。我再到语文组一看，那门口的黑板报上，昨天刚刊出的《向活雷锋袁某某学习》的文章上，被用红色粉笔打了一个大大的“×”字。旁边还用红粉笔写了一句：“把写这篇稿子的家伙揪出来！”看到这里，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两眼一黑，感到“大难临头了！”
我赶快回到家里。这时爱人已去学校上班，我在方桌上留给她一个条子，告诉她学校已经开始围攻我，我要到北京告状。接着我就坐火车先到南京找苗干商量。到南京后，苗干说，南京也很乱。并说我这时不宜去北京，北京比南京还乱。又说郭影秋本来在南大，可是几年前就调到北京的人民大学。现在南大校长是匡亚明，此人已被学生贴大字报揪出来了。苗干叫我回上海，要经得起这次冲击，中央军委不会对你不管。这样我又惶惶不安回来了。我硬着头皮回到和平中学。这已是星期二的早晨，学校里乱哄哄的。潘校长问我：“昨天跑到哪里去了？”我坦白说：“去南京了。”他说：“你去找匡亚明是不？他没法接待你，所以你回来了。告诉你，有问题就老实交代，别想逃，你是逃不掉的。到处是革命群众，你逃得了吗？现在赶快进你的教室。”我进了教室，学生又不来上课，见黑板上写着：“袁某某必须老实交代！”我没法待下去，就回到语文组。老师们谁也不理我。一会儿，党支部通过高音喇叭宣布各个教研组教师开会学习，谈大字报……
闹闹哄哄两天后，鉴于火药味越来越浓，我感到压力很重，我和爱人决定向军委求援，晚上给军委有关机关拍了电报：“袁某某病重。”两天后一个晚上，军委上海局的两位同志来我家，听了我们叙述，指示我：“认真看大字报，对任何批评都不要反击。要保持沉默，在任何情况下，注意‘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提你父亲的事，不要提父亲和郭影秋的关系。郭影秋现在北京，也在抓文化大革命”。他们还告诉我现在不上课了，不如坐在办公室里写“检查”。又过了两天，在一片乱哄哄的声音中，有人通知我去支部办公室。这是一座小楼，只有两层。我上楼后，潘书记正在和几位老师研究什么问题。见我来了便指向房间一角的小门说：“你上去。”这时我才知道，这小楼上面还有个小阁楼。我上去一看，有两个人坐在那里等候。我仔细一看，其中一人是军委的老张同志，另一位是上海局的一位几天前到我家来的老李。我顿时十分高兴，很明显我得救了。这两位同志态度十分严肃。老张同志先开口：“我们接到你的电报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组织上很关心你的处境，我已经到过市委，今天又来到区委，你们学校党支部给我看了你的万言书，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写出那么反动的话，那叫‘思想汇报’？有你这样汇报思想的吗？一开头你就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读毛选对自己不起作用。接下来你什么都反对，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各项政治运动，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感情昭然若揭。如果郭影秋看了你的万言书，非打你耳光不可！他是你父亲的好朋友，他可以打你，可我们不可以打。我们现在可以设法叫他们给你处分得轻一些。当然，我们表了态，他们不会给你太重的处分。不过，这得看你的表现。你现在要做的是：第一，态度老实，认真地看大字报，认真地检查自己，写成书面检查，先交给我看看。第二，对大字报揭发的问题，不作任何反击或说明。”我问：“那么说我喊‘中华民国万岁’我也承认吗？”老张看看老李，老李回答我：“你只要说‘我有罪’就行了。”
老张又说：“记住，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即使挨了打，哪怕被打死，也不能提你父亲的事。当然，武斗的事，我们请你们支部的领导管一管，支部要负责的。”老李最后补充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来过了就万事大吉了。我们今天只是对你打个招呼，运动才刚刚开始，以后还要往纵深发展。你本身的问题是严重的，群众究竟怎么对待你，你要有充分思想准备。没有人把你的真实情况摊给群众，群众仍旧把你当作现行反革命，你得忍着……”
保护伞下绝处逢生，躲过数劫
潘书记本来要把我列为重案要案，区里相信了他的报告，已把我列在全区十多所中学里揪出的三十六名现行反革命的名单中。区委书记已在这个反革命名单上签了名，盖了章，只等市委一声令下，就将我们这一小撮人逮捕法办。我这名重案大案罪犯至少也要判上二十年徒刑。
谁知“霹雳”一声，这个重案大案竟是个“错案”。现在上面交给潘书记的任务是保护我的安全，因此，潘书记煞费苦心做“革命小将”的工作，暗中阻止了小将们针对我的“过激”行为，实际上保护了我的安全。
当时，全校一共揪出十三个“牛鬼蛇神”组成了“牛队”。这些老师在“革命小将”的专政下，一天到晚被唤来呼去，监督劳动。11月，上海市委发通告，要各中学师生下乡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学生议论着，决定把“牛队”带到乡下去，和贫下中农一同批斗。对此，我十分恐慌。学校的校长和支部书记是不下乡的，学生和贫下中农一起斗“牛鬼”，难免会用铁铲打我们，那样我还会有活路吗？
我赶快将这种担心向军委有关单位的“老李”报告，老李答应想办法。时隔两天，市委又发出通告：为了让革命师生好好劳动，不受干扰，各校一律不带“牛鬼蛇神”下乡，必须让这些人在原单位监督劳动。我又躲过一劫。
11月底，中央发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命令停止党的组织生活，各级领导一律靠边，把造反权力交给群众。这又使我十分恐慌。本来从市委到学校各级领导都在保护我，如今他们都靠了边，就没有人保护我了，这如何是好？ 我赶快和有关组织联系，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这里也在搞运动，无暇照顾你，你就按照过去对你的指示好自为之吧！” 我颓丧到了极点。然而学生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斗走资派，而放掉了一切“牛鬼蛇神”，因为这些“牛鬼”都是教师群众。因此，我被“解放”了！ 后来，上海冷轧带钢厂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和平中学。“工宣队”是“钦差”，是“太上皇”。他们进校后，十分霸道，一切事情都是“工宣队”说了算。 “工宣队”很快宣布，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隔离审查。我以为我作为第二号“牛鬼”，隔离是无疑的，然而结果没有轮到我。恰巧这时香港寄来一封信给我，这是我的学生转来父亲的信，也就是要我转给郭影秋的信（当年因为我的出走，父亲被怀疑“通匪”，被捕入狱。出狱后千方百计打听到我在某中学教书，终于取得联系。此后我成为父亲和郭影秋联系的桥梁）我没有拆开，原封不动地拿给“工宣队”的领导，并说：“这是我父亲通过香港转来的信。这是写给党中央的，我没有权力拆。过去我总是套个信封，寄给党中央，可是现在党中央很乱，我不知道应该寄给谁，只好交你们处理。谁拆谁负责。”工宣队”领导接过信，没说任何话，后来始终没提这件事。
大家都预料我会被隔离审查，但是我始终没被隔离。不仅如此，到1969年春，学校又开始招生，要求“复课闹革命”。我被任命为班主任，带一个班级。我又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我带的班级为全校最守纪律的，因此还要我作经验介绍。
1970年，掀起“一打三反”运动，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工宣队”的指导员在全校大会上作动员，接着就有学生贴了我的小字报。那位政治老师也在饭厅里贴了一张大字报，写道：“把袁某某先生请出来。”很明显，揪我的时候到了。果然，两天后，7月14日下午，在阶梯教室召开了全体教工大会，我班的学生也参加了。 “校革会”副主任掌握会议，没有工宣队的人参加。这个副主任宣布了我的“反动言论”（都是炒冷饭），接着有几个学生发言揭发，最后宣布我“停职，检查”。我被推进了一间小屋，要我写检查。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工宣队怎么不管？本来工宣队一进校，校革会就靠边了，现在校革会为什么又掌权了？把我关起来可为什么没有人看管，也不锁上门？说要我写检查，可又没有人督促？放学时，我照常回家，也没有人拦住我。第二天，宣布开斗争大会。全校师生集中在大礼堂，场面热烈，情绪激昂，口号震天，一片“打倒”之声。发言批判的人一个接一个，都是学生和老师，却没有工宣队的声音。大会结束时，工宣队连长讲话，说这个会开得很好，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我们工宣队支持你们”。
袁某某终于挨斗了。全校师生都这样认为。而我觉得轻松，以为“太上皇”并没亲手抓这件事。他们只是支持校革会。怎样支持呢？把我的班主任撤掉，送到工宣队的工厂去劳动。实际上我又得到了保护。
劳动了几个月，到第二年1971年春，开“宽严大会”。会上宣布我在劳动中表现还好，有“认罪”的表现，因此定性为“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今后交群众监督劳动，没扣任何帽子。这就是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我自由了。散会后，我立刻到工宣队办公室，请假回徐州看望祖母。
我回到徐州乡下，祖母这时住在镇上我的姑母家。农村生活很苦，但我的祖母却吃着每月25斤的商品细粮。烧柴方面，当时每个人每月供30斤煤，而公社给我祖母送来九百斤。一个地主婆何以受到如此良好的待遇？当然是从中央到省、县，再到公社，一条红线通下来，要照顾这位老太婆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但是对外不能这样说，因为我父亲是“反动军官”。各级领导被告知的是：“这位老太太的孙子袁某某在上海，他原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干部。”
“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中期，原先靠边的各级干部有许多被吸收进领导班子。和平中学的潘书记也被结合了，做了支部副书记。1972年暑期，潘书记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诚恳地对我说：“我们对你的问题很重视，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我们向有关人员做广泛的调查，搞清楚不少问题。例如‘中华民国万岁’问题，那是你在讲课中讲到的‘同音字’。你说你在台湾画过一幅漫画《中华民国万税》，不是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怎么能说你有罪呢？还有其他问题也搞清啦。因此把你的严重政治错误改为一般政治错误。”这一改使我感到轻松许多。第二年到1973年暑假前潘书记又把我叫到党支部办公室，友好地说：“工厂里的老师傅们反映你劳动很好。我们又进一步研究了你的《万言书》，觉得有些话也是事实，没有反党的意思，因此，你的“性质’又改为‘有错误言论’。好啦，至今看来，你没有错误，因此给你恢复工作，再让你做班主任。”
父亲和郭影秋久别重逢，
得知我倍受保护的原因
“文革”结束后，我再和香港的学生联系。希望再通过他和我父亲取得联系（已经十年没有联系了），但未有回音。1977年我们语文组的王葆瑛老师有一天忽然说她的表姐从香港回来，给她带来手表等。我突然想到机会来了，何不通过她的表姐和我父亲通信。经过商量，她终于同意了。于是从此又打通了我与父亲的联系，亦即是父亲与郭伯伯的联系。以后不但是通信，而且请这位表姐给我父亲带东西，先后有药酒、珍珠粉、茶叶等等。后来父亲嘱咐我别再带东西，太麻烦人家不好。在此期间，王老师的儿子英文功课太差，要我帮助他补习，于是我常到王家去上课。
1985年5月，父亲终于设法绕道美国，回国探亲访友。5月25曰，父亲来到上海，军委命上海局接待。父亲和继母被接到上海最有名的饭店——锦江饭店，住的是总统套房。刘云川带领中央的几位同志来到上海迎接父亲。后来刘云川把父亲接到北京去会见郭影秋，这时郭影秋已被“文革”夺去了一条腿，正以人民大学名誉校长的身份住在医院。两位老朋友久别重逢，悲喜交加，挥泪长谈。郭影秋首先向父亲道歉的是共产党镇压了父亲最心爱的弟弟袁子贞。1951年他在川南曾收到我的信，信的内容是我的四叔在云南被捕，要他想办法救我四叔。当时通讯很困难，四叔的朋友写信给我要十几天才能收到，我马上写信给郭，又多花了十几天，等郭和云南重联系时，又花了十几天，那时，云南的公安部门已经将四叔镇压了。这使他非常懊恼，他说：“我没有保护好你的爱弟。从那以后，我想，我必须花一切力量保护好你的儿子，决不能再出任何问题。”这就是我在六十多年中备受保护的缘由。父亲告诉我：“你郭伯伯很喜欢你，尽管你们不在一起，他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他说你工作一直很好，当然也说了你的缺点。”不过他又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则勿惮改，善莫大焉！”我洗耳恭听父亲转达郭伯伯的谆谆教导。
往事并不如烟，一切历历在目。“文革”中，因为我父亲的事造反派审讯郭影秋时，郭坚持说“我无权回答”。因此受到更激烈的冲击，甚至他的脚上生了毒疮也不给予很好的医治，以至发展到后来无法医治，不得不将整个一条腿锯掉。刘云川也是因为我父亲的事而被造反派打伤了腿，苗干则被打断两根肋骨，又打掉两颗门牙。惟独我这个大案要案的关键嫌疑人却由于上面的保护，一根红线通到底，便幸免于难。据当时中共长宁区委书记贾晋同志和区委组织部长王文敬同志于若干年后对我说：“当时上面来人打了招呼后，区委便责成区委副书记肖湘同志负责我的安全，暗中保护。于是肖湘与和平中学党支部加强了联系。”其实先前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为了把我打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现在却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打”变为“保”，确实棘手，但上面的命令是不容有丝毫懈怠的，他们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保护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先前他们在位掌权时，红卫兵抄家，从我家中抄出大批“可疑”信件交给了组织。后来他们都靠了边，受到红卫兵冲击，这时红卫兵要向他们讨还这些信件，想从中搜寻蛛丝马迹，这时肖湘便拼命保护这些信件，为此受到更猛烈的冲击，后来他终于心力交瘁，卧床不起，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我的安全。得知我的安全已无问题时，方才安然去世。当我听说了这些细节时，十分感动，我就是在这样的同志的保护下过关的。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从那时到现在，已匆匆走过了64个春秋。如今的我，年届耄耋，身体硬朗，儿孙满堂，生活优越，处处得到组织和社会的关怀，还在笔耕不辍。回首走过的路，我欣慰自己当年所作的正确选择，我感谢祖国对我的培育和给与我的一切，也感谢那些在我前进路途中特别是在我遇到困难时给我莫大关怀帮助的组织和朋友。尤其是在那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是有关组织中的健康力量给我正能量，给我保护支持，使我这个“剥削阶级的狗崽子”一次次化险为夷，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回顾这段难忘历史，还得从我的父亲说起。我的父亲袁子琳，江苏徐州人，年轻时投笔从戎，因一些特殊原因，不远千里投奔南昌孙立人，从此一直跟随孙将军，曾经远征缅甸对日作战。父亲从军后，与他的莫逆之交郭影秋（共产党员）一直保持联系，并应郭伯伯要求，将刘云川（另一名共产党员）安排在身边。1947年秋，父亲随部去台湾。刘云川奉郭影秋之命又带助手苗干去台湾做地下工作，他们就住在我家，由我父亲提供掩护和帮助，他们数月后完成任务回了大陆。我决定回来参加革命，就是受了他们的直接影响。父亲的真实身份以及与郭伯伯等人的真实关系是什么，父亲生前没说过，我也没问过。父亲晚年从美国回过国，在家时间很短，接待由北京、上海有关部门安排，有时我也参加陪同，但从不多问。
1949年我一回大陆，便在南京考上了二野的军政大学，毕业后被派往北京军委干校受训，后分配军委上海局工作。参加革命后不久，郭伯伯刘叔叔苗大哥先后与我取得联系。在我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一直给我父亲般的关爱和保护。在“文革”中，他们以及相关组织中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一些领导，为保护我也吃尽了苦头。他们从不说此事，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一些，这也是我虽历经磨难，却始终矢志不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到了军委上海联络局工作后，从此，我进入一个特殊的工作环境，原本要派我到台湾工作。后来，组织上告诉我台湾方面发生了重大变故，原计划暂时取消。最后，组织上安排我进入和平中学任教。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历风霜雨雪，尝遍酸甜苦辣。如今回忆起来，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恍如隔世。今天我还是把它写下来，供留档参考，同时也让我的子孙后代知道我的这一段经历，也许会从中得到某些启示吧。
误反“潮流”惹祸端
早先我曾想做一名教师，1957年“反右”斗争过后各级学校打出不少“右派”，教育战线一时缺了不少教师。此时我被调进上海市和平中学教书了。“和平中学”前身是“圣约翰青年中学”，这是上海有名的中学，这更加使我开心。
这是1958年2月的事，当时“全民大跃进”喊得震天响，教育战线正开始搞教育革命，喊的口号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全民大跃进”，把每个人弄得晕头转向。
初进学校时，我做政治教师，对政治运动，当然要全力投入。政治教师说话当然要讲政治，要讲真话，不能说假话。停课要学生劳动，并在马路上拣废铜烂铁，回来后在校园里烧火炼钢。晚上全校三十多个“高炉”，到处炉火熊熊，校长很是高兴，我却反对。我和校长在突击搞绿化等问题上产生一系列分歧，校长说我反对毛主席的阶级路线，一连串事情说明我和无产阶级唱对台戏，不能再做政治教师了，于是让我改教语文。
1964年，全国学大庆，读毛主席的书，号召大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我为了向党交心，写了一篇思想汇报。我回忆了过去几年的情况，首先表示长期学毛选，思想仍旧没有进步，遇到事，我就想不通。我认为，这几年搞政治运动太多。我说世界上只有中国搞政治运动，苏联老大哥也不搞政治运动，人家生产也上去了，中国仍在落后。我之所以对政治运动不满，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后的各项政治运动弄得我苦不堪言。运动一来，我就违心地批判我的家庭出身，没完没了地清算我身上的阶级烙印。尤其使我恼火的是我辛辛苦苦花了一年多业余时间翻译的一本颇有价值的小说《一个女教师的笔记》，胡风的泥土社也决定给我出版。可“反胡风运动”一来，不但我的文稿被没收，而且我自己也成了胡风分子嫌疑犯！我认为大炼钢铁也是政治运动，没有搞好，害得大家无所事事，学生荒废了学业。我认为“三面红旗”并不“红”，人民公社里已经饿死人了。有人认为“红”色家庭出身的人，是进了“红色保险箱”。我说 “红色保险箱”就是“棺材”。有人发表文章，说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要批判。我说，由此看来人不可“盖棺定论”。现在的好人，好得不得了，说不定将来也会发现他还要被批判。
我这篇书面汇报共数千字，写好后拿给几位教师看，其中有一位我最信任的政治教师。他看了之后，还嘱咐我“此文不可交给党支部领导（即校长），如交上去就拿不回来了”。又说“你应该知道共产党的厉害”。我当时想：这位政治老师怎么这样看共产党，共产党有什么厉害呢？于是我还是交给了校长。
那位政治老师表面上劝我不要交给校长，其实他看了后马上交给校长看了。校长看了后马上拿到长宁区委去，长宁区委在全区中学支部书记每周一次学习会上专门讨论如何抓阶级斗争。我们校长在会上宣读了我的汇报（这个汇报后来被说成是“反党万言书”），大家听了都伸出舌头。学习组的组长是潘泉耀，他大声说：这是一篇很难得的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是反面教材。他嘱咐我们校长：“要好好保存抄写的一本，把原件还给袁雪尘，要稳住他，不要惊吓他，等到运动来了再算账。”
风暴袭来，向军委求援
后来，区委的那个潘泉耀同志调来和平中学当校长兼支书，他来校后对我特别“客气”，这是为了“稳住”我。不久“文革”开始了，潘校长便毫不迟疑地把我抛了出来。 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如狂风暴雨在全国开展了起来。6月4日这天下午和平中学的潘书记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声嘶力竭地号召革命小将们写大字报，揭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这天起，潘书记先后四次在区里的学习小组会上（他仍是组长）介绍我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情况，他说他调到这个学校后就花力气向群众了解我的表现。最初，群众反映说语文教研组办的黑板报上有文章说我是当今的活雷锋，要求人人学习，有些人还蒙在鼓里。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支部一号召，革命小将就行动起来，越揭越深，除了先前校长念的“反党万言书”以外，又有新的内容。
6月4日是星期六，下午我和全班学生写了一会儿大字报就回家了。学生都继续留在学校里写。星期一早晨，我又第一个来到学校。一看，全校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大部分內容都是揭发我的。我再到语文组一看，那门口的黑板报上，昨天刚刊出的《向活雷锋袁某某学习》的文章上，被用红色粉笔打了一个大大的“×”字。旁边还用红粉笔写了一句：“把写这篇稿子的家伙揪出来！”看到这里，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两眼一黑，感到“大难临头了！”
我赶快回到家里。这时爱人已去学校上班，我在方桌上留给她一个条子，告诉她学校已经开始围攻我，我要到北京告状。接着我就坐火车先到南京找苗干商量。到南京后，苗干说，南京也很乱。并说我这时不宜去北京，北京比南京还乱。又说郭影秋本来在南大，可是几年前就调到北京的人民大学。现在南大校长是匡亚明，此人已被学生贴大字报揪出来了。苗干叫我回上海，要经得起这次冲击，中央军委不会对你不管。这样我又惶惶不安回来了。我硬着头皮回到和平中学。这已是星期二的早晨，学校里乱哄哄的。潘校长问我：“昨天跑到哪里去了？”我坦白说：“去南京了。”他说：“你去找匡亚明是不？他没法接待你，所以你回来了。告诉你，有问题就老实交代，别想逃，你是逃不掉的。到处是革命群众，你逃得了吗？现在赶快进你的教室。”我进了教室，学生又不来上课，见黑板上写着：“袁某某必须老实交代！”我没法待下去，就回到语文组。老师们谁也不理我。一会儿，党支部通过高音喇叭宣布各个教研组教师开会学习，谈大字报……
闹闹哄哄两天后，鉴于火药味越来越浓，我感到压力很重，我和爱人决定向军委求援，晚上给军委有关机关拍了电报：“袁某某病重。”两天后一个晚上，军委上海局的两位同志来我家，听了我们叙述，指示我：“认真看大字报，对任何批评都不要反击。要保持沉默，在任何情况下，注意‘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提你父亲的事，不要提父亲和郭影秋的关系。郭影秋现在北京，也在抓文化大革命”。他们还告诉我现在不上课了，不如坐在办公室里写“检查”。又过了两天，在一片乱哄哄的声音中，有人通知我去支部办公室。这是一座小楼，只有两层。我上楼后，潘书记正在和几位老师研究什么问题。见我来了便指向房间一角的小门说：“你上去。”这时我才知道，这小楼上面还有个小阁楼。我上去一看，有两个人坐在那里等候。我仔细一看，其中一人是军委的老张同志，另一位是上海局的一位几天前到我家来的老李。我顿时十分高兴，很明显我得救了。这两位同志态度十分严肃。老张同志先开口：“我们接到你的电报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组织上很关心你的处境，我已经到过市委，今天又来到区委，你们学校党支部给我看了你的万言书，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写出那么反动的话，那叫‘思想汇报’？有你这样汇报思想的吗？一开头你就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读毛选对自己不起作用。接下来你什么都反对，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各项政治运动，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感情昭然若揭。如果郭影秋看了你的万言书，非打你耳光不可！他是你父亲的好朋友，他可以打你，可我们不可以打。我们现在可以设法叫他们给你处分得轻一些。当然，我们表了态，他们不会给你太重的处分。不过，这得看你的表现。你现在要做的是：第一，态度老实，认真地看大字报，认真地检查自己，写成书面检查，先交给我看看。第二，对大字报揭发的问题，不作任何反击或说明。”我问：“那么说我喊‘中华民国万岁’我也承认吗？”老张看看老李，老李回答我：“你只要说‘我有罪’就行了。”
老张又说：“记住，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即使挨了打，哪怕被打死，也不能提你父亲的事。当然，武斗的事，我们请你们支部的领导管一管，支部要负责的。”老李最后补充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来过了就万事大吉了。我们今天只是对你打个招呼，运动才刚刚开始，以后还要往纵深发展。你本身的问题是严重的，群众究竟怎么对待你，你要有充分思想准备。没有人把你的真实情况摊给群众，群众仍旧把你当作现行反革命，你得忍着……”
保护伞下绝处逢生，躲过数劫
潘书记本来要把我列为重案要案，区里相信了他的报告，已把我列在全区十多所中学里揪出的三十六名现行反革命的名单中。区委书记已在这个反革命名单上签了名，盖了章，只等市委一声令下，就将我们这一小撮人逮捕法办。我这名重案大案罪犯至少也要判上二十年徒刑。
谁知“霹雳”一声，这个重案大案竟是个“错案”。现在上面交给潘书记的任务是保护我的安全，因此，潘书记煞费苦心做“革命小将”的工作，暗中阻止了小将们针对我的“过激”行为，实际上保护了我的安全。
当时，全校一共揪出十三个“牛鬼蛇神”组成了“牛队”。这些老师在“革命小将”的专政下，一天到晚被唤来呼去，监督劳动。11月，上海市委发通告，要各中学师生下乡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学生议论着，决定把“牛队”带到乡下去，和贫下中农一同批斗。对此，我十分恐慌。学校的校长和支部书记是不下乡的，学生和贫下中农一起斗“牛鬼”，难免会用铁铲打我们，那样我还会有活路吗？
我赶快将这种担心向军委有关单位的“老李”报告，老李答应想办法。时隔两天，市委又发出通告：为了让革命师生好好劳动，不受干扰，各校一律不带“牛鬼蛇神”下乡，必须让这些人在原单位监督劳动。我又躲过一劫。
11月底，中央发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命令停止党的组织生活，各级领导一律靠边，把造反权力交给群众。这又使我十分恐慌。本来从市委到学校各级领导都在保护我，如今他们都靠了边，就没有人保护我了，这如何是好？ 我赶快和有关组织联系，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这里也在搞运动，无暇照顾你，你就按照过去对你的指示好自为之吧！” 我颓丧到了极点。然而学生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斗走资派，而放掉了一切“牛鬼蛇神”，因为这些“牛鬼”都是教师群众。因此，我被“解放”了！ 后来，上海冷轧带钢厂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和平中学。“工宣队”是“钦差”，是“太上皇”。他们进校后，十分霸道，一切事情都是“工宣队”说了算。 “工宣队”很快宣布，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隔离审查。我以为我作为第二号“牛鬼”，隔离是无疑的，然而结果没有轮到我。恰巧这时香港寄来一封信给我，这是我的学生转来父亲的信，也就是要我转给郭影秋的信（当年因为我的出走，父亲被怀疑“通匪”，被捕入狱。出狱后千方百计打听到我在某中学教书，终于取得联系。此后我成为父亲和郭影秋联系的桥梁）我没有拆开，原封不动地拿给“工宣队”的领导，并说：“这是我父亲通过香港转来的信。这是写给党中央的，我没有权力拆。过去我总是套个信封，寄给党中央，可是现在党中央很乱，我不知道应该寄给谁，只好交你们处理。谁拆谁负责。”工宣队”领导接过信，没说任何话，后来始终没提这件事。
大家都预料我会被隔离审查，但是我始终没被隔离。不仅如此，到1969年春，学校又开始招生，要求“复课闹革命”。我被任命为班主任，带一个班级。我又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我带的班级为全校最守纪律的，因此还要我作经验介绍。
1970年，掀起“一打三反”运动，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工宣队”的指导员在全校大会上作动员，接着就有学生贴了我的小字报。那位政治老师也在饭厅里贴了一张大字报，写道：“把袁某某先生请出来。”很明显，揪我的时候到了。果然，两天后，7月14日下午，在阶梯教室召开了全体教工大会，我班的学生也参加了。 “校革会”副主任掌握会议，没有工宣队的人参加。这个副主任宣布了我的“反动言论”（都是炒冷饭），接着有几个学生发言揭发，最后宣布我“停职，检查”。我被推进了一间小屋，要我写检查。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工宣队怎么不管？本来工宣队一进校，校革会就靠边了，现在校革会为什么又掌权了？把我关起来可为什么没有人看管，也不锁上门？说要我写检查，可又没有人督促？放学时，我照常回家，也没有人拦住我。第二天，宣布开斗争大会。全校师生集中在大礼堂，场面热烈，情绪激昂，口号震天，一片“打倒”之声。发言批判的人一个接一个，都是学生和老师，却没有工宣队的声音。大会结束时，工宣队连长讲话，说这个会开得很好，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我们工宣队支持你们”。
袁某某终于挨斗了。全校师生都这样认为。而我觉得轻松，以为“太上皇”并没亲手抓这件事。他们只是支持校革会。怎样支持呢？把我的班主任撤掉，送到工宣队的工厂去劳动。实际上我又得到了保护。
劳动了几个月，到第二年1971年春，开“宽严大会”。会上宣布我在劳动中表现还好，有“认罪”的表现，因此定性为“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今后交群众监督劳动，没扣任何帽子。这就是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我自由了。散会后，我立刻到工宣队办公室，请假回徐州看望祖母。
我回到徐州乡下，祖母这时住在镇上我的姑母家。农村生活很苦，但我的祖母却吃着每月25斤的商品细粮。烧柴方面，当时每个人每月供30斤煤，而公社给我祖母送来九百斤。一个地主婆何以受到如此良好的待遇？当然是从中央到省、县，再到公社，一条红线通下来，要照顾这位老太婆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但是对外不能这样说，因为我父亲是“反动军官”。各级领导被告知的是：“这位老太太的孙子袁某某在上海，他原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干部。”
“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中期，原先靠边的各级干部有许多被吸收进领导班子。和平中学的潘书记也被结合了，做了支部副书记。1972年暑期，潘书记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诚恳地对我说：“我们对你的问题很重视，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我们向有关人员做广泛的调查，搞清楚不少问题。例如‘中华民国万岁’问题，那是你在讲课中讲到的‘同音字’。你说你在台湾画过一幅漫画《中华民国万税》，不是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怎么能说你有罪呢？还有其他问题也搞清啦。因此把你的严重政治错误改为一般政治错误。”这一改使我感到轻松许多。第二年到1973年暑假前潘书记又把我叫到党支部办公室，友好地说：“工厂里的老师傅们反映你劳动很好。我们又进一步研究了你的《万言书》，觉得有些话也是事实，没有反党的意思，因此，你的“性质’又改为‘有错误言论’。好啦，至今看来，你没有错误，因此给你恢复工作，再让你做班主任。”
父亲和郭影秋久别重逢，
得知我倍受保护的原因
“文革”结束后，我再和香港的学生联系。希望再通过他和我父亲取得联系（已经十年没有联系了），但未有回音。1977年我们语文组的王葆瑛老师有一天忽然说她的表姐从香港回来，给她带来手表等。我突然想到机会来了，何不通过她的表姐和我父亲通信。经过商量，她终于同意了。于是从此又打通了我与父亲的联系，亦即是父亲与郭伯伯的联系。以后不但是通信，而且请这位表姐给我父亲带东西，先后有药酒、珍珠粉、茶叶等等。后来父亲嘱咐我别再带东西，太麻烦人家不好。在此期间，王老师的儿子英文功课太差，要我帮助他补习，于是我常到王家去上课。
1985年5月，父亲终于设法绕道美国，回国探亲访友。5月25曰，父亲来到上海，军委命上海局接待。父亲和继母被接到上海最有名的饭店——锦江饭店，住的是总统套房。刘云川带领中央的几位同志来到上海迎接父亲。后来刘云川把父亲接到北京去会见郭影秋，这时郭影秋已被“文革”夺去了一条腿，正以人民大学名誉校长的身份住在医院。两位老朋友久别重逢，悲喜交加，挥泪长谈。郭影秋首先向父亲道歉的是共产党镇压了父亲最心爱的弟弟袁子贞。1951年他在川南曾收到我的信，信的内容是我的四叔在云南被捕，要他想办法救我四叔。当时通讯很困难，四叔的朋友写信给我要十几天才能收到，我马上写信给郭，又多花了十几天，等郭和云南重联系时，又花了十几天，那时，云南的公安部门已经将四叔镇压了。这使他非常懊恼，他说：“我没有保护好你的爱弟。从那以后，我想，我必须花一切力量保护好你的儿子，决不能再出任何问题。”这就是我在六十多年中备受保护的缘由。父亲告诉我：“你郭伯伯很喜欢你，尽管你们不在一起，他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他说你工作一直很好，当然也说了你的缺点。”不过他又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则勿惮改，善莫大焉！”我洗耳恭听父亲转达郭伯伯的谆谆教导。
往事并不如烟，一切历历在目。“文革”中，因为我父亲的事造反派审讯郭影秋时，郭坚持说“我无权回答”。因此受到更激烈的冲击，甚至他的脚上生了毒疮也不给予很好的医治，以至发展到后来无法医治，不得不将整个一条腿锯掉。刘云川也是因为我父亲的事而被造反派打伤了腿，苗干则被打断两根肋骨，又打掉两颗门牙。惟独我这个大案要案的关键嫌疑人却由于上面的保护，一根红线通到底，便幸免于难。据当时中共长宁区委书记贾晋同志和区委组织部长王文敬同志于若干年后对我说：“当时上面来人打了招呼后，区委便责成区委副书记肖湘同志负责我的安全，暗中保护。于是肖湘与和平中学党支部加强了联系。”其实先前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为了把我打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现在却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打”变为“保”，确实棘手，但上面的命令是不容有丝毫懈怠的，他们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保护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先前他们在位掌权时，红卫兵抄家，从我家中抄出大批“可疑”信件交给了组织。后来他们都靠了边，受到红卫兵冲击，这时红卫兵要向他们讨还这些信件，想从中搜寻蛛丝马迹，这时肖湘便拼命保护这些信件，为此受到更猛烈的冲击，后来他终于心力交瘁，卧床不起，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我的安全。得知我的安全已无问题时，方才安然去世。当我听说了这些细节时，十分感动，我就是在这样的同志的保护下过关的。